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迷人的异端（《十三邀》番外篇实录）（偏见）书评
十三邀第一辑《偏见》
以下内容摘选自十三邀第一辑《偏见》：
她比想象的轻。几乎毫不费力，我抱起她扛在左肩上。暂刻犹豫之后，我把手轻搭在她的臀部上，而不是如小说中描绘——“右手扣住大腿”。除去我的羞怯，也因为她穿的是牛仔裤、不是紧身的傣家筒裙。
姑娘是我在芒市机场的行李转盘旁碰到的。在人群中，你很难忽略她的马尾辫与挺拔身材，贴身的长裙与衬衫令她像是一个诱人的粽子，我想起了陈清扬。
我克制了搭讪的欲望。走出有冷气的机场后，即刻感到自己被热带的闷热与潮湿包裹，一种欲望开始发酵。陈清扬的印象变得更鲜明起来，她穿着白大褂，走过山间小路，任凭风肆无忌惮地掠过她的身体。
借着车里昏暗的灯光，我（许知远）忍不住翻阅起手上这本《黄金时代》。黄色封面、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定价12.8元。在扉页上，王小波歪着头、双手插进裤兜。照片页旁还写着“文坛外高手——王小波力著问世”，字体颇为难看。该是1995年秋天，我在风入松见到这本书。书名缺乏吸引力，我也没听说过作者的名字，纯粹出于偶然，我拿起来翻阅，正看到王二说服陈清扬行伟大友谊一段，月光下的“小和尚”直直挺立的描述让我心跳加速。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包装精美的罗素的《幸福之路》，买下了它。
我是个糟糕的小说读者，这本超过400页的小说集，总停留在前55页。即使是这55页，我也常在几个段落间跳跃。时代之背景、边境的生活都消失了，只是一个好笑又性感的男欢女爱的故事。我着迷于作者直截了当又想象力十足的性爱描写。
很快地，我发现王小波也出现在一些杂志上，总是两三千字左右的文章，常以个人经验——插队、旅行、阅读——出发，批评蒙昧、偏狭，倡导思想多元、个人主义之重要性。对我而言，这些零散的文章构成了一个更富吸引力的世界。
在九十年代末的大学，也被一股短暂复苏的自由主义思潮冲击。但在那个性格各异的启蒙者当中，他是个例外的存在，也没人比他更富吸引力——他不是抽象观念与思想，而是活生生的个体，像朋友与你天南海北。在经常戏谑的语言之下，是一颗追逐智慧、自由的灵魂。他不仅倡导这些自由，他还亲身实践它，是率先脱离体制的“自由撰稿人”。
他的突然离去使这个形象不仅更鲜明，且凝固成一个神话。对于很多文艺青年，他成了cult式的存在，对他的态度流露出你对生活、世界的看法；他还催生了一个出版门类，他的各式文集、对他的纪念文章层出不穷。
我买了他所有的小说与文集。《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里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从未真的激起我的阅读热忱，倒是《我的精神家园》《沉默的大多数》中那些片段为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借由他，我接触到罗素、卡尔维诺、杜拉斯、王佐良这些名字。我还热衷于收集朋友们对他的描述，想知道他日常生活的样子。艾晓明所编的《浪漫骑士》被我一翻再翻，他的个性比他的写作更令我着迷。
随着大学时光的结束，这种“着迷”淡去。我很少再阅读他，偶尔还被仍在扩散的“王小波崇拜”惹恼——一个反对任何姿态的作家，成了展现某种姿态的标签。我还觉得他或许被高估了，我从未觉得他会身跻伟大作家之列，作品足以流传不朽，他是个启蒙者——或许过去三十年最迷人的启蒙者，在恰当的时刻出现在一代人的生活中，这个阶段迟早会结束。
他的生命力比我想象的更顽强，不仅没在公共生活中消失，影响力还顺利地传到了下一代人中。他的一些文字与观点再度跳入我的视野，中国社会的新现实似乎让他的魅力更为显现，他所倡导的一切变得更为稀缺。我重燃起阅读热忱，再度从书架上拿下《黄金时代》。这一次，我把它作为一篇完整的小说、而非荷尔蒙的片段读完，沉浸入王二与陈清扬的爱情之中。在王二扛起陈清扬，有力地拍她的屁股，让她安静下来时，爱情从泛黄的纸页中溢出来，它因荒诞的时代背景更显得有力。
它促成了这此采访。在烟台，我与李银河谈论王小波的个性与思考；在北京一间二室一厅旧居里，姚勇回忆起印象中的舅舅；旅居北京的导演老安则说起第一次拍摄王小波的场面——在那个时刻的北京，他就是一个异端。还有作家李静，这个他昔日的编辑，或许是最理解他的思想与情感的人。在一个雨后的傍晚，我还前往京郊佛山园的墓地，我看到被碎砖头压着的笔记本与《白银时代》，笔记本上写满一位扫墓者对死者的感激之情。他的书开启了她的生活，笔迹与语气年轻。我随便翻开一页《白银时代》，写到充满愤懑与挫败的知识分子舅舅。我感到强烈的亲近感，或许接近王小波离去的年纪，我开始理解他的心境。
最重要的则是这次云南之行。在景罕14队，我见到了他插队时的大队书记，甚至还拿了他的腊肉。老乡们发展出一套对他的说辞，他是个懒惰、却热爱读书的“野牛”，记忆与虚构混杂在一起。在一个宽阔的晒谷场我想，王小波就因此写出批斗破鞋的场面吗？我们还不无拙劣地模拟了一个王二扛起陈清扬的片段，那个机场偶遇的姑娘做了女主角（在市中心的排档宵夜时，我们又碰见了她），穿着从附近卫生站借来的白大褂。这纯粹的淘气，像是对青春记忆的某种确认。
很遗憾，这次对记忆、形象的追寻，它更有关我们自己，而非王小波。他的思想与创作世界，值得另一次更严肃、细微、也更雄心勃勃的探索。
—— 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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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你可以讲一下第一次见面吗？
李静（评论家，剧作家，王小波作品编辑）：第一次见面是在1995年的8月。那个时候正好搞世界妇女大会，我在读书报要做一个妇女研究的专题，有李银河的一本书，叫《生育与村落文化》，我一看那个书序言的后面，说感谢我的丈夫王小波在统计学上的造诣和他给我的帮助。我在1994年就看过王小波在《东方》发的文章，立刻就膜拜，说这人是此生一定要认识的人，感觉是罗素在世。所以1995年看到李银河这个序，我赶紧给她打电话，我说你说的王小波是在《东方》杂志发杂文的那个王小波吗？她说对。我说太好了，我要去采访你们俩。
其实是采李银河，李银河采完了我就跟她说，我特别喜欢王小波的文章，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文章给我这么强烈的冲击，我说我能不能见他一下？他正在里头接受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的采访，那时候他们夫妻俩已经在文化界很活跃了，也经常就各种话题接受记者采访、写文章，读书界还是知道他们两个人的。
许知远：1994年看的是哪篇文章？
李静：《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现在大家觉得那种话已经很普通了，但是那个时候看见，我会笑得不行。他里边说知识分子，那意思就是在当权者眼里，还是一种需要被教训的物种。他就说，以前柯老——柯庆施说过，知识分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然后说这个论调不久前有一个叫《针眼警官》的电视剧里又出现了。他说，我这个时候就坐在家里等这个警官出来道歉，到现在还没有等到。给我笑得前仰后合。我说这是谁？这么有意思。结尾说这是一个匹兹堡大学毕业的东亚研究硕士，自由撰稿人。
不用看很多，就是看他一个短文，就觉得这个人的精神气质是那种特别肯定性的，有一种知识者的自信，尊严和价值层面的那种自信。1995年、1994年那个时候是很虚无的，我在大学里边，周围这些教授给我的感受，读书的感受，虚无主义的氛围是很强烈的。就像我一直想站起来，但是好像得了软骨病，精神上有强烈的站不住的感觉，从身边的师长得不到支撑。看到这样一个文章，我立刻就感觉到，这个人的内心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他能够以他自身精神的能力，成为一个肯定的人，一个有尊严的人。好像这是一个特别有钙质的人，特别想扑上去多看他的东西。而且他又特别幽默。当时王朔还是那么如日中天，王朔式的幽默和他的幽默，完全是不一样的。
许知远：怎么不一样？
李静：王朔的幽默是解构性的，他的确可以把那种意识形态可笑的东西，给你付之一笑，但是他没有更多的营养，他也是让你觉得很百无聊赖的、虚无的一个人。作为一个作家，他是可以的，但是那个的时代除了去寻求好的文学，还需要一种内心的力量，超越文学层面的，精神价值层面的东西。我觉得王朔给不了，但是王小波是可以的。他的幽默是一种对虚无力量的战胜性的感觉，他是高于虚无的。你会感觉到，他赢了，而且我很喜欢他赢。王朔还是不想站起来，有点儿站不住的感觉。
许知远：见到他的时候是个什么感觉？
李静：和我想像的还挺像的，就是觉得他应该很低调，有点儿貌不惊人，有那么一点儿不好意思——他总是一幅很不好意思的样子。说话声音很低沉，声音很好听，很羞涩，好像也不是太拿自己的东西当回事儿。
当时我说，看过一个研讨会对他小说的评论，但没看过他的小说。我说好像您有一本小说《黄金时代》，也没在别的地方看到，挺想看看的。他就从书柜最底下打开一个柜门，里头乱七八糟放了一些书，掏出他那本。我觉得他挺不拿自己的东西当回事儿。
许知远：健谈吗他？
李静：要看聊什么话题，他要聊自己的生活就不太健谈。第一次为了李银河去他家，第二次就是去采访他。因为那阵探讨什么是人文精神，反正挺好笑的，请各种知识分子来谈一谈人文精神这个话题，去采他。我说你都干过一些什么？他很简单地说当过知青、工人、老师，然后他说谈我自己好像没什么可谈的。后来又谈一谈卡尔维诺，谈谈莎士比亚，他就很愿意聊，他会说如果聊聊莎士比亚和卡尔维诺，还是值得的，我自己没有什么可谈的。我就想这个人一点儿都不自恋，对那种伟大的事物，他有足够的敬意，而且考虑自己不太多。
许知远：见到他之后，然后就认识了？
李静：是这样，回来就把他那本小说看了，看完就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1996年，我研究生毕业，到《北京文学》去工作，那么我就想，可以让他成为我的作者了。我表达对他文章的那种喜爱，我觉得他还是能得到一些宽慰，他可能对于读者的那种真正的感应，还是很在意的。
我去了《北京文学》，跟他约稿就非常顺利。我告诉他，我就要去做编辑了，你成为我的作者吧，把你最好的作品给我。他说反正是有一堆作品发不出来，你来挑吧。
第三次见他就是在西单，教育部那个家属大楼。他就把《红拂夜奔》给我。《红拂夜奔》是我更兴奋的一个东西。我那时候看书还是比较追新奇，但这样写一个所谓的古代，让我大跌眼镜。说李卫公发明开平方根机，说什么有的死在根号2下，有的死在根号5下，全是无理数之类的，我说这也太好玩儿了。还有各种他对生殖器的细致入微的描写，我觉得太有趣了。
他说，好几个杂志，转了一圈也没发出来，他说我也不抱什么希望，你就看吧。我就给他提上去了。那时候我们主编说，只要你觉得好，你就给我。我就把这个给上去，看了说挺好的，但是太长了，要他删，从十八万字压缩到三万字。我都说不出口。我就还是跟他讲了，他居然说试试吧，就这样，最后压缩完了。
许知远：我们回到小说，你一开始看《黄金时代》，后来更多了，《青铜时代》《白银时代》，你进入这个世界是什么感觉？
李静：看他的东西是这样的感觉，先是被他的幽默打动，然后被他稀奇古怪的想像力打动，先被他文本背后的人所吸引。看完了就发现，好像他有很多意味深长的东西，但是又抓不住。后来我想到一个词，就是“点彩派”，尤其是他《黄金时代》那本书里的几篇，尤其是《革命时期的爱情》，每次看好像都感觉不一样。今年因为要改编《革命时期的爱情》做话剧，我就又看了一遍，又不一样，发现一些无关紧要的闲笔本身也是意味深长的。
他非常酣畅淋漓地写主人公的每一点感受，一个点一个点，你会迷失在这些漂亮的点里，但是你再跳出来一看，其实人家有一幅完整的画。这幅画恐怕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在什么认识水平就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革命时期的爱情》最后一句话是说，一切好像全部结束了，一切又像刚刚开始。他1982年又见到了他“文革”时候一块儿混过的几个人，发现大家对往事都哈哈一笑，就很荒唐很荒唐，死了那么多的人，包括这个王二（《革命时期的爱情》主人公）本身他是发明投石器的，那个器械打死好多人，但是大家被愚弄之后，好像也没啥，还是过得挺好。我觉得他就像一个预言家一样，他已经从当时人对待自己历史的轻率的、没心没肺的态度里，预感到这一切循环还会回来。
他写到我们好像是一些泥娃娃，被一个孩子排列成阵，不一会儿又把它呼啦到地下，残胳膊断腿。说我们都是泥娃娃这件事情，我感到无法释怀，但是我又不能拿这个当真，因为当真不当真的权力不在我手里。我一想到这个，我从出生下来就注定如此，我就觉得很悲观。
他在给艾晓明的信里说，做一个好的小说家，必须要有绝对的疯狂，又要有超凡的理性，他说非常非常难。其实他就是。看起来，他的每一个细节真是非常疯狂，但是他最后表达的东西是极其理性的，他会把内在的那种感受写到极致，他要撒出去写，同时又要往回收。内外交煎的那种力，对人的内心有那么大的张力，也会有很大的伤害。
许知远：你觉得这样的一个王小波是怎么形成的？
李静：我自己概括，他的小说还是经过了一个从生命驱动到思想驱动的创作过程。他一开始那些小说，像《地久天长》之前的短篇，七十年代写的那些，其实都是从他自己生命经历里边来的，只不过他接受的文化遗产和大多数中国作家不一样。
你看过《绿毛水怪》吗？他不是写男主人公和那个小女孩老去中国书店看小说，说哪些小说好，哪些小说不好。你看他是非常心明眼亮的，会说《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多么好，会说高尔基的《在人间》多么好，他喜欢奥维德的《变形记》，其实他最喜欢的就是马克·吐温、奥维德，还有萧伯纳。他那个时候的文学根基已经是那种英美派的了，就是自由主义的文学传统。然后他会谈到，杨朔什么多么差，《南方来信》多么恶心，会说《牛虻》这本书起初我们觉得多么了不得，后来发现太微不足道了。就是大家奉若圣经的书，在他那儿什么都不是。他可能是1973年、1974年写的《绿毛水怪》，那时候也就二十岁，那是他完全独立的判断，不是看任何文学史看来的，也不是听人讲的，他文学的感受力和判断力没有被遮蔽。实际上他的文学营养就是这样一些。那么他就从自己的经历里边，还有自己的遐想里边，写一些短篇，比如《猫》那几篇，一直到《绿毛水怪》和《地久天长》，都是他生命本然的那个状态，还有一些变形的，明显是受到奥维德《变形记》影响的。
后来到了《黄金时代》这个阶段，我觉得是他一个中间点，就是既是从生命经历里来的，同时他这时候的思维能力也在成熟。《黄金时代》和《革命时期的爱情》，他的生命体验很饱满，同时对现实的思考也非常强有力。这个时候的作品就是介于感性、理性的那个平衡点上。包括唐人故事，那个也是很好的。在他完全靠生命本能写作的时期，东西是特别活泼好看的，像水晶一样的感觉。
到了《青铜时代》，其实他已经在摆脱现实中得到的材料。他有一个雄心，他要依靠纯虚构的力量来构筑他的小说世界。所以他的《青铜时代》和《白银时代》完全是靠假想来写的。那么《青铜时代》，因为他用了那个唐人传奇里的故事，所以他的想像力是有着落的，只不过他完全把它重写了，但是人物形象它是有母体的，也是很活泼的。到了《白银时代》，包括那里边的《未来世界》《白银时代》《2015》什么的，那个就是纯想像了。到这个阶段，我觉得一方面是他的发表出现了问题，还有他理性的成分在加重，完全是靠着思维衍生的想像力来写了。这个时候，他理性的成分比感性的成份更重。我觉得这个时期《白银时代》的作品，反正要我偏爱的话，就不是太偏爱这个时期的东西。
许知远：有点干了？
李静：对。好多人倒还是看了《白银时代》被他打动的，这个也真是各有不同。
许知远：把王小波放在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传统里，你怎么看他的位置？
李静：我觉得他的艺术性和他的启示性，他思想的能量，我觉得起码是可以和鲁迅相提并论的，就是他的小说，包括他的杂文。有一些是一脉相传的，有一些不是一回事。他和鲁迅的相似之处就在于，比如鲁迅的小说也不多，甚至比王小波要少很多，但是我们会看到，鲁迅有一种原型能力，就是我们到现在还会指认某些人是阿Q，某些人是九斤老太。他的这些人物，你会感到有一种极强的概括力，这种概括力是穿透古今的，是对一些灵魂类型的勾勒，这种灵魂一直活着，像雕刻家一样，他那个刻度极深极深的。王小波也是这样，这个穿透力是一个思想型的文学家才有的。其他好的小说家不是这样子，不是思想型的，他们是故事型或者是美学的。
许知远：他们最不一样的是什么？
李静：最不相似的，其实还是在个体自由价值的看待上。王小波虽然不说，但他是一个标准的自由主义者，就是个人优先。而且个人的创造力在他来说，是他判断一个社会最重要的考量指标。那么鲁迅不是的，鲁迅最后，他会明确地说，自由要比平等不重要，平等要比自由更重要。在鲁迅那儿，个人的自由不是说必须要保障的。所以在个体自由这个概念上，鲁迅还没有太自觉，尤其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觉得自己有牺牲的义务，他会由此推己及人，要求精英阶层牺牲掉自己，去为大众，去为更苦难的人去做。
许知远：写完鲁迅的剧本，是不是反而让你对王小波更理解了？
李静：对，会理解王小波为什么有时候会对鲁迅不以为然，虽然王小波好多语言方式都是从鲁迅那儿来的，什么“拿肉麻当有趣”了，这都是鲁迅的话。
包括王小波在杂文里说，古代文人还是有些肉麻，会想象在雪天由丫鬟扶着，咳着血，站在雪中看梅花。然后说文人如果要求没那么高，不需要雪天、梅花、丫鬟等等，我倒可以帮他一下，其实就是他可以把他揍出血来。那个就是从鲁迅杂文里来的。鲁迅《病后杂谈》里就叙述了这个场景，鲁迅其实也在揶揄这个文人的趣味，但是王小波就那样表达。其实包括《青铜时代》也是和《故事新编》一脉相承的。
许知远：他的作品里面，哪些片段让你印象特别深？
李静：我告诉你，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王小波一定爱过一个女孩，那个女孩死了，在李银河之前。这个感觉来源于《绿毛水怪》和《地久天长》，这两个小说都写到男主人公爱的女孩死了。我就问李银河，我说他是不是在您之前，爱过一个女孩，那个女孩很早就去世了。她说还真是，她说是谁她也不太清楚，好像是在“文革”的时候那个女孩就去世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他刺激非常大。我后来看康拉德有一篇小说叫《罗曼公爵》，我觉得那个心理移情的机制跟王小波很像。罗曼公爵和他妻子感情甚笃，没多久他妻子就病死了，于是乎这个人就骑着马在庄园里徘徊了几天。那时候波兰不是反抗俄罗斯吗？罗曼公爵是波兰贵族，但是这个贵族本来是很受俄罗斯皇帝宠幸的。他这个时候就决定，他要去前线去反抗俄罗斯，而且他以普通士兵的身份，谁也不知道他是谁的身份，就去了。这个心理活动我觉得一定和王小波死了他爱恋的女孩有关系，这个女孩的去世可能会使他更加鲜明地看到一个是爱情的本质，一个是社会的本质，就是那个历史荒诞性的本质，产生和它战斗到底的决心，这个亡灵在他身上会让他变得更纯粹和更强烈，一定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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