临泉王看美男子杀人

當“意見領袖”一詞引發大陸知識分子之間的内讧時，作爲當事人的王怡在雲淡風輕的成都寫下了“‘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另外50人”。我坐在終年無雪的南方孤島，靜靜地翻閱王怡的文字，聊以紀念曾經關天曾經茶舍的一段歲月。王怡成名于網絡（我最初與他相識是在《天涯》雜志的論壇“天涯縱橫裏”）。故他的文章帶有強烈的網文風格，以驚豔的題目讓人産生閱讀的欲望。譬如談電影《蘭陵王》，用的标題是“看美男子殺人”；談《青蛇》，用的标題是“人妖之間的法海與嶽飛”；談《發條橙》，用的标題是“小流氓阿曆克斯和我的紅衛兵母親”。猛眼看去，王怡的文章很有一點嘩腥櫟奈兜溃欢氉x其内文，不禁拍案叫絕，天底下竟有如此文章。俗話說：酒香也怕巷子深，好文章更不應該埋沒于如潮的網絡灌水之中。有斯人，必有斯文。

通常關于“我看電影”的文字一般有兩種寫法。一種是對電影本身的探讨，譬如演員演技如何、導演水準如何、演員是否漂亮、性感等等；另一種則是由電影談起，卻扯到别的地方，說好聽一點是從電影生發出去的筆墨；說不好聽的話就是離題萬裏，讓人生發出一種“你居然敢這樣看電影的”的憤怒與恐懼（恐懼是因爲别人看到了你從未想到過的一些東西）。王怡的《載滿鵝的火車——我看電影》就屬于後一種“我看電影”的寫法，但王怡走的更遠，電影僅僅成爲他手中的道具，正如上海學者張遠山先生在序中所說的那樣：“王怡究竟看過些什麽電影是不重要的，我覺得即便他看到的是另外一些電影，他也可能從中引發出類似的思想。”六經注我，有的人從一個故事中看見一千個故事，偏偏王怡是從一千個故事裏看見一個故事。

這樣的觀影記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在這種筆墨之中我們隻看到一個堅定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思想火花，他以網絡爲媒介（書中文章基本上首發在“天涯社區·關天茶舍論壇”），化電影評論爲投槍，以個人性的文字爲匕首，痛快淋漓地抒寫個人對世界的所思所想--内中不乏對自由、正義、宗教等宏大叙事的質疑與反省。我不是太喜歡看電影，所以王怡所講述的電影背景對于我來說簡直就是一片空白，但我能夠讀懂這些講述電影的文字，我也不打算再去尋找這些電影來看，我隻是希望能夠尋找到形成于電影後面的思想根源，那種特立獨行的自由風骨，那種無拘無束的戲拟精神。

思想見于網絡原創作品是極爲罕見的，王怡的“我看電影”可謂當之無愧。譬如在“《現代啓示錄》：湄公河深處的耶和華”一文裏探讨有關“人性深處的罪惡”時，王怡這樣寫道：“日本和德國的不同，其實就是亞洲與歐洲的不同。作爲戰敗者和罪孽深重的肇事者，日本從未像德國那樣真盏狼负头词＿@是每一個中國人耿耿于懷的事。但在另一個方面，作爲戰勝國和受害者，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同樣也從沒有像歐洲各國那樣把二戰的罪孽歸于歐洲，歸于人類，不是去問：‘德國究竟怎麽了？’而是問：‘歐洲究竟怎麽了？’但我們從來不問：‘亞洲文明出了什麽問題？人類爲什麽會這樣壞？’我們隻是問：‘日本出了什麽問題？日本人爲什麽會這樣壞？’”

王怡在這篇文章裏提出了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此問題至今仍在争議之中。正如歐洲人承認自己同樣有罪時，我們及亞洲其他國家卻都認爲自己是無辜的，我們僅僅是受害者，我們根本就沒有對自身的反省與觀照。可能這其中有文化傳統的影響，但我們同樣有“嚴于律己，寬于待人”的古訓，看來問題出在我們自身。需要忏悔的絕不僅僅隻是日本人，而是包括所有的中國人、亞洲人乃至整個人類。如果僅僅抓住日本人的罪孽而忽視我們自身的罪孽，我們永遠不會有進步可言。可能，在未來的歲月裏，如果缺乏對于罪惡的真正反思，受害者也許和害人者一樣危險。誰看見了現在，誰就看見了一切。

一個人的學業背景常常會影響到他的寫作風格。王怡是學法律出身的，所以他的許多文章有意無意地會把視角放在法律的背景下來展開論述。在這本“我看電影”的思想随筆中也不例外，經常性地寫到“電影中的法律”、“電影中的訴訟”等相關問題，譬如在“《斷鎖怒潮》：正義的技術化”一文就針對程序化的正義提出了自己的疑問--“正義被技術化了。而被技術化了的正義，究竟是達到正義必經的一條最不遠的途徑，還是對于正義的遺忘和遮蔽？”王怡在這裏并沒有斬釘截鐵地給出答案，正是這種哈姆雷特式的猶豫，更發人深思。事實上，在一個越來越技術化的司法當中，在一個職業法官或者律師的眼裏，離開了程序，哪裏還有什麽單獨的正義。

已故的思想家顧準曾經說過一段話：“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義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樹立了一個終極目的，那麽，他就不惜爲了達到這個終極目的而犧牲民主，實行專政。”其實這個世界上不僅僅隻有革命家去追求終極目的（實質正義），在“《紅色》：審判如何成爲可能”一文中老法官同樣努力想去追求“絕對真相”，妄圖成爲全知全能的上帝。然而他不是上帝，老法官隻能通過偷窺與竊聽的非法手段來獲取“絕對真相”。在手段卑鄙的情況下，不可能有所謂的正義的目的。人終究是不能成爲上帝的，在文明程度越來越高的世界面前，我們缺乏的已經不是智慧，而是必要的謙卑。

電影大多或者幾乎可以說都是風花雪月的。偏偏有人從中看出了另類的東西，而且并不勉強，一以貫之地以自由主義思想這副“有色眼鏡”來觀照西方與中土，循此路徑，作者希望能夠找到一條通向“個人自由”的羊腸小道。而在這條崎岖的羊腸小道上卻不乏“精緻的愛與哀愁”。個人的努力是值得敬佩的，然而世界上的事情又不是文字所輕易能解決的。王怡曾經寫過：“《侏羅紀》之後，已沒有科幻。正如奧斯維辛之後，已沒有詩”。那麽套問一句：在1949之後，又焉有可以歌唱的夜莺。也許“載滿鵝的火車”已經沒有詩意，也許我們惟一能做的隻是“讓那些被監禁的人獲得釋放，讓那些在黑暗中的人獲得自由。”

当“意见领袖”一词引发大陆知识分子之间的内讧时，作为当事人的王怡在云淡风轻的成都写下了“‘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另外50人”。我坐在终年无雪的南方孤岛，静静地翻阅王怡的文字，聊以纪念曾经关天曾经茶舍的一段岁月。王怡成名于网络（我最初与他相识是在《天涯》杂志的论坛“天涯纵横里”）。故他的文章带有强烈的网文风格，以惊艳的题目让人产生阅读的欲望。譬如谈电影《兰陵王》，用的标题是“看美男子杀人”；谈《青蛇》，用的标题是“人妖之间的法海与岳飞”；谈《发条橙》，用的标题是“小流氓阿历克斯和我的红卫兵母亲”。猛眼看去，王怡的文章很有一点哗众取宠的味道，然而细读其内文，不禁拍案叫绝，天底下竟有如此文章。俗话说：酒香也怕巷子深，好文章更不应该埋没于如潮的网络灌水之中。有斯人，必有斯文。

通常关于“我看电影”的文字一般有两种写法。一种是对电影本身的探讨，譬如演员演技如何、导演水准如何、演员是否漂亮、性感等等；另一种则是由电影谈起，却扯到别的地方，说好听一点是从电影生发出去的笔墨；说不好听的话就是离题万里，让人生发出一种“你居然敢这样看电影的”的愤怒与恐惧（恐惧是因为别人看到了你从未想到过的一些东西）。王怡的《载满鹅的火车——我看电影》就属于后一种“我看电影”的写法，但王怡走的更远，电影仅仅成为他手中的道具，正如上海学者张远山先生在序中所说的那样：“王怡究竟看过些什么电影是不重要的，我觉得即便他看到的是另外一些电影，他也可能从中引发出类似的思想。”六经注我，有的人从一个故事中看见一千个故事，偏偏王怡是从一千个故事里看见一个故事。

这样的观影记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在这种笔墨之中我们只看到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火花，他以网络为媒介（书中文章基本上首发在“天涯社区·关天茶舍论坛”），化电影评论为投枪，以个人性的文字为匕首，痛快淋漓地抒写个人对世界的所思所想--内中不乏对自由、正义、宗教等宏大叙事的质疑与反省。我不是太喜欢看电影，所以王怡所讲述的电影背景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片空白，但我能够读懂这些讲述电影的文字，我也不打算再去寻找这些电影来看，我只是希望能够寻找到形成于电影后面的思想根源，那种特立独行的自由风骨，那种无拘无束的戏拟精神。

思想见于网络原创作品是极为罕见的，王怡的“我看电影”可谓当之无愧。譬如在“《现代启示录》：湄公河深处的耶和华”一文里探讨有关“人性深处的罪恶”时，王怡这样写道：“日本和德国的不同，其实就是亚洲与欧洲的不同。作为战败者和罪孽深重的肇事者，日本从未像德国那样真诚道歉和反省。这是每一个中国人耿耿于怀的事。但在另一个方面，作为战胜国和受害者，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同样也从没有像欧洲各国那样把二战的罪孽归于欧洲，归于人类，不是去问：‘德国究竟怎么了？’而是问：‘欧洲究竟怎么了？’但我们从来不问：‘亚洲文明出了什么问题？人类为什么会这样坏？’我们只是问：‘日本出了什么问题？日本人为什么会这样坏？’”

王怡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此问题至今仍在争议之中。正如欧洲人承认自己同样有罪时，我们及亚洲其他国家却都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我们仅仅是受害者，我们根本就没有对自身的反省与观照。可能这其中有文化传统的影响，但我们同样有“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古训，看来问题出在我们自身。需要忏悔的绝不仅仅只是日本人，而是包括所有的中国人、亚洲人乃至整个人类。如果仅仅抓住日本人的罪孽而忽视我们自身的罪孽，我们永远不会有进步可言。可能，在未来的岁月里，如果缺乏对于罪恶的真正反思，受害者也许和害人者一样危险。谁看见了现在，谁就看见了一切。

一个人的学业背景常常会影响到他的写作风格。王怡是学法律出身的，所以他的许多文章有意无意地会把视角放在法律的背景下来展开论述。在这本“我看电影”的思想随笔中也不例外，经常性地写到“电影中的法律”、“电影中的诉讼”等相关问题，譬如在“《断锁怒潮》：正义的技术化”一文就针对程序化的正义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正义被技术化了。而被技术化了的正义，究竟是达到正义必经的一条最不远的途径，还是对于正义的遗忘和遮蔽？”王怡在这里并没有斩钉截铁地给出答案，正是这种哈姆雷特式的犹豫，更发人深思。事实上，在一个越来越技术化的司法当中，在一个职业法官或者律师的眼里，离开了程序，哪里还有什么单独的正义。

已故的思想家顾准曾经说过一段话：“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那麽，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其实这个世界上不仅仅只有革命家去追求终极目的（实质正义），在“《红色》：审判如何成为可能”一文中老法官同样努力想去追求“绝对真相”，妄图成为全知全能的上帝。然而他不是上帝，老法官只能通过偷窥与窃听的非法手段来获取“绝对真相”。在手段卑鄙的情况下，不可能有所谓的正义的目的。人终究是不能成为上帝的，在文明程度越来越高的世界面前，我们缺乏的已经不是智慧，而是必要的谦卑。

电影大多或者几乎可以说都是风花雪月的。偏偏有人从中看出了另类的东西，而且并不勉强，一以贯之地以自由主义思想这副“有色眼镜”来观照西方与中土，循此路径，作者希望能够找到一条通向“个人自由”的羊肠小道。而在这条崎岖的羊肠小道上却不乏“精致的爱与哀愁”。个人的努力是值得敬佩的，然而世界上的事情又不是文字所轻易能解决的。王怡曾经写过：“《侏罗纪》之后，已没有科幻。正如奥斯维辛之后，已没有诗”。那么套问一句：在1949之后，又焉有可以歌唱的夜莺。也许“载满鹅的火车”已经没有诗意，也许我们惟一能做的只是“让那些被监禁的人获得释放，让那些在黑暗中的人获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