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玉琦丨散文|| 我的大姐
大姐年长我二十岁，就像母亲一样亲。
记得七岁那年腊月二十六的早晨，妈妈说：今天你大姐可能要来给你送棉鞋。我高兴地跳了起来，顾不得吃早饭，早早地坐在鲁家大院巷口一块大石板上，抬头远望对面北坡上那条小路，在三三两两的人群中搜索大姐的身影。那条小路，是南凹，匣里，寺里沟通往长直的仄径，经常行人不断，小路踩得发亮。冷嗖嗖的西北风刮在脸上就像刀割一样，小脸冻得通红也毫不在意，一心关注前方闪动的人影。突然远远看见一位中等个子的妇女，一身农家装饰，走起路来健步，利落，就像在飘逸，身姿是那么自然，姿态是那么熟悉，那肯定是我姐。等姐姐下了坡，过了一条小溪，终于到了，那种等待胜利的喜悦，和姐弟的亲情融合在一起，一下扑到姐姐的怀里，霎时感到一股暖流在全身涌动。我接过姐姐的包袱，抢先跑回家，心急火燎地打开，一眼就看见一双新棉鞋，立马拿在手中，一双眼睛盯着久久不愿挪动，白色的千层布底，瓷实硬绷，麻绳纳得针脚排列有序，入着破行，就像镶嵌在白布上的一粒粒珍珠。鞋帮是黑色哔叽布料，白粗布作里布，中间装有一层棉花，薄厚适宜。前脚掌的中心分为两瓣，中间还镶着一条黑色靓丽的绸缎布沿，搭配得有板有眼。妈妈说：“那是你过年穿的，这下衣服和鞋就配套了”。
春节早上我起得特别早，姐姐做的新棉鞋穿在脚上合适极了，不大不小，十个脚趾头全都舒展着，一点也不憋屈，只觉得软软绵绵的，暖暖活活的。过年点燃鞭炮是我的爱好，今年让二哥点，我站在他的身后，生怕火星溅到新鞋上。那一天走路和平时都不一样，总是低下头瞧瞧鞋上有没有灰尘，稍有尘土就跺跺脚。走进院里，脚不停地踢着一颗小石子，以便引起别人注意，夸夸我的鞋好。妈妈不理解地批评我：“踢石子，鞋前沿的白布破了就不好看了”。那年春节，鞋成了我最好的新年礼物。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最美好的部分总是停留在大姐家。小时候吃过饭没事干，就想去大姐家玩；有时候嘴馋了，就想去吃一顿好吃的；在家做错事妈妈打了几下，就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不用多想爬腿直奔大姐家，两家相隔三里地，上坡下岭，一路小跑不到二十分钟就到了。见到大姐，慈祥和蔼的面容，津津有味的说话就像母亲一样亲。她从不直呼乳名，亲切地说：”他舅你来啦”。那个年代生活困难，大姐挑着好的让我吃，她摊的软煎可好吃了，又软又香，咬在嘴里香味四溢；“旋”（方言：大饼子）是用麦秸（方言读jian）火烙的，烧一会儿大火，停火后在鏊里焐一会，“旋”特别厚实，差不多有一寸厚，熟了后表皮发黄手摸着硬邦邦的，嚼在嘴里外焦里酥，美极啦。
每年割麦时候大人们忙着夏收，剩下我们这伙穿开裆裤的小娃就该骇车（方言：cha意思是没有拘束的玩）啦。出了宅门转过一个小土岭，地堎上长着几棵桑葚树，这时候桑葚成熟了，一串串沉甸甸的桑果挂满枝头，青绿的，红的，紫黑的就像节日里的彩灯悬挂着。紫黑色是熟透了的，我们专挑着吃，桑葚形状就像一个胖胖的毛毛虫，尝一粒，觉得甜甜的酸酸的满是汁水。吃起来就没个够，嘴唇是黑的，果汁溅在鼻子上，鼻子也是黑的，每次吃过自己就变成了三花脸。
在杂草丛里，我们用挖锄刨“老鸦（方言读wa）奶”，挖开土层，就会看到像豆根一样密密麻麻一簇的老鸦奶，如同黄豆粒大小，刚出土有一层灰白色的霜包裹着，用手轻轻一擦就露出黑黝黝的外壳，放在嘴里稍微一咬，白色的乳汁就流出来，甜滋滋的，就像母乳一样美。有时候土硬我们挖不动就去找大姐，大姐忙他们叫不动，但只要是我叫她都会放下手中的活，爽快地去。
在大姐的怂恿下我成了娃娃王，其中有比我大两岁的大外甥女，比我小两岁的二外甥女，还有邻居家年龄相仿的儿童，二外甥女别看她小，可机灵啦，上树是高手，手抱脚蹬，就像猴子一样敏捷，有一次在一棵树上就逮了五六个知了，用麦秸火一烧，拨开外壳里面的肉香喷喷的，吃到嘴里口齿留香。孩子们都管我叫“舅舅“，当时并不知道啥意思，大姐告诉他们”别看你舅小，萝卜长在辈（背）上啦，辈分可长“。这可能就是我当娃娃王的直接原因。
记得1960年一个初冬的下午，我去大姐家，天黑了大姐从大灶上端回来一大盆米粸，漂浮着一层萝卜叶，米粒稀稀疏疏的，沉底的面条零零落落，红薯疙瘩也没几个。大姐先用勺子在底部捞了些稠的给我舀上，剩下的基本是稀水汤了，眼看着一家人都在呼噜呼噜地喝着，心里怪怪的不是个滋味。第二天，大姐起得很早，我蒙在被窝里半眯着眼睛佯装睡觉，姐姐的一举一动看得一清二楚，饱受饥饿折磨的大姐消瘦了许多，眼窝凹陷，脸上失去了光彩就像是贴了一层黄纸，蜡黄蜡黄的，伸手取下挂在窑洞横杆上的小篮子，一看空荡荡的一无所获；又转身到窑洞后面，蹲下身子把摆放在墙角旮旯的柿子一个一个挨住捏，连一个糊囔囔（稍有点软的意思）都没有，满面惆怅，悄悄地对姐夫说：“今天没有啥添钵（增加一些吃的）啦“，他们忍耐着饥饿，失意地走出大门，上工劳动去了。起床后没有听大姐多停几天的话，急忙回家，少一口人吃饭大姐会好一些。
1964年秋季开学了，我在二中读初二家里东拼西凑还缺五块钱学费，这可咋办？情急之下只有去找大姐。走进大姐家，眼下她的公公年迈，已失去劳动力，姐夫患有类风湿关节炎，每天忍着疼痛都舍不得喝一粒药，外甥们也要上学读书，一家人生活并不宽裕，我到嘴边的话又咽回去了。在大姐再三的盘问下，我吞吞吐吐说出“交学费还差五块钱“，大姐连忙打开坑头的箱子，在最底层翻出一个包袱，在衣服中间找出一个钱包，钱包是空瘪的，取出五块钱后所剩无几。五元钱币是红褐色的，好像是大姐付出的血汗染成，五元钱可能是她一家几个月油盐钱，以后的日子又该紧巴巴了，我拿着五元钱，觉得沉沉甸甸的，这是大姐一片情重于山的爱心。那次学费是大姐钱，一种潜在的动力鞭策我努力学习，不能辜负大姐的希望。
随着年龄增长，疑难问题总想找到答案。大姐为啥会嫁到一个小山庄，姐夫走路还有点蹒跚？这些问题疑惑着我，也只有找妈妈问个明白。这下打开了妈妈的话匣子，有条不紊的讲起来：“你姐聪明伶俐，善解人意，是一个懂事早的好孩子。1940年日本人第五次打进咱县，杀人放火坏事干绝，也是最厉害的一次。那时你大姐十一岁就执事啦，是我的好帮手，一家人去鹅沟逃难，在漫长的逃难日子里你大姐跑前跑后，料理家务，挖野菜，拾柴火，有口饭也先让弟弟妹妹吃，她常常饿着肚子。1947年咱县解放啦，二区在石头疙瘩天主堂办起了‘农民识字班‘，你大姐也去啦，一起去的她这一茬女的就四五个，她学习好，老师经常夸奖她。后来家里拖累大，你的哥哥姐姐都要上学，你爹在二区跑公家的事，一点不顾家。犁地种地，收割一大堆农活，一家有人吃没人干，你说这日月咋过里？有人给你大姐说媒提亲，庄户人家，家境殷实，虽然丈夫腿走路有些跛，但勤劳善良，干农活是行家里手。你大姐欣然同意了，辍学结婚了。后来咱们家的确好了起来，种地的事你大姐一家人抽空就干啦，生活也接济不少。就是把你大姐耽误啦，别的女孩上学后成了妇女干部，她在农村苦了一辈子。你大姐就像小棉袄一样体贴我，哀怜我，就像一把雨伞为咱鲁家遮阳避雨。”听了妈妈的一番话，我的心像针刺一样疼，为大姐失学，错过了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而懊悔，痛心；又为大姐的善举而感动自豪。一个柔弱女子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她独自选择了吃苦；为了鲁家人，她舍得一切，把幸福，青春看得很淡然。这才是一位女性的崇高境界，豁达心胸，是我们永远敬仰的。
大姐为人和善，勤劳俭朴，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孝敬公爹，相夫教子，把六个子女抚养成人，操碎了心。她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想方设法让孩子读书，大姐家没有学校，就让孩子住在姥姥家读书，我和两个外甥女都是在一起读书长大的。晚年让她欣慰的是外孙是北航的研究生，外孙女大连财经大学毕业，孙子当兵入伍后成了连续多年的职业兵，三儿子入党当了村干部。
大姐心里一直装着娘家人，逢年过节总是盼着我们，把许多好吃的藏在篮子里，挂在横杆上。春节初五我们弟兄三个带着孩子们一起去大姐家，把她忙得不亦乐乎，凉拌口条和耳朵，热炒猪肚，焖扣碗，稀罕的东西应有尽有，丰盛的食材摆一大桌，热闹的喧哗声，觥筹交错的吆喝声，是那么尽情尽欢，是那么其乐融融，是我一辈子抹不掉的记忆。大姐高兴的说：“你们就是我最亲的人，等待你们来是我心巴巴上的事”。
九十年代我进县城工作，条件有了改善，曾资助两个姐姐和大嫂去成都旅游，平时也给一些微薄的生活补足，每年正月初五去大姐家雷打不动。记得2007年春节去大姐家，从预制板厂到大姐家修路，坑坑洼洼，颠簸不平，小车开到半道无法行驶，只得徒步前往。也就是那年的5月5日，一场车祸从天而降，当我得知噩耗赶到医院时，大姐静静地躺在抢救室里，双眼闭着长眠了。我那三通鼻涕俩通泪大姐再也看不见了；我那伤痛欲绝的哭喊声再也没有唤醒大姐。
大姐走了，但我觉得她一直活在我们心中。
作者简介
鲁玉琦男1949年生垣曲县长直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