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90年代 "文化镜城"到"权贵资本"（隐形书写）书评
《隐形书写》是戴锦华90年代末写的文化回顾与文艺综述，既有材料的堆叠与呈现，亦有批判性的省思，更有提纲挈领的时代研判甚至未来预测。更多的，也是下一个展览的打底书籍，将以此为基。
90年代的中国，是大众文化出现的时期；换言之，今天的眼花缭乱皆能溯源到彼时。在戴锦华看来，“大众”文化的扩张和繁荣自1993年开始。
就“大众文化”的定义，在另一本《90年代批评文选》中，老一辈批评家毛时安早在1991年末就在《上海文论》提出了一些术语，不可谓不全面：
大众文艺
戴锦华便是第一批大众文艺的研究者，可谓中国文化研究的开创者之一，而本书则无疑是奠基之作之一了。
将90年代的文化现象称作“文化镜城”，强调的无疑是多层次多领域文化的互相映照——如此划归的前提也在于戴锦华观察领域之广：尽管电影研究是她的精专，但是她的视野却在广大的文化领域，而既然是“大众”文化，则无疑带着左派的关怀，设身于社会政治领域；而身处首都北京，加之和文艺之人亲密交往，自然给戴锦华第一手的经验与内部的观察，使得她既了解文化人的创作思考，同时更理解这些文化运作背后的机制。由是，文化研究自然散发为一种社会洞察与政治剖析，这样的广度与深度恐怕是后来只钻文本的学人所无法企及的。也许我直接抛出最令人拍案的一些总结，出现在“权力·媒介”和“共用空间”两小节中的段落，深刻体现了戴锦华对文化的省思，以及对操作机制的研判：
谈及90年代央视频道的扩充，新节目的添加；谈及各个报刊的周末版（《南方周末》）和复刊、早报与晚报，她指出，“90年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再度显现出它的‘镜城’式特征：尽管表从表面上看来，传媒仍完全置身于经典政治权力的掌控之中，但事实上，伴随着电视频道的不断增加、播放时间的不断延长，是不同来源的资金的大量注入与制媒者构成的日渐复杂；如果说，9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变革，便是昔日的经典权力开始以种种途径转化为企业资本或个人资本，那么，类似情形的发生，在传媒系统之中尤为剧烈而清晰”（p.23-24）。这里，她明确指出了政治权力操控下的媒体向企业资本主导下的大众媒体的过渡。
然而，这样绝不意味着官方与民间的对立；实际上，这种资本扩充下大众传媒的兴起，甚至可以说是民间和官方的合谋。一方面，商业化和市场化实际上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行为，不构成对于官方的挑战；另一方面，这些一本万利的“好买卖”，尽管是对权力格局的变更，但是资本与文化市场背后的始作俑者却又往往是掌权者。戴锦华强调了1993年的中央电视台早间节目《东方时空》和“新纪录片运动”的关系，后者这些流浪北京的拍片的人，因在国际上获奖而在中国被禁的人，部分却成了前者的主创人员。一方面，这可以算是“招安”，但另一方面，也确实为官方节目注入了新血液，如《生活空间》这一子栏目（p.26-27）。用戴锦华概括的话说：
“与其说是官方/民间这类似乎不言自明却语焉不详的冷战式思维与范式，不如是去直面一处中国式的文化共用空间，一个在权力变换与重组中变动不居的过程。如果说，并置于中国社会现实内的不同系统和体制间的权力置换，必然伴随着一份深刻的合谋，那么，它同时必然伴随着剧烈的冲突与不断的颠倒反复”。（p.28）
“笔者因之将90年代中国繁复的文化格局称之为一处‘镜城’，一处文化的‘共用空间’：国家、跨国资本、中央、地方、企业、个人，在极端不同而间或共同的利益驱动下，彼此剧烈冲突亦或'无间‘合作”。（p.31）
“那么，一个必然遭到绝对的忽略或不如说是牺牲的，则是中国的民众/大众。”（p.35）
后来，有学者用“权贵资本主义”来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毫无疑问，这样的概括不仅蔓延在政商界，无疑也在精英文艺和大众文化圈范围内。
不愿再做其他复杂的文本总结，具体的案例，以后翻书吧。在此略记：
80年代末，苦情、日常，《渴望》（1990）《妈妈，再爱我一次》（1989）；
90年代初，王朔热，小说与电影电视改编，《编辑部的故事》、《过把瘾》；徐克《新龙门客栈》；可怕的财经作家《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热；
90年代初《学人》纯学术刊物的设立，君子独善其身，返回书斋；引发对中期纯粹学者的热情，作为“告别革命”的表征，陈寅恪、钱杨夫妇、顾准热。
80、90年代之交的徐冰，从《天书》1987到鬼打墙1991；1991年的文化衫事件；
1989年的恐怖片《黑楼孤魂》，1991年的《午夜杀手》《雾宅》，恐怖与梦魇，文革的转喻；
作为知青文学的老鬼《血色黄昏》（p.99）——文学界罕有提及啊；
1995年，人文精神讨论（可能更早？）；
小说中电影中的一些母题，戴锦华认为有趣的，很个人化的总结。比如怀旧（陈忠实、王安忆、张艺谋、陈凯歌、李少红、苏童，各种人，p.113），比如性爱（铁凝、王朔、芒克、王小波，p.118），表征了一个时代；
“雾中风景”讲第六代导演；
第六章、第七章了讲民族身份，民族主义是90年代重大的命题，如今回响声巨大，是意识形态的立国之基——如果对应权贵资本主义是经济体制的话。今天思考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不能不提民族主义；
电影和纪录片《彼岸》(p.226)；
崔子恩作为90年代的文化个案，酷儿写作的先河，《玫瑰床榻》《丑角登场》（p.242）；
跨界谈了谈中国的先锋艺术及其困境，在理（p.244-245）；
最后以20世纪末的下岗潮和对应的新一轮文学“现实主义”为结——又一个艰难时期，又一个为国分忧、自我牺牲、分享时艰的爱国时期，50年代末，90年代末，近两年的新世纪的20年代末，还会有“时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