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是鼠疫杆菌携带者 只是所处的鼠群不同（鼠疫）书评

如果将人的一生压缩到短短的几年甚至几个月，我们再来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一类的哲学命题，估计伊壁鸠鲁派的享乐观会占上风。只有在看到死亡来的那么轻快，又无法抗争时，人类才会放下所有的惦念和幻想，尽情地放纵，无畏且无谓地生活。

就拿鼠疫来说，又名黑死病，过去的数百年间，每隔百十年就来一次大规模的爆发，最严重的是14世纪的那次，欧洲人口少了三分之二。在《都铎王朝》、《女王心计》等历史剧中都涉及到这段令人毛骨悚然的历史事件。

最能让我们感同身受的，就数2003年的那场非典，主旋律已经把这场防疫行动定义为抗击非典战争。经历过非典的都感受过当时的恐怖和压抑，学校停课、聚会禁止，不商不穡、以宅为主。最可怜的莫不过北京人，犹如过街之鼠，人尽驱之。

回过头来，我们再读阿尔贝•加缪敲开诺贝尔文学奖的《鼠疫》，就不难理解书中的描写，大难来临时，人们的所思所为；生死难卜时，人们的所恨所爱。

阿赫兰是阿尔及利亚海滨的法属殖民小城，全体居民都在谈票据、谈提单和贴现，就像今天的人们谈股票、谈熔断一样。然而，1940’s的一场鼠疫打破了它的宁静和喧嚣。为了控制疫情，阿赫兰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来往，就像一潭切断水源的池塘，完全靠自身来净化来平衡。

代表科学的医生是抗击鼠疫的第一支力量。净化的第一步，首先要找到抗击病毒的血清。面对每天都在增长的死亡人口，以里厄为首的一群医生自愿组成医疗小组，格朗、朗贝尔等一批市民，也主动加入到自救行动。他们认为与鼠疫作战是顺理成章的事。在他们夜以继日的努力下，死亡人口虽然没有大幅度下降，但也让人们看到努力方向，不致于等待死亡。

代表上帝的宗教是抗击鼠疫的第二支力量。帕纳鲁神父坚信鼠疫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唯有拯救灵魂才能救赎肉体。但拯救灵魂比拯救肉体更难，当看到上帝并没有让死亡人数减少时，神父加入了医生的卫生防疫组织。“某种超越渎神和信神”的力量让医生和神父携手合作，拯救人类，科学与宗教取得了相互宽恕。

鼠疫患者也是同鼠疫作斗争的最坚定的力量。塔鲁自认为在来到阿赫兰前，就同大伙儿一样，早已患上鼠疫了，只不过有些人安于现状，有些人则力图摆脱。塔鲁是始终希望摆脱鼠疫的，他全心全意地同鼠疫作斗争，但最难的不是让自己免受其害，而是难在防止把鼠疫传给别人。他们必须自我检点，毫不懈怠，尽可能避免站在祸患一边。

神父和塔鲁先后罹患鼠疫去世，但他们的精神激励着医生和市民。在这三支力量的共同奋斗，相互鼓励，相互激励下，疫情好像得到了有效控制。鼠疫最终退去了，阿赫兰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繁忙，但留给人们的不仅是对死者的回忆，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绝，也不会消失，它们能在家具、衣被中存活几十年；在房间、地窖、旅行箱、手帕和废纸里耐心等待。

鼠疫带给人类的不仅是毁灭，也带给人们反思。每一次鼠疫或者战争过后，人类思想都会经历一次大的变革。1349年的黑死病爆发及其后的三十年战争，动摇了宗教的统治基础，人文主义的思想开始复苏，文艺复兴的萌芽开始孕育。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让萨德、加缪等一批思想家对人类所处的生存环境、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存在主义是加缪所处时代的主要思潮，大家都去寻求生命的意义，都去深刻了解人类生存的处境，都渴望自由的抉择，但最后都是以绝望告终。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生存体验。

当然，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和抗生素的发明，惨绝人寰的规模战争和瘟疫横行基本已经绝迹，但战争的阴影仍挥之不去，莫名的瘟疫来去无踪，人类始终没有放下自我放纵的念头，始终没有摆脱自我毁灭的怪圈。

只要人类贪婪的本性不改，鼠疫、战争就与人类所有的悲惨一样，都会卷土重来、周而复始。就像加缪另一篇小说《西西弗斯神话》中的国王一样，天天推着笨重的石头上山，再等着石头从山顶滚下，日复一日，成为永罚。

也许有一天，鼠疫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重新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