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之争与欧元区的未来（欧元的思想之争）书评

刘波/文

欧元让人既爱又恨，它既是一种美妙的货币，又是冲突和纷争的起源。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说的：“欧元本是让欧洲团结的试验，但没有什么比它更让欧洲分裂”。

2002年1月1日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这天，欧洲单一货币欧元正式投入流通。可以说，欧洲人从ATM机里取出来的并不是欧元，而是欧洲未来团结与和平的保证，欧洲人终于可以把帝国冲突与战争的阴影彻底抛在脑后了。

当然，欧元的启动之旅并不顺利，在各国、甚至普遍认为会从欧元中获利的德国，民众中也存在着疑虑情绪。但欧洲各国领导人依然相信，单一货币带来的繁荣强盛最终将说服那些怀疑派。而到今天，16年过去了，尽管欧元区挺过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最高潮时的危险风浪，但欧元却日益令人联想到债务积累和紧缩政策，欧元区瓦解的风险也没有彻底消散。这正应了斯特格利茨的话：与其说欧元增进了欧洲团结，不如说它撒播了新的分裂。

从2016年的英国退欧公投，到“国民阵线”、“德国选择党”等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大陆的异军突起，经济低迷的欧洲，政治麻烦不断，德国等北部国家（债权国）与南欧国家（债务国）之间产生了深刻的裂痕。这一情况下，人们心中的疑问越来越大：能不能说欧元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之一？这种由欧盟技术官僚设计和实施的单一货币，是不是从一开始就不适合欧洲，因而是一个错误，甚至是一个毁灭机器？毕竟，国家间其实并不需要货币联盟来改善关系、增进凝聚力，相反，正如美国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曾经警告的——运作不良的货币联盟会有导致内战的风险。

但这个问题并不是非黑即白，这涉及到，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欧元。欧元是历史的产物，因此也应该放在历史背景中理解。在《欧元的思想之争》一书中，德国经济学家马库斯·布伦纳梅尔、英国历史学家哈罗德·詹姆斯与曾任法兰西银行副行长的让-皮埃尔·兰多，从经济学、历史学和公共政策三种不同的视角回顾欧元的发展历程，揭示欧元的理念根基。深入到欧元的形成史中，我们会发现，它并没有那么简单。

在三位作者看来，欧元区危机背后其实是一场理念之争，主要表现为德国和法国之间的观念差异（这只是一种大致划分，两大阵营并不限于这两个国家）。这一经济理念对立背后存在着长期的历史、思想与文化根源。两种不同的理念塑造了各国对自身利益的体认模式，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制度性惯性，并反映到各国选民对问题的理解之中，影响各国的政治决策。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最近的例子——2010年和2015年的两次希腊债务危机。希腊危机及其引发的激烈争吵，代表着在欧洲酝酿已久的围绕经济哲学与欧盟设计理念的冲突的大爆发。危机爆发后，德国官员指责希腊等国不遵守财政纪律，积累了太多公共债务，希腊的左翼政府则认为欧元区的制度设计存在根本性缺陷，希腊有权得到救助。德国主张希腊必须实行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而希腊及其支持者认为，紧缩只会延长和加剧危机。

在激烈的争吵中，有人指责德国“欺凌”作为债务国的希腊，同时，阴谋论广泛出现。有人认为，通过欧元来锁定货币汇率，可以让德国以其他国家的不幸为代价，不断积累出口盈余，欧元只不过是德国掌握的控制工具（这种反德阴谋论对英国退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有意思的是，还存在一种对立的阴谋论是说，法国希望通过欧元来结束德国央行对欧洲的货币控制，借助欧元，法国的“经济治理”模式将与欧洲货币联盟携手并进，将法式中央集权经济体制扩展至整个欧洲。欧元区危机期间，德国的评论家也在宣扬后一种阴谋论，抱怨欧洲央行已经被南欧各国政府的官员掌控，而坚守纪律和原则的德国成了被牺牲者。

尽管阴谋论有些渲染过头，但它反映了背后的一般性问题：在媒体和舆论界，欧元区的矛盾常常被简化为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关系。根据这一描述，德国等债权国重视严格的债务偿还，经常压迫债务国，同时德国更愿意保持低通胀，以增加名义债券的价值；法国等债务国则更乐于接受债务减免，并偏爱更高的通货膨胀，因为这可以蚕食债务的实际价值。

本书的作者们试图驳斥这种过度简化的认识。这是因为，债权人和债务人也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关系，比如明智的债权人通常希望债务人财力雄厚，对债务人压榨过度，会反过来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而债务人也知道，违约将破坏未来再次借款的机会；同时，债务人和债权人这两种身份并不是严格按国界划分的，比如德国等净债权国内部也可能有大量的债务人。债权国债务国冲突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无助于对欧元区冲突形成深度理解。

与上述理解相反的是，本书强调德国和法国在一系列经济理念上的分歧——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视角不同。德国强调规则、责任和义务，关注最后贷款人制度引发的道德风险，关注最后贷款人行为对货币政策的破坏，希望设计出强有力的约束条款，使货币政策免于受政府财政控制，并严格控制政府债务及债务上限。法国的经济理念则是，规则应当受制于政治过程并可以重新协商，危机管理需要灵活应对，不应限制政府自由行动或自由借贷，货币政策除维护价格稳定外还要服务于经济增长等一般目标，盈余国家对于国际收支失衡也应采取行动。

在官员出身方面，德国的决策者多是职业法律人，而法国的决策者多是职业经济人。在对欧元的态度上，德国人把欧元看作旧汇率机制的改良版本，认为它是仰仗德国马克的特点而建立起来的；法国人则把欧元视为崭新的全球货币，视为实施更有效的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的渠道。

更有趣的是，德法之间的这些理念分歧并不是政党分歧。不管两国是左翼还是右翼政党执政，都会显现出这些分歧。这也不反映民族性格。比如，从19世纪到1930年代，是法国更强调规则、看重贸易顺差，德国则是“挥霍派”的代表。是历史因素造成了双方的角色转换。“二战”后法国精英认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因在财政、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不够灵活而输给了纳粹德国。经历这场羞辱性的失败之后，他们希望建立一个能够引导经济增长的强大国家，同时在陷入危机时可以保持灵活性，这使法国产生了依赖政府干预的习惯。德国则相反：看到了纳粹政权集权专断的危害，所以强调以规则限制政府，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恶性通胀经历也让德国人对财政纪律百般看重，不敢丝毫放松。

所以本书主张，如果欧洲各国决策者能更多地了解彼此的意识形态倾向——如更强调规则还是自由裁量，更看重国家责任还是欧洲团结，更喜欢非凯恩斯主义的紧缩政策还是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他们就有机会找到更好的欧元改革方案。因为利益是通过思想的棱镜来表达的，思想能对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所以他们建议欧元区迈向“经济思想联盟”，克服民族主义和从国家利益、国家优势角度看待问题的方式，弥合非黑即白的对立，走向一种“二十八度灰”的和谐共存境地。

在具体政策上，本书建议欧盟确保货币和金融稳定等公共物品的供应。这将相当于一份保险合约，以一种基于规则的方式，将欧盟的团结需求与全球责任结合起来。当发生极端负面情况的时候，欧盟不应过分强调个体责任，而应该高举团结原则，一方面在预算纪律等方面推进共同控制，另一方面分担极端危机事件的共同责任。在应对银行业危机方面，他们承认目前以流动性为核心的短期应对措施确实引发了长期的道德风险问题，平衡之道应是建立欧洲银行业联盟，树立一道可保护绝大多数群体的防火墙，而不是只拯救少数表现最差的群体，以避免逆向选择，并推动可以稳定整个系统的良性竞争。

总之，本书承认欧元区存在固有矛盾，但否认矛盾不可调和。欧元设计者们的初衷是，欧元应该是一种在经济密切交融的国家之间使用的货币，同时只有单一货币是不够的，应该辅以各国之间广泛的银行、财政与政治合作。应当说，欧洲国家已经普遍意识到了欧元区机制的不足，只是现在他们需要弥补制度性缺陷，并提高决策质量。而为了做到这些，了解彼此的视角及其背后的思维方式，显然至关重要。我们作为外部人观察欧元区，如能注意到这些观念差异，也可形成更深的理解。

俗话说，应该在晴天修补屋顶，但欧盟各国恰恰错过了在繁荣时期推动结构性改革的好时机。不过，亡羊补牢也不为晚。归根到底，欧元并不是一个“反乌托邦”式的失误，技术官僚也不是欧盟的毁灭者，相反，在明白了理念差异之后，技术官僚和政策专家们反而更有可能达成一致。重要的是，作为决策者的政治家不应基于政治考虑或者狭隘私利而错失改革良机。

当然，本书也预示着欧盟国家在制度融合方面还存在着深层次挑战，“德国式”与“法国式”思维的差异将长久影响欧元区的命运，尤其是如今民粹主义的兴起会放大这一差异。所以欧元区深度改革的前景也不容乐观。但不论如何，两种思维模式的互动与共融，将让超越主权国家模式的欧元区改革赢得更大的成功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