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法利夫人》中艺术表现手法及人物分析（包法利夫人）书评

艾玛·包法利具有强烈的摆脱生活现状、追求上层阶级美好生活的愿景，由此产生了与现实社会的巨大冲突，这是包法利夫人悲剧的根源。

艾玛深受身为农场主的父亲的喜爱，接受修道院的教育，这两点是艾玛的前半生主要标签。被父亲宠爱、衣食无忧的生活、优雅古典的礼仪教条以及阅读的大量浪漫小说给予了艾玛单纯、幻想、憧憬浪漫的特质。若艾玛出生于资产阶级，那这些特质可被看作是无伤大雅的愚蠢，然而艾玛是一个外省农家女，现实并没有给予她肆意发展浪漫的空间。

嫁于查理之后，她梦想的踏入上流社会的愿景开始破灭。查理是一个迟钝、平庸、忠厚、对生活感知力较差的乡村医生，或者说是赤脚大夫。他与艾玛所想象的上流社会文质彬彬身价万千的医生相去甚远。查理对于艾玛而言变成了枯燥无味生活的象征，而当她发现无力改变这一切时，幻想与现实就此撕裂。表现在艾玛开始对生活中的一切漫不经心，变得邋遢、憔悴。

就在这个时候子爵出现了。他带艾玛领略了上流社会的一角从而加深了艾玛对于富裕生活的渴求。而在全文中子爵一共出现过两次，在后文中不难发现艾玛虽然一直对子爵念念不忘却几乎记不清子爵的样貌。子爵对艾玛而言不是作为人的形象存在的，他象征着上层社会的浮华，象征着舒适安逸的富贵生活。与其说对子爵的或者两个与艾玛有不正当关系的男性对艾玛而言意味着爱情，倒不如说他们是上流社会的象征以及艾玛所阅读的爱情小说里完美形象的现实投影。

艾玛·包法利常常被拿来与安娜·卡列尼娜作为比较，因为两人都抱有对浪漫的幻想而最终被现实戕害。而艾玛与安娜的不同在于，安娜追求的是具体的与渥伦斯基的爱情，而艾玛追求的更多是改变自身社会阶层的欲望，作为外在的表现则是两次婚外情。

艾玛之死表因是不能承受高利贷之压。可实际上她的死并非必然，假如公证人、鲁道尔夫或里昂给她三千法郎，那艾玛的死就可以避免。

艾玛的死因根源是她身上浪漫主义色彩的破灭。鲁道尔夫、里昂，在她迫切的需要帮助时剥下了文质彬彬、深情温柔的皮囊，露出自私、懦弱、冷血的内核。他们的变化将冰冷残酷的现实明晃晃的摊开在艾玛眼前，以往为她构建起浪漫美好的世界的人瞬间变成刽子手毫不留情的斩杀了艾玛的浪漫。慌乱之中，艾玛喝下了砒霜。

这就是艾玛·包法利，她的死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生活方式逐渐确立社会里，浪漫的终结。

在《包法利夫人》中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艾玛的丈夫——查理·包法利。他被艾玛厌弃无视，因为他的平庸与无趣都与艾玛所向往的上流社会相差甚远。然而就根本上来说，查理与艾玛是同一种人。一个任性、轻浮，一个平庸、迟钝，两者都有先天的缺陷，他们是注定悲剧的弱者。与艾玛的敏感细腻不同，查理扮演的是感知力迟钝的平庸市井小民，但迟钝并不意味着现实带给他的冲击要小于艾玛。

福楼拜并没有给艾玛咀嚼痛苦的时间，她激动之下服药自尽后，万物归墟，她更多的是悲剧的目击者。查理才是痛苦的承受者。

一直以来，查理生活在艾玛所构建起的幻象中，夫妻恩爱、受人爱戴、生活美满，艾玛的死将这些虚幻一层一层的剥开，在他发现艾玛珍藏的情书后痛苦到达顶峰。他洞悉了社会的真谛：冷酷、嗜血、无情。而他的迟钝决定他无法合理的释放痛苦，他只能将苦难咽下，最终靠墙而死。查理的忠厚、淳朴、仁爱从未被正视，反而被认为是愚蠢，他的死是对那个资本主义社会冷酷、畸形的最佳嘲讽。

《包法利夫人》是文学史上的不朽名著，其伟大之处并不仅在于对资本主义的丑恶作出嘲讽更在于福楼拜开辟了新的小说写作视角——由全知视角向客观化叙事转变。

福楼拜以往的作家皆是以上帝视角对故事进行论述，以巴尔扎克的《驴皮记》的文首为例：“贵族出身的青年瓦朗坦破产后投身于社交场合，落得穷途末路，准备投水自杀时，一个古董商给了他一张神奇的驴皮。”在读者读到这个故事之前，故事就已经发生了。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的开头则是：“我们正上自习，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有穿制服的新生和一个端着一张大书桌的校工。” 句中的“我们”让读者与作者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共同观看故事的发展。

福楼拜是第一个提出作者应当退出小说的人，他主张让故事自己展现自己，排除外在的声音，让读者自行领悟。这并不意味着作者放弃了引领读者的权利，而是作者将自己隐藏的更深，削减了思想的强行灌输，从而取得了与读者更广阔的交流。亦使作品的内涵得到更大的丰富。

《包法利夫人》这本书，无论是文体、内涵还是人物刻画都令人叹为观止，它无愧为“最完美的小说”、“新艺术的法典”等称号。时隔经年的今天，他依然在文学殿堂中熠熠生辉。

（行文思路及文学概念参考自格非先生的小说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