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之歌 或厌世者说（月亮和六便士）书评
我一直认为评论应该写那些自己喜欢和崇敬的作品，对于不喜欢的，不仅不应该说什么，而且应该立刻停止、立即走开——没有人逼你受苦。尤其是对于我这样自制力奇差的人来说，怨气总是和愚蠢更加投契。关于这本小说，我一度有些负面看法，这些想法使我想要中止阅读，如果不是想到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月亮和六便士》，我肯定不能把这小说看完，但我又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媚俗的人，我想知道它的魅力究竟在哪里？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小说以谈论艺术和艺术家开场，但它和那些真正的艺术家所从事的工作、所关心的对象，殊为不同——虽然我敢说它们目标一致，即改变事物在人们心中的排列顺序。正如书名，“月亮和六便士”所示。但与那些炼金术士不同，这样的小说并不试图通过与对象的贴身搏斗以唤醒我们的感受力，它使用的是另一种精湛的技艺。（一种障眼法、催眠术？）很难说它们是殊途同归。对秩序和内容的改造无疑都可称为创造，都属于质变的一种，但在谈论小说主旨的时候，还是应该把它和人们通常理解的倡扬艺术、追求理想相区分。与其说它关切的是艺术行为本身，毋宁说它所迎合的是人们在谈论“艺术/理想”这一话题时，所讳而不言的那些心理。如果说这部作品在当时是清新而感人的，如个人挣脱社会束缚等（对此的考察，实在是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外了），同样的看法，在今时今日则显得陈腐，甚至有些浅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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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特里克兰德最初是作为“反英雄”进入读者视线的，一个抛妻弃子、不负责任、绘画技艺蹩脚，并且自己也混得不怎么样，邋里邋遢的人。但故事的叙述者逐渐说服我们，他就是英雄。这当然和我们共同的价值观以及作家的叙述技巧有关。
他是英雄，因为他勇敢、执着、任真纯粹、追求精神价值、不惧物质上的磨折。他成功了。他的成功不在于最后世人的醒悟、对其作品以价格的方式表达出的盖棺论定，而在于他一路的反叛，叛逃温馨平静的家庭，逃离社会，直到完全离开这个世界。自从他选择离开，他似乎就开始生活在一个高于我们的世界里，并且一直生活得很好。他可以毫不顾惜，毁坏自己的身体，烧毁自己最后的最辉煌的画作，以至于毛姆用上了这样的词句，“思特里克兰德也知道这是一幅杰作，他已经得到了自己追求的东西。他创造了一个世界，也看到自己的创造多么美好。以后，在轻蔑和骄傲的情绪中，他又把它毁掉了。”那是何等的对所谓平庸众人的蔑视，反之，又是何等的对画家本人的仰视。
但在对他临终处境的补充叙述中，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所处环境的不洁，突出房间的脏与臭，不仅仅是反衬，更迎合一种普遍的心理，即人们倾向于在强者的身上看到瑕疵，却又更愿意接纳弱者身上的道德闪光点。在这样一间屋子，屋主人的精神品质无异于正处于无限的聚光状态：强韧、专注、以至于麻木。（我今天恰好去了动物园，所以知道“恶臭”不仅仅是暗示精神意义上的不洁，它首先是一种物理意义上的摧残。）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强调这“臭”也无情地宣示着对他土著妻子的贬低。又或者更进一步，我们的文明，就是一座散发着恶臭的废墟么？
总之，这就是思特里克兰德追求“月亮”的轨迹：毫不留情地告别原来的自我，脱离原来的社会关系，在小说的大部分篇幅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他如何一步步地非社会化。在这一阶段，思特里克兰德“被”展现出的个人价值，就在于破坏，破坏即是他的创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反抗者所追求的美与价值，事实上仍然被他的反抗对象所控制着。
我说是被展现出来的，是因为他的个人价值当然不仅仅在于此，但叙述者希望我们看到的是如此，因为叙述者本人的观察目的决定了只能如此：在思特里克兰德突然蜕变之后，他的行为模式也并不复杂，在一连串的行为动作中展现的，无非是他的冷酷无情。与亲人断绝联系、对朋友施特略夫的粗暴、对勃朗什的利用、流浪汉生涯……通常情况下，这一连串事件并不能用来说明一个人的个人魅力，它们不过是借理想之名，而不负责任地发泄出的暴戾。这行为背后的逻辑很简单：我很重要，我最重要。当然，我们或多或少地都愿意咀嚼这样的事件，欣赏他的强势，或许每个人都会有背离社会的愿望吧。而我们所咀嚼的不过是以追求理想为名的极端个人主义。
作家终于让画家来到了岛上。他反抗的使命宣告结束，而艺术的事业得以平静地开始……再一次，他所追求的艺术本身是什么，他如何在这艺术中重新安顿自身，并不是小说所关心的。在小说的后半段，叙述者精心营造，不过是要强化之前的“非社会化”的主题。亚历山大港的医生的故事，与思特里克兰德的人生轨迹相重叠，是再一次对“反叛”主题的强调，而岛上人的故事，则又在品质上与思特里克兰德相呼应：率性而为，缺乏自我约束，更爱生活在相对原始的自然环境中。这些看似七零八落的小故事，不过是对思特里克兰德的再次折射，被讲故事的人煞费苦心地编织起来，以自然而然的方式，不动声色地将之前的印象强化。
故事并不是在此处戛然而止。因为讲故事的人注定不会栖息在此处——在这原始森林中——更加完满的做法是让“出走”的人“回归”，因为，听众在此，荣耀也在此。于是，我们看到，思特里克兰德的遗产一分为二：一是他的那些在巴黎被估以高价的画，二是他那很有可能会继续生活在土著人之间的儿子。二者是如此地分裂着，因为毛姆所赋予他的使命，正是如此地分裂着。为了体现出一个出走者的价值，毛姆不得不让他回归，让他的画在他身后作为他精神世界的延伸，回到众人中间，获得承认：那个当初嚷嚷着“我最重要”而离开我们的人，他确实很重要，相当重要。但同时，他的孩子，作为他存在与精神的另一部分延伸，则又不得不继续那种小岛上的生活，永远地飘荡在我们熟悉的世界之外。
这是一个完美的故事，但，在故事的结尾，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可怕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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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喜欢毛姆的地方首先是他的人性论。所谓的人性复杂，这见解本身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被人反复重申的原因，更多的时候是为了传达人性阴暗的潜台词。在书中，这样的论断当然也不是作为一个中性的事实来使用的，而更像一种怨言，进而成为一个借口。将一个中性的事实变成浊概念来使用，大概也是论辩术或障眼法的一种吧。（即事实无法反驳，但这个事实被提出时的语境、在语境中被附加的价值判断，有时也被不假思索地一并接纳了。）
关于人性复杂的感慨首先出现在思特里克兰德的突然蜕变之后。叙述者又耐心地反复强调，这其中没有迹象可循、没有道理可讲，以我有限的人生经验，姑且承认这是有可能的，因此这一事件也足以使人惊奇了，它直白地暴露出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相信/喜欢这个故事的前提。对人与人相互之间的可信赖感、可依靠感的完全否定，构成了所谓“人性复杂”论断的基调。这个故事的价值仅仅在于，它相当地满足了读者在现实的人际交往中普遍会怀有的怀疑心理，继而，他邀请我们进一步迷途。
施特略夫妻子，勃朗什坚决而突然的背叛，构成了思特里克兰德灵魂的影子，是对之前故事的重写，也进一步在读者的心里投下阴影。连运用的语句也是相似的，“看来她一定是一个性格非常复杂的女人，这同她那端庄娴静的外表倒构成了极富于戏剧性的对比。”（三十二）
人性复杂论的另一涵义，是指人在人际交往中体现出来的虚伪矫饰的一面。这一过错，主要由以思特里克兰德夫人为代表的上流社会中的人承担，或许更准确而毫无风险地说，在这部小说里，是上流社会的女人们。关于那些没有实质内容的交际宴会，“一个上流社会的妇女必须要靠别人养活”等等的叙述中，都可听到“我”或者思特里克兰德的嘲讽的声音。在评价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的言行不一时，这声音可以听得很清楚：“但是话又说回来，谁能理解人心的奥秘呢？那些只希望从人心里寻找到高尚的情操和正常的感情的人是不会理解的。”（四十三）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小说的另一特点，即将人物和问题简单化处理的倾向。首先，在“城市——原始村落”和“虚伪——真诚”这两组平行对照中，虚伪其实被自然而然地和城市人联系在一起，而真诚则不言而喻地被赋予了远离城市的人。但是，这样的归类真的是不言而喻的吗？毋宁说叙述者试图诱导我们进入一个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陷阱。其次，出于讲故事的需要，故事中所有的人物都被做了扁平化处理，一旦出场，形象便几乎不再变化，仿佛只是被更牢固的力量控制着。无论是反叛者思特里克兰德、老好人施特略夫、着了魔的勃朗什、平庸虚伪的思特里克兰德夫人……都绝无反弹的余地。
虽然毛姆自称“讲故事的好手”，不过这显然不是单纯讲出的故事，而应该注意到他严格的选择性的视角。这其中确实有某种情怀，但在我看来只是一种很低级的情怀。
总的来说，它只是以艺术或追求理想为幌子，表达的悲观厌世的情绪。反抗和逃避只是对同一事件的两种描述而已，毛姆所看到的画家，除了逃避的挣脱的姿态，除了作为“城市”的反面的原始森林，他的灵魂非常虚无缥缈。也许对于画家来说，他的精神生活是充实的，但是对于作家来说，他看到的以及他宣扬的，则只是对城市的厌恶，和虚幻的反抗的乐趣。（在某种程度上，“我”把自己引为画家的知音。）
需要反思的是这所谓反抗的合理性。集体生活固然难免对个人价值的降级对待，但这是出于相互尊重的目的，而不是出于某种阴谋的要加害于个人的指令。以思特里克兰德和勃朗什的悲剧而言，作为共同生活者，思特里克兰德果真不需要对她尽一丁点的照看义务么？坚持自己的准则没有错，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用来原谅他对勃朗什的伤害的理由。我们当然也有足够的理由嘲讽那些无聊的宴会和交际，没有情感实质的礼仪是空洞而无谓的，但没有礼仪约束的情感是茫然的，并且难免那种相互伤害的与兽无异的欲望。作为对麻木自我的拯救，应该是为之注入真实的情感，而不应该是宣扬礼仪的完全废止，以及无拘束的情感宣泄。人心的晦暗与复杂固然可畏，但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才需要在个人的欲望与准则之上，有共同的准则，以避免无谓的互相伤害。此之谓文明的要义，拒绝堕落的缘由。
文明的受益者却往往有着强烈的受害感，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心理呀。人是很复杂的，我对此也没有异议，我所在意的是，它是被作为解决问题的起点，还是逃避问题的借口。
3
比喻和象征的手法所起到的作用，非常符合“冰山原理”。在被明确表达出的喻意之外，喻体往往还有一些更为重要的特质，未被明言，但同样发挥着作用。
在“月亮”和“六便士”构成的强大修辞对立之间，一般理解为，月亮象征理想，而六便士喻指平凡琐屑的物质生活。但它们并不能被诸如“画室与证券交易所”、“颜料与咖啡”这样的类比取代，在月亮和六便士的并置之中，隐藏的不对等关系在于，月亮是属于自然的永恒的价值，而六便士代表的是在人类社会中约定俗成的货币关系，本质是流动的轻盈的。要指望这样的人为之物抵挡月亮，从根源上来讲即是不可能的。而在小说中，对月亮的照应，无疑便是那座小岛，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非人为、非社会性。但所幸，倘若我们愿意跳出那种二元对立的选择性视角，这仍然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提醒，一个人应该有能力看到并且承认自身之外，那些永远高于自己的价值。并且，一个人也并不是非得离群索居众叛亲离，才能有资格追求更高的价值。
在小说中，还有一段被经常引用的话，用以表达在人群中的孤独感：“我们每个人生在世界上都是孤独的。每个人都被囚禁在一座铁塔里，只能靠一些符号同别人传达自己的思想；而这些符号并没有共同的价值，因此它们的意义是模糊的，不确定的。我们非常可怜地想把自己心中的财富传达给他人，但是他们却没有接受这些财富的能力，因此我们只能孤独地行走，尽管身体互相依傍却并不在一起，既不了解别的人，也不能为别人所了解。我们好像住在异国的人，对这个国家的语言懂的非常少，虽然我们有各种美妙的、深奥的事情要说，却只能局限于绘画手册上的那几句陈腐、平庸的话。”（四十二）
引人注意的一个意象是：“铁塔”。为什么不是草房子甚至窨井呢？铁塔和象牙塔是否本质相似？塔的特征除了狭小的隔绝空间之外，还在于它的高度。它多么符合一种自视甚高的个人中心主义，或者说正是这毫无理由的高，造成了那种毫无希望的隔绝。关于语言与沟通效率的抱怨，必然会永恒存在，但一味夸大这一点的，正如我们所见，只是那些生活在铁塔上的婴儿。
这个故事有时让我们想起“生活在别处”，于是便不得不追问，别处的生活又怎样呢？
4
每一种艺术的成熟，或许都不仅仅在于对价值符号的辨认，而应该把价值前置到创作的过程：那过程中生生不息的痛苦与美。
我喜欢的是傅雷为《约翰·克里斯朵夫》作的献辞。摘抄本没有带回家。就记几句话：
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消你能不断的自拔与更新。
……战士啊，当你知道世界上受苦的不止你一个时，你定会减少痛楚，而你的希望也将永远在绝望中再生了罢！（傅雷·一九三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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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钦佩的英雄，就是我妈妈。对自己和对家人的全方位的照顾。打败我的是她的品格。一个人要解决的不是恐惧，而是困难。并不纤柔，但是务实。以前我也觉得自己坚强，那是因为我遇到的困难还不够多。
而艺术的果实也正如生活的果实。
6
人永远不乏寻求堕落的欲望，这是劳伦斯在《恋爱中的女人》中所写的这一段对话使我感动的原因：
“他是一个令人痛苦的否定者，一直咬到生活的根部。”
“但为什么任何人都很在意他呢？”吉拉尔德喊。
“因为他们也憎恨理想，在他们的灵魂深处，他们想去阴沟里看看，而他就是一只在前面带路的魔鼠！”
吉拉尔德仍然站在那里望着窗外茫茫的雪雾。
“我不明白你的话，真的。”他用一种平淡而无可奈何的口气，“那听起来像种古怪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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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暂时就是这些，也许不乏偏见，但估计不会重读了。
16.1.3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