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树梅花一放翁 ——从《斜阳》看太宰治的自我意象写作（斜阳）书评

写作者，未必能塑造出真实的他人，写作者只可能塑造真实的自己。 ——史铁生

对于文学作品和作者本人的关系，一直存在两种迥异的看法：一种认为作家不应在作品中试图描写自己，否则是写不出好作品的；而另一种则认为，其实作家在作品中描述的自始至终都是自己，其所创造的每个角色，都是自己性格中抽离出的一部分之化身。两者的是非对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若就太宰治其人而论，无疑是属于第二种“描绘自我”的作家的典型。在他的各色作品及其中人物中，我们看到的其实都是他本人心绪的无数投影。而在其代表性长篇作品《斜阳》中，这种创作行为无疑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展现，也无怪乎本书被称为作者集大成之作。而当我想要对此加以评论分析时，脑海中浮现的概括便是陆游的诗句“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 《斜阳》一书，正如书名意象直接点出的那样，是一部描写一个战后“没落贵族”家庭的生活为主线的作品，熟悉太宰治年谱的人想必都了解本作是根据太宰治的一位情人太田静子的日记改编而来。太田静子即女主角“和子”的原型。如此说来，自然可以看出书中和子恋慕的作家“上原先生”就是太宰治自己的化身。然而当我们深入作品，却发现情况远非这么简单。事实上，从书中的四个主要人物身上，我们都能看出作者自己的影子。要探讨这一点，还是要从书名“斜阳”说起。 “斜阳”给人的感觉就是夕阳西下，即将落幕之感，在文学作品中多用来喻指事物的没落和逝去，以及由此而来的凄凉和落魄。这在古代诗词中可谓屡见不鲜，最具代表性的有刘禹锡的《乌衣巷》和辛弃疾的《北固山怀古》等，所以身为中国人，是很容易理解太宰以斜阳来指代没落贵族的意图的。然而问题是，太田静子并不是什么没落贵族，因此其所指的实际上正是太宰治自己的身世。太宰治出生的津岛家，正是当地闻名的豪门、大地主家庭，父亲还是贵族院中的议员，可说是名副其实的贵族。然而对于这种与生俱来的贵族身份，却是使太宰陷入极度挣扎与矛盾之所在。一方面，豪门出身给他带来了一种有别于粗鄙大众的“精英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优越感；另一方面，这个表面豪华，实则粗鄙的家族又令他无法真正认同，并成为一种压抑自我发展的存在，“身为剥削他人以自富的家族之后”的罪恶意识和自卑感始终如影随形。这种自豪又自卑的矛盾情绪，在《斜阳》之中最明显地体现在主角和子的弟弟直治的身上。太田静子的确有一个弟弟是太宰治的书迷，但书中的直治却更多是太宰自己的化身。对贵族身份的矛盾，在直治最后的遗书中得到鲜明刻画：他既厌恶自己的贵族身份带来的与他人的疏离感和隔阂感，为此深以为苦，同时又不愿放弃这一身份，在遗书最后仍然高呼“我是贵族！”；他既无情批判那些空有爵位却毫无贵族气韵的虚伪者，却又始终对“真正的贵族”怀有不变的憧憬。简单地说，他鄙视的是物质上的贵族，崇尚的是精神上的贵族。然而这两者在其心中始终纠缠在一起，没有得到过真正的区分。他拒斥家庭的虚伪，却又同样拒斥鄙俗的大众，转而去向心中追求一种绝对的纯粹。然而这种追求在现实中自然备受挫折，太宰治自己的人生以及书中直治的遭遇，就是写照。为了保全这种自我的纯粹，最极端的行为便是自我毁灭即自杀。所谓“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浊陷沟渠”。太宰治在年轻时曾数次自杀未遂，书中的直治最终自杀身死，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结果的不同而已。 那么，“真正的贵族”应该是什么样的呢？书中有一个角色是对此的最好诠释，即“母亲”。书一上来，便反复强调母亲那种与生俱来，毫不做作的“贵族气质”。之后，又描写她在家道中落后看淡名利，隐退山中，安然处世；罹患重病后淡然处之，笑对生死等情景。可以说，母亲这一形象正是太宰治所憧憬的“真正贵族”，亦即是他所期许自己的理想人格的化身。甚至可以说，在母亲身上体现了一种“神性”，这一点结合太宰治自身对耶稣基督的崇敬也就不难理解。太宰治信仰基督，并不是虔诚教徒式的付出自我的盲信，而是想在基督的教义中获得对自我的肯定。他对耶稣的情感，不是对万能的神的顶礼膜拜，而是对一个完成了自我，实现了自我的至善至美者的羡慕。因此他终究还是一个人本主义者，宗教给他的是一个完美人格的境界。然而，这个境界对他来说始终是只能仰望而无法达到的存在。书中他多次借姐弟之口说出“自己无法成为像母亲那样的人”的话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始终无法摆脱自己的“负罪感”。这种罪感是他所出身的家庭带给他的无法摆脱的原罪，他借书中直治的口说出：“只要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我们就永远象犹大一样，一生都在不安、羞愧和罪孽中度过”。投身无产阶级运动后受到的挫折，更是加深了这种罪感，令他只能以叛徒和犹大自居。（在《越级申诉》中，他甚至直接化身为犹大进行自我辩解）因此，母亲这一理想人格的化身终究难逃崩溃的命运。最后夺走她生命的病症是肺结核，而这也是太宰治自己的病，他最后的自尽与病情加重不无关系。此外，在母亲的死亡场景中，反复出现了“蛇”的形象，对照基督教中蛇的含义，不难看出这其实就是太宰治自身罪恶意识的影射。而他更是通过主角和子“蛇是自己引来”的自责，表达了毁灭理想的其实正是自己的罪恶。 话到此处，有人或许觉得，和子难道不应该是太田静子的化身吗，为何用她来表达这种罪孽感呢？其实，和子的原型的确是太田，但其在书中其实也一样体现了作者自己。如果说弟弟直治是那个拒斥和怀疑的自我，那么姐姐和子就是那个依赖和接受的自我了。这种偏软弱的性格特征以女性形象出现也是很贴切的，事实上在《女生徒》及许多其他作品中，太宰治早已多次通过女性形象来表达自我了。当弟弟直治对母亲若即若离时，姐姐却是发自内心仰慕母亲，并为母亲的离去而感到悲恸和彷徨，这正是太宰治心中的自我理想人格破灭后所产生的强烈无助感的写照。于是，当这个理想的自我濒临毁灭时，和子便如同着魔一般地迷恋上了一个仅有一面之缘的男人，也就是直治的老师“上原先生”，犹如落水之人死死抱住一片木板。不用说，上原先生依旧是太宰治自己，是身为作家的中年太宰治的分身。和子对其的恋慕，既是理想人格破灭后对现实人格的自我肯定，也是其对身为作家的自我与外界关系的期许。从之前的分析不难看出，无论是姐姐还是弟弟，都表现出相当的精神病症状。事实上太宰治本人也确被其主治医生诊断为精神病。然而正如精神分析学者弗洛姆所说，比起所谓的正常人，精神病人有着更加完整的自我，他们可以被视为在争夺自我的战斗中不准备彻底投降的人”。用这话来形容太宰治，可谓恰如其分，他所表现出来的一切病态、颓废、拒斥、依赖乃至自我毁灭，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保留那个纯粹的自我，而绝不愿意去“适应社会”，去和陈腐的道德伦理以及世俗的价值观妥协。然而在弗洛姆看来，虽然精神病人是值得尊敬的抵抗者，但终究是失败者，因为他们保卫自我的方式就是自我封闭，从而放弃了自己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也就失去了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某种程度上，太宰治也是一个自我封闭者，他蜷缩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去构建属于自己的理想和至善至美的人格。然而他毕竟不同于一般的精神病，他还保持着一个与外界联系的渠道，那就是他的文学创作。通过创作作品，他向外界展现了自己的理想世界，并极力批判旧的道德和社会体系。在这里，理想和现实暂时获得了统一。他甚至希望通过作品而获得肯定，正如书中上原获得了和子姐弟的肯定一样。然而作为作家的太宰治也一样无法完成自我救赎，因为他始终无法摆脱自卑，也就无法真正自爱和自我肯定，每一次自我肯定的尝试必然带来更强烈的自我否定。这也是因为他难以建立起真正的精神寄托。对比另一位同样童年不幸的批判作家奥威尔，两者的不同就分明了。奥威尔对现实的批判，建立在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信念之上，而太宰治虽然投身革命，却并未建立这种颠扑不破的信念。正如书中的和子所说，她虽然认为“革命和恋爱一样是美好的事情”，但其实并不能读懂革命的著作。她所以恋慕革命，只是因为其中所带有的那种摧毁旧世界的勇气。而当现实革命遭受挫折，他便再次陷入怀疑的泥沼，如直治一般认为“一切主义都是虚伪的”。因此，他的批判矛头无法向奥威尔那样直指社会，只能指向他自身。正如他无法成为基督，而只能成为叛徒犹大。唯有在自我惩罚中，他才能得到救赎，而在现实中，他也只能作为一个放浪形骸者而存在。并且他也清楚，这种自我放逐，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毁灭罢了。和子在历尽辛苦，找到了上原先生后，却发现后者只是一个糟老头而已，最后委身于他，也只是“可怜他”。说到底，作家的太宰治依旧无法自我肯定，依旧只能在分裂之中苦苦挣扎。 但是，绝望之中也孕育着希望。书到最后，和子虽然从那种病态的依赖感之中破灭，但仍然决定生下上原的孩子，并“胸中怀抱彩虹生存下去”，这不啻太宰治那微弱但犹存的希望之光。是的，以母亲为理想构建的自我已经遥不可及，在自卑和自傲中挣扎的津岛修治已经死去，那个落魄的中年作家太宰治也终将陨落（现实中的太宰治39岁投水自尽），然而终究会有一个自我留存下去，继续与旧道德的斗争。斜阳已经西下，无可挽留，但第二天的太阳仍然会照耀大地，给世界带来光明！这是全书最后的升华，也是太宰治的升华。（顺带一提，现实中太宰治和太田静子的女儿太田治子成年后著有一书，叙述对象为自己的父母，书名即为《向着光明》。不说她具体如何评价自己的父亲，但从这个书名，看得出她还是理解自己的父亲的。） 时至今日，太宰治早已辞世半个世纪以上，然而他的作品却依旧能够吸引众多读者，这是为何？也许是因为，太宰治的困境，恰是现代人所面临的困境的写照。在这个依旧冷漠和趋同的社会中，每个试图保留自我，忠于自我的人，都能够感受到如太宰所遭遇的社会疏离和彷徨无依。也正因此，他那如同精神病患般无助的嘶吼才能穿越时代和国界的重重帐幔，深入到每个依旧为自我而抗争者的心灵深处；他那宁愿自我毁灭也绝不向现实妥协的执着，才能引起同样孤立无援的当代人的深深共鸣，并视其为自己的心灵代言。他是悲情的失败者，但又是高贵的英雄。他那用尽最后生命所发出的呼喊，并不是全然的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