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傅柯著《知識的考掘》有感（草稿）（知識的考掘）书评
读傅柯《知識的考掘》（傅柯；王德威译，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 1993）。傅柯大陆译作福柯，据说大陆译本的不如台湾译本。出于对王德威教授的学术信任，我选择了台湾译本。正如王德威教授所说，福柯的文字素以晦涩迂回为能事，翻译本书本身就是知识与语言的斗争（页7）。我在阅读也常感理解难度之大。王德威教授的译本前有两篇序，可以作为导读。我最初是大二时通过王汎森先生的《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详见第八章）了解到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 – 1984)这名20世纪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家。福柯注意到权力在微小的、隐秘的空间中作用的状况。所谓“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是说权力像水分子的毛细管作用一般渗入每一个角落，每个日常生活的角落都可能受其影响。王汎森先生借用这个观念来讨论在清代的政治压力下，文化领域中无所不在的自我压抑、自我删节的现象。自此，我对福柯产生了兴趣。
一、福柯思想发展过程（参见王德威导言）
福柯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当然福柯本人相当抗拒这些思想标签。但是笔者认为福柯的思想观点毫无疑问属于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最主要特点就是把历史看成语言的虚构，一种叙事散文体的论述。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精神进行批判，认为理性是权力的工具。批判“元叙事”，即现代性的“合法性”的批判。追问善恶的合法性来源问题。（参见《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福柯的立论是以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知识的发展为着眼点。思想观点的叛逆性是福柯的最大特点。福柯受尼采权力意志学说影响深刻，他被称为“法兰西的尼采”。尼采表明上帝之死不是人之出现，而是人之消失，人与上帝有着奇特的亲缘关系，因为人与上帝同时是挛生兄弟和互为父子关系：上帝死了，人不能不同时消失。（参见《尼采与后现代主义》页74）福柯并不把“人之死”看作“上帝之死”，而是看作“主体之死，大写的主体之死，作为知识、自由、语言和历史的源头和基础的主体之死”（参见《词与物》人将被抹去, 就像画在海边沙滩上的面孔一般）。福柯认为人的地位与形象面临一危急存亡的时刻，他期待并致力于一个新世界的诞生。
福柯曾先后获得哲学、心理学精神病理学的学位，福柯的思想有两大基本主题：知识与权力。其思想发展过程可分为三阶段：一、早期，凭借对医学的经验，致力于理论架构的建立；福柯的研究从语言入手。他反对一直以来人类对语言的定位：把语言当作清明透彻的媒体，能将事物本相一成不变的反映出来。因为当人们使用语言解释事物时，人们就以被语言所左右。因此即使人们将语言压缩为透明无声的话语，本身却是一切知识话语知本，统驭一切人类思想行动系统。我们通常信以为真的一些事物定义，实际上都是经过语言扭曲后的幻象。《疯癫与文明》一书正是他早期的代表，他追踪疯狂一词的从十六世纪以来的定义。他基本上区分了四个主要时期：中古时代末期、理性主义（古典主义）时期、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他发现每一时期对疯狂的定义都不同，相同处是其定义都取决于当时的社会型态、文化模式，甚至经济结构的变动。其研究发现许多身有意义的观念。他研究精神病人如何被确认、隔离、被我们所谓的正常社会所抛弃、监禁与治疗。通过这一过程，他来讨论理性和知识是怎么样被赋予权力，建立起大家认为是合理、正常的生活。福柯指出疯人或者非理性者是我们对某一时期理性的探讨，往往需要从“非理性”的一面着手。
二、中期以后，对语言、知识与历史三范围，作深入的探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词与物》《知识考古学》，福柯着力于“知识考古学”的建立，意图重新发掘深藏于各种思想、制度运作下的关系法则，专注于一统体系中的缝隙，暴露连贯事件中的漏洞。三、晚年，专注于尼采式权力在我们社会文化各层面运作的过程。代表作有《规训与惩戒》《性意识史》。《尼采、谱系学、历史学》一文标志其由知识考古学转向谱系学（台湾译作宗谱学）。谱系学重视法律规则，且其专注于显示历史事件或思想中难以归结或系统化的部位。谱系学在方法与定义上都针对知识考古学作大幅的扭转修正，因此他放弃知识考古学时期对规则、架构的拘泥，转而强调社会实际话语运作的个别意义。宗谱学工作主要以现在为立足点，为现在写出一部历史，而非重建过去。福柯还要显示在身体这个战场上，“权力”和“真理”如何导致人的四分五裂。在《规训与惩戒》一书中讨论了数百年来，权力如何借着刑罚仪式的作用，将身体训练成为一个驯顺服从的工具之过程。于此，身体被视为权力运作的客体或对象，在其上可见种种不同的技巧随着权力关系网路的变迁而改换。
二、知识考掘学（考古学）
（一）概论
通过对福柯思想发展过程的回顾可以看出“知识考掘学”在其思想演变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作用。《知识的考掘》一书是对《词与物》（副标题：人文科学的考古学）出版后引起的批评和误解，方法论方面的回应。福柯常被视为哲学家、社会理论家或者文化批评家，但事实上，从《疯癫史》到《性经验史》，福柯写的几乎都是史学作品。福柯借《知识的考掘》于1970年评上法兰西学院的教授。当法兰西学院想为他的席位加个头衔时，福柯选择的是“思想体系史教授”。
福柯批判过去史家致力于广泛的大一统的观念，即“整体的历史”（页78）。整体的历史是要全盘建立一个文明的形式、一个社会的物质或精神准则，即一个时代的面貌。福柯认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而且也包含了史家的主观意念。福柯认为新历史的各种尺度有时甚为短暂，亦互不相属，更无法浓缩为单一的公式律法（页76）。依福柯看来,历史的连续性观念是史家一厢情愿所建构起来的,历史演变存在着许多断裂或空档,若是专心去研究这些断裂现象（间断性）,反而容易见到历史的真象。福柯反对对历史的“辉格式”阐释（这一阐释把历史讲述成朝向光辉现世的逐渐推进过程）。（参见牛津通识读本：福柯）福柯认为现代史学并没有逃脱他们所设定论敌——即英雄史观或借鉴史观的主观性窠臼，不过是以新的史料编纂技法隐藏自己的主观性而已。笔者认为福柯在本书开头部分所说的“长期时代的研究”（页69）指的是年鉴学派，福柯一方面批判了年鉴学派布罗代尔长时段（历时性）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也借鉴了注重除传统政治史学之外的生物学、气象学或是地理学因素（及共时性）。（参见楊宇勛. 顛覆史學與權力之眼:傅柯的《知識考古學》及《規訓與懲罰》）
除了用考古学描述福柯这项新的研究课题之外，另外两个比喻也看似恰当，即地质学和心理分析。萨特首先提出了这一地质学的类比概念，而福柯本人在谈到用他所提出的历史研究方法揭示出来的“沉积层”时则采纳了这一概念。另外一个比喻，即心理分析的比喻，很受福柯推崇，这个比喻将潜藏于下的结构呈现为潜意识的一部分，呈现为只有通过分析我们已知的语言事件才能加以揭示。然而，和心理分析不同的是，福柯的历史不具备阐释学性质。换句话说，知识考古学家不再追问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是什么意思（即笛卡尔试图表达的是什么观点）；他们只是把笛卡尔——及其同时代作家，无论是否出名——的作品用做线索，据此来重构这些作家思考和写作时置身其中的系统的总体结构（参见牛津通识读本：福柯）。
（二）话语与声明
福柯提到他的目标是定义一超乎人类学主题之上的历史分析方法（页86）。福柯所反对的最主要的问题是西方哲学和人文科学里的“人类中心论”观念，即“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意愿，按自己的主体性所具有的能力来发展历史、解释历史。”因此，他反对历史是连续的。《知识考古学》的目的在颠覆“人类中心论”。为此他用了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知识、历史，这个视角就是话语。
福柯事物的类别中，详细的讨论社会文化及知识领域。所谓“知识”是指我们观察世界万物时，欲自其中归纳出一些条理秩序的企图。人类以为，只要能妥善运用语言，就能透过语言描述事物的秩序，求得事物的真相，进而主宰世界。然傅柯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语言与人只是事物中的一环，而语言实际上并不具重现其他事物本体的特殊能力。因此他认为，事物本无类别秩序，一切的意义都是人类所附加的。由语言所形成的话语绝非中性的讯息传递方式，相反的，它充满了对知识的意欲乃至权力的伸张。（禅宗：不相信语言，认为所有语言都是误会，不立文字）。语言是人类追求知识、表征事物秩序的一大关键，所有知识讯息之有形无形的传递现象，皆为“话语”，由此产生一特殊的文化及认知体系，称为“知识领域”（大陆译作知识型）。福柯《词与物》当中以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为例（三联版，页48），堂吉诃德的历险实际上是他漫游书本字里行间的经过，堂吉诃德信以为真的世界就是文字所构成的世界（文艺复兴末期的语言观）。也就是说文字只有出现在所属的文本中才有意义。（参见《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页304）
话语是忧攘纷乱的，需要从“连贯”的形式中挣脱，历史领域就能得到解放（页101）。福柯认为话语和权力密不可分。福柯认为知识、思想发生的变化是话语和权力运作的结果。话语形构所包容的是五花八门的“声明”。“声明”是一种“功能”，而非“句子”（页186），且在不同的情况下，相同的句子也可以表示出全然相左的 “声明”。
福柯的“历史先验”不仅刻画某一时间内“话语运作”的方式，也同时随时间的移转修订增删本身的规则。而“档案”是使“声明”形成、转变的最根本体系。另外，福柯也强调借着“话语”与 “非话语”间表面的因果牵连或违悖并不重要，“考掘学”所关心的是两者如何在特定时空里展现某种不得不然的规则。
三、余论
诚如王德威教授所言“傅柯提醒我们一切知识制度体系也许并没有什么可以传之百世、放诸四海的深文奥义在内。有朝一日当我们蓦然回首之际，很可能会发觉所有的金科玉律都已化作片片飞絮，永不休止的飘荡在历史递转嬗变的时空中”（页44），福柯给我最大的启发便是没有什么天经地义的知识和观念，它们都是被权力构建的话语，话语构成秩序。葛兆光先生也说要反思所谓的常识和历史定论（参见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回头思考便会发现很多怀疑的东西。如宋明理学中的道统论（濂洛关闽），是被朱熹所构建确立的（《伊洛渊源录》），通过《宋史•道学传》《宋元学案》不断地复述，司马光、王安石渐渐淡出，周敦颐、张载得以凸显。（参见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而道统和历史事实却相去甚远。这背后是权力在运作，利奥塔也指出知识掺杂着权力，甚至说理性与权力是一回事。（参见三联版《后现代的状态》）。
福柯常常关注的是社会边缘弱势群体（疯子、犯人），这不同于过去精英的哲学史，因此福柯的著述总能别开生面，引人入胜。我们过去的哲学史（思想史）注重的是上层精英，而精英的思想史超出常人，超越时代的。因此和真实的历史是不相符合，斯金纳也指出要注重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资源。（参见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页3，参见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因此我们需要反思过去的历史，正如怀特所说，传统的历史学家致力于让读者重新熟悉过去，比较而言，傅柯则努力让过去变得陌生。（参见梅奎尔《傅柯》页93）我们研究历史也应该去脉络化、去熟悉化。王汎森先生说，做研究要尽可能回到“无知之幕”，警惕“倒放电影”和“后见之明”。（参见王汎森《思想是一种生活方式》）福柯给笔者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历史究竟该如何书写？笔者认为这正是福柯的最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