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梦得桃花（刘宾客文集）书评
一、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古代文人常常感叹“诗谶”的存在，即某某诗句无意间吟咏出了诗主未来悲惨的命运。由此种说法往刘禹锡身上推定，再反观其一生的经历，可以得知他本人占有“名谶”的可能也极大。刘禹锡，字“梦得”，其一生大落三次，贬谪西南时间多达二十三年，在诗人七十年的生命当中几乎占据了三分之一的时光，从年少轻狂参与“王叔文改革”失败，被冠以“八司马”的雅号，就此荒废十年，在朗州只能以替巫祝做歌，吟咏聊以自慰，这种寂寞是可想而知的。
贬谪所带来的身体束缚和未开化之地导致的心灵空虚在《伤往赋》中几乎凝聚为实质，因发妻离世所带来的悲哀和着往事的艰辛一股脑的喷涌，“还抱影以独出，纷百哀而攻中”、“悲之来分惯予心，汹如行波游浸淫”，这种举目无亲的感觉所带来的怅然直抒与刘禹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形象是由较大差异的，其为人刚毅，诗风豪气十足，且乐观无比，如写于播州的《秋词》：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该诗既表现了诗人昂扬的姿态，更表现了其愿意逆“秋日凉气”而行的壮志，“诗情”是看到“秋景”而喜悦的根源，将其引述到朝堂斗争中去的话，“秋”所代表的是朝中阻挠变法的守旧派和变法失败的消颓，然而诗人的“诗情”象征百折不挠的斗志，由此也不难理解刘禹锡为何敢于参加王叔文变法运动，再联系被贬的现实，那种豁达和面对窘境依旧自得其乐、满怀希望的态度正是刘禹锡本人给世人留下的一贯印象。
但《伤往赋》所表达的情感几乎重塑了刘禹锡本人，那样一种极端昂扬的形象完全被打破，一如苏轼两首《江城子》所展现的迥异情感，同样的一边是豁达、激昂的斗士形象，另一边则是由爱情的丧失喷涌出极度的悲哀，但前者属于“超我”，后者属于“自我”，或者将其表述为“士大夫精神”和“人的情感”，前者作为刘禹锡本人的政治人物形象出现在史书、文集乃至于诗集当中。虽然作为贬谪官员，身处穷山僻壤，但依旧坚持敢于任事，施政一方，《新唐书》载：“蛮俗好巫，每淫词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并且在《刘宾客》文集中记录刘禹锡几十篇上表，处处展现其对朝廷政事的关心。
然而这样一种“士大夫精神”过于泛化和极端化了，入中国史书的文臣（《佞臣传》除外）几乎都会有这样一种“士大夫精神”，甚至为了展现文臣的风骨，刻意抹消其“人性化”，即“自我”的一面，如刻意以官员政绩取代其本人对亲属朋友的感性化举动和行为，刘禹锡则显然不同，他的经历富有传奇，几乎与苏轼如出一辙，同样年少成名，中年颠沛流离，也同样至情至性，这种性格是导致两人悲剧的根源，也是其“自我”表达胜过“超我”形象的根本。而我们之所以会喜欢这样的诗人、词人。从来不是因为其当时施政有方，或是高官厚禄，而是因为对诗意的向往具象化为诗人诗句的表达，这种表达映射了千百年不变的普遍性情感，从而引发共鸣，。
然而一般说来，这样一种“自我”压制“超我”的文人，如刘禹锡、苏轼，往往仕途坎坷，流离一生。
刘禹锡和苏轼是一类人，苏轼在《自提金山画像》中说：“问汝生平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辗转多个州县，于蛮荒处“立功”，细究刘禹锡生平，几乎也是“朗州播州夔州”。刘禹锡本人更是三起三落，在这样一种“致君尧舜上”的梦想不断破灭的绝望中，刘梦得将辅佐皇帝的志向落到自身和田野间，真正将“刚健”的诗风融入到立身和治政当中，在那样一种“秋凉”之后，依旧保有希望：
十年楚水枫林下，今夜初闻长乐钟。
这种沧桑之后的一觉大梦惊醒，而大梦惊醒后依旧执迷不悟，在执迷不悟中更加坚定自我的信仰，这正是其“名谶”——“梦得”最好的体现。
二、桃花主
纵观刘禹锡七十年的岁月，其几乎可以说是“桃花主”，在他三起三落当中，“桃花”是绝对离不开的，他本人因两首桃花诗流传后世，其仕途也因为这两首桃花诗屡遭挫折。
刘禹锡本人是一个绝对的没有政治性的政治家，其作为诗人的感性意识绝对压过了政治敏感。变法失败后被召还，本应小心谨慎，然而其作为诗人的“借诗刺政”天性复发，且值得一提的是，两诗时隔十四年，连续两次，刘禹锡皆以“玄都观桃花”讥讽时政，以至于导致了近似一种过度发泄后的“自作自受”的效果：
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道是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前者写就，同年被贬连州；后者写就，则彻底坐废了刘禹锡的仕途。仕途坎坷这一现象的出现和刘禹锡本人性格是息息相关的，他始终没有跳脱出文人肆意自由的天性，其追求庙堂之高，但极“雅”的理想化追求并不适用于现实政治，使得他根本无法趋利避害，这种政治嗅觉无关所谓的文人风骨，单纯在于个人的政治经验的积累，由此看来，刘禹锡本人一如桃花一般，只能深种与郊野之外，而无法登高庙堂，但文人向来所拥有的执政使命感又促使着刘禹锡不断向庙堂政治靠拢，最终注定了刘禹锡一生贬谪的道路。
这种桃花的象征也展现了刘禹锡的柔弱一面，在《酬乐天处逢席上见赠》一诗中：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一般解释都是刘禹锡回顾当初悲惨遭遇，最后情感突转，变得乐观向上，对未来抱有希望。然而尾联所代表的意义很有意思，诚然，刘禹锡的基本标签即为刚健豪迈、乐观不屈，但联系该诗写就的时间地点以及尾联一句，则能读出不同意思，该诗写于刘禹锡好友白居易为他准备的接风宴之后，在这种宾主尽欢的场合，乐观是必须作为一种主基调的，而尾联一句则是说明听了白居易《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后多饮酒来强打精神，白诗抒发同病相怜之感，刘诗则是在这种场景下又承担起了互相宽慰的责任，可以这样说，刘诗颈联向往未来是刘禹锡对自己和白居易朋友间礼节性的宽慰，而尾联所展现的寂寞萧瑟之感在正是刘禹锡对自己二十三年弃置身的真正感慨。
纵观刘禹锡的一生，始终是一种传统儒家“天行健”精神的代表，虽然郁郁不得志，但终然没有对政治中的反对派低头，甚至刚硬到底。但就其个人性格来说，始终是未做到“刚柔并济”，桃花柔逊有余，刚猛不足，而刘禹锡作为桃花主又刚好相反，这点成为其政治生涯的悲剧源头，但同时那种“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精神却又正是使其成为“诗豪”的滥觞。
@ 老醜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