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实在是个乡下人（沈从文精选集）书评
1922年，20岁的沈从文离开湘西，只身北上，成了北漂一族。对于曾长年辗转流徙于湘川山野的沈从文来说，历经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皇城无疑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在巍巍城墙面前，沈从文突然从骨子里生出了“乡下人”的感觉。
沈从文之所以来到当时的北平，并无其他原因，只是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吸引。在此之前，他一直寄身军营，担任书记官之类的文职，日常的杀戮征伐与无常生死使其终日惶惑不安，最终做出决定：离开军营，另作生计。初到北平时，沈从文原想进大学读书，以更靠近新文化的中心。然而，由于身份卑微无人“介绍”，便无法涉足清华这般名校；又由于只是高小的文化程度，纵使有机会参加北大的考试，也是一问三不知，零蛋收场。最后，他只好断了正式入学的念头，只安心作个旁听生。课后的时光呢？他时常是躲在霉而窄的房间里，忍着腹中雷鸣，奋笔疾书。
乡下人的窘困经济；乡下人的狭隘视野，乡下人的卑微身份……乡下人的种种短处与不足，大概都曾让青年的沈从文细加咀嚼。千百年来，权力、地位、财富、话语都是被“城里人”所掌握的，城里人统治着世界，评判着世界。越是大城市，其所聚集的力量也就越庞大，天子与皇城就是文化统治的最高代表与聚集地。而“乡下人”，则成为了“城里人”的对立面，一切与城市文明不相协调的属性，都一股脑地扣在了它的头上，比如落后、贫穷、蒙昧等等。
当“乡下人”缺少思考力与话语权的时候，他们只能“心甘情愿”地，或是“理所当然”地领受“城里人”所赐予的“落后”、“贫穷”、“愚蠢”等等。无疑地，作为“乡下人”的沈从文也曾低下头，满心自卑地领受了“城里人”的鄙夷与蔑视。然而，这种自卑并不是为一般的“乡下人”所共有的。对于那些毕生长于山野的人来说，他们很少有机会去考虑“落后”的事实与意义。“落后”这种东西，与他们的婚丧嫁娶有关系么？与他们的春耕秋收有关系么？没关系。思考“落后”，就和杞人忧天一样，都是瞎扯淡。
唯有当沈从文从湘西的封闭环境中走出来，突破了“乡下人”与“城里人”相隔绝的生活状态之后，两者之间的对立与落差才会猛然袭来，令人猝不及防。之前只是“存在”，现在是“存在并被感知”。对于一个正在形成思考力，正在渗入话语阶层的作者来说，由之生成的自卑是时时徘徊心头的。对，自卑是徘徊着的，不是一具直挺挺的干尸，而像在房内踱步沉吟未决的诗人。一个方向，是他时时刻刻所接受的启蒙话语中对“乡下人”的鄙夷；另一方向，是他时时刻刻在生成的思考力对“乡下人”的辩护。这是两个方向，一来一去的，形成了自卑的徘徊轨迹。
沈从文对“乡下人”的思考，渐次地流向他的笔端，终于形成了他作品中的两个世界：一个是湘西世界；一个是都市文明；前者是“乡下人”的聚居地，后者是“城里人”的集合区。不消说，读过作品之后，我们便能分明地感受到沈从文对“乡下人”思考的结果。
当沈从文以“乡下人”的眼光打量现代都市生活时，常常流露出另一种鄙夷、嘲讽与挖苦，刻画现代都市人的做作、虚伪与堕落。如《绅士的太太》描写了都市上层阶级绅士淑女们的种种丑行，丈夫在外偷情，太太在家通奸，订婚的少爷与父亲的姨太太通奸。再如《八骏图》以讽刺的笔法揭露了知识分子的精神病态，作家达士在青岛大学讲学期间，发现周围的七位教授都有不同程度的性压抑和性变态，但这位讥讽他人的作家最终也被海滩女人的身影和神秘字迹所蛊惑。总之，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但凡是沾惹上都市摩登的，总逃不脱人性的堕落与扭曲。
在沈从文的小说中，都市题材往往是作为湘西世界的陪衬和补充而存在的。骂够了恨够了之后，终于只剩下些晶莹的温情了。讲述湘西世界的沈从文，已全没有之前的尖酸与刻薄了，而是以温情的，自在的，善度人意的笔调描画湘西奇异的自然景观与原始朴质的生命力量。在这些小说中，同样有不少的两性之爱，有伦理的，有不伦的，有妓女的，有少女的，有妇女的……虽然这些情爱大多让人觉得悲哀与无奈，但却没有病态与扭曲，始终带着一种原始的力与原始的苦，一种天然的人性形式。
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最为人熟知的大概就是《边城》。或许，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是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最有力的反驳，是“乡下人”手中最为得意的辩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边城》所描绘的世界与绅士太太们的世界不仅在地域上隔离着，也在时间上隔离着。换言之，《边城》的世界属于年轻懵懂的沈从文，而不属于那个文名斐然的沈从文。
《边城》写作于沈从文1934年的一次回乡之后。此次回乡，他还给妻子张兆和写了一系列的游记，结集成《湘行散记》出版。其中的文风率意自然，畅快直言。不过，虽然回到了乡下，但在字里行间：似乎仍在以一种“乡下人”的眼光打量都市。他的所见所闻，与《边城》所述的截然不同，甚至与《柏子》也是大异其趣。尤其是其中的一篇《桃源与沅州》，揭露了现实湘西在商业资本下的丑陋与糜烂。对于这次湘行的整体感受，沈从文多年后在《长河·题记》中有明确的表述：“表面上看，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的进步，试仔细注意主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一种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灭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利是图的庸俗人生观。”
几乎在写作《边城》的同时，沈从文还率先挑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京派”与“海派”之争。他指斥上海的新派作家缺乏创作的尊严感，有“玩票白相”的习气，是“名士才情”加“商业竞卖”的混合；同时又标榜北京作家的“诚实与质朴”，主张弘扬文坛正气。沈从文的言论自然引得部分上海作家不满，你来我往地，掀起了一番论战。乃至连鲁迅先生也掺和进来，各打了五十大板，曰：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沈从文对海派的批评未尝不是“乡下人”心态的变体，上海是当时最引领风尚的现代都市，与之相较，千年古都北平就成了保守的“乡下”。沈从文再一次为“乡下”代言。
《边城》是一部抒发怀古幽情之作，其中的顺顺、翠翠、傩送都是沈从文在历史长河的底下打捞出来的，并不是现时的浪花泡沫。不仅如此，在把他们推向一个超验时空的同时，沈从文仍然做了进一步筛洗。想想一二十年前的湘西有什么呢？尽管资本主义未曾滋蔓，但也是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如其在自传中所言，路旁不时地有死尸出现，被野狗咬得零碎。边城的平和安逸实在是难得一见。事实上，沈从文所成就的，是现代文学史上的《桃花源记》，是被现代都市文明所倒逼出来的。
沈从文曾坦言：我实在是一个乡下人。这里的“乡下人”，实在是一个自卑与自傲的混合。乡下人的身份，或许给他的现实生活带来了窘迫，但却让他在艺术世界谋得了一席之地。不过，“乡下人”在现实与艺术之中有着完全不同的意指。对于现实，“乡下人”的“乡下”可以由户籍、着装、资财得到确认；但对于艺术，“乡下人”的“乡下”则是一种臆造的梦镜，自恃的竹杖，不存在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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