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马县长》 《让子弹飞》和《盗官记》在叙事及作者角度方面的比较（夜谭十记）书评

一、叙事方面

根据热奈特的观点，叙事的构成可采取三分法：第一个是所讲述的故事内容，指构成一段叙述话语主题的故事内容，即被讲述的故事，包括事件、人物、场景等等。第二个是讲述故事的语言组织，亦即叙述话语，指叙事作品中讲述故事的语句。第三方面是叙述动作，即产生出叙述话语的“叙述”活动本身。

先说电影《让子弹飞》，《让子弹飞》虽说改编自马识途原著《夜谭十记》里的一篇《盗官记》，但是影片所讲述的故事内容及情节组织已发生很大的变化，《让子弹飞》只借用了《盗官记》的基础人物及其关系，还有故事发生的大背景，也就是说《让子弹飞》只套用了《盗官记》的躯壳，其内部血肉均已发生明显的改变。《让子弹飞》是一步非常男性化的电影，不仅以男性角色居多，其语言、画面、镜头都十分男性化，通俗来讲就是“很爷们”，从叙事形态上看，影片延续了姜文一贯的戏剧性、寓言性并重的风格，姜文用其男性化的电影镜头令影片在整体呈现的形态上相较原著《盗官记》和老片《响马县长》更震撼。

与《响马县长》的比较，这里仅从镜头叙事方面谈，摒弃因两部影片时代不同造成的效果不同等因素。与《让子弹飞》相比，《响马县长》更忠实于原著，影片的基本脉络与《盗官记》相差不大，和《盗官记》不同的是，《响马县长》采用的是客观叙事的方式，影片情节随着镜头的不断切换而展开，而《盗官记》则是主观叙事，其言说人是后来被怀疑是当事的师爷本人的，他的叙述贯穿于小说始末，这也是文学话语与电影话语一个基本特性的不同。

而在产生出这种叙述话语的“叙述”活动本身方面，《响马县长》的叙述活动相对《让子弹飞》来说太死板，不够灵活，举一个例子并可说明问题：《让子弹飞》开头，张麻子在子弹打出的那一瞬间说出一句余味无穷又点亮全片的话：让子弹飞一会儿！然后故事的主题接着此话展开……让人十分震撼，这是《响马县长》所无法达到的，《响马县长》的叙述活动中规中矩，因此其催生出的叙述话语的艺术感染力也不及《让子弹飞》。而对于《盗官记》，与电影不同，小说的叙述活动必须通过文字来表达，这决定了故事的组织、呈现较电影有所不同。

二、作者方面

前文讲到，《响马县长》、《让子弹飞》采用的都是客观叙事的方式，作者（主要指导演、编剧等）对人物的结局、命运等方面全知全能，而《盗官记》则是主观叙事，作者通过一个处于信息感知者的立场上的叙述者也就是“巴陵野老”的心灵来表现整个故事，这属于“有限的叙述”。

《盗官记》中，“巴陵野老”是讲故事的人，即“叙述者”，《响马县长》和《让子弹飞》里讲故事的人，都是人物本身，“叙述者”是在整个故事之内的，而不像《盗官记》是在故事之外。某种程度上说，“巴陵野老”可算作是《盗官记》这一故事的“作者”，他尤其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响马县长》和《让子弹飞》则不同，讲故事的人不只一位，故事情节是“合作出来”的。这也是三者很大的不同之处。

另外，三者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隐含的作者”不同。驱使作者马识途创作《盗官记》并在写作过程中左右其思维的“价值观”到了《响马县长》的导演李华、编辑钱道远和《让子弹飞》的导演姜文、众多编剧们的“价值观”这里已发生很大变化。马识途在小说中借“盗官”过程，着重表现社会贪官污吏之风以及张牧之惩恶扬善的正气；《响马县长》则着重表现作为革命力量的张牧之就义时如何的悲壮，作者的“价值观”更为现实；到了《让子弹飞》，作者的创作态度不像《响马县长》那样严肃，而是更加充满喜剧色彩和荒诞意味。

虽然表现方式不同，但《让子弹飞》的主创人员所流露的让人为之共鸣的价值观念，却与《响马县长》有着一致性，二者都承继了《盗官记》的核心主题，这点是毋庸置疑的。毕竟，无论后世改编作品的形式怎么变，只要是优秀的作品，其精神都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