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日葵后天归来（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书评
“一个名叫费尔南多·佩索阿的人境况凄惨，深感悲伤，他是我亲密而特殊的朋友，请求我和你通信……”
1929年9月25日，落款为“阿尔瓦罗·德·冈波斯，海军工程师”的一封短信以此开头，向奥菲利亚·奎罗斯解释了佩索阿的困境，措辞保持着微妙的距离感。他随后建议她保重身体，暂时忘记佩索阿这个人。彼时，佩索阿与奥菲利亚的恋情已持续近十年，他却始终无法给对方一个现实的承诺。
就信件内容而言，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冈波斯的确如其所是地完成了他的使命——“作为这个无用之人的亲密挚友。”可以想象，金发的冈波斯将为背后的友人提供陪伴、理解与自我检讨的空间，把他暂时从自暴自弃中解救出来。
然而，这封信或这些画面的真正问题在于，这个戴单片眼镜名为阿尔瓦罗·德·冈波斯的影子并不拥有可触摸的实体。准确说来，冈波斯只是佩索阿72个异名中的一个，1914年诞生于一台打字机，作为佩索阿为自己创造的那个不存在的文学团体的核心成员之一开展创作和讨论。这个由异名构成的小团体，其主要成员还有阿尔伯特·卡埃罗、里卡尔多·雷耶斯和费尔南多·佩索阿自己。异名不是笔名，而是与诗人内部的那个佩索阿同等的存在，他们被赋予年龄、经历和不同的人格特性，有关他们的记忆曾经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不得不提醒自己，他们是不真实的。”
的确，围绕着冈波斯的情感的真实性令人窒息。佩索阿不仅在冈波斯写作《回忆我的导师卡埃罗》时流下“真实的泪水”，甚至还在自己的生日那天让冈波斯写下题为《生日》的诗。他赋予冈波斯的情感与他自己如此相似，一如“我的诗就是我的无能”。
佩索阿以歇斯底里解释他创造异名的缘由，而冈波斯恰恰是他“体内最歇斯底里的部分”，是他“所有否定自我的情绪”的集中释放之所。在《烟草店》里，上一秒的冈波斯还在描绘生活触手可及的细节，“这时一个人进入烟草店（买烟草？），/可信的现实突然击中了我。”，下一秒的他随即对自己进行了否定，“试着写下这些我在其中说着反话的诗句。”当诗人在“我想成为的那个人和别人把我塑造成的那个人之间的裂缝”（《我开始明白我自己》）中意识到“这是一个冒牌的宇宙”，巨大的疑惑似乎也同时淹没了读者：
“我的现实是什么，如果我全部的拥有只是生活？
我怎么了，为什么我只是我的存在？”（《原罪》）
存在，现实，生活，我……这些词语的反复出现在存在内部搅起旋涡。冈波斯的诗歌如同一座自我的迷宫，每个出口都是入口，每个岔道都由真实与不真实的相对论构成。他在痛苦的自我矛盾中挣扎，仿佛自身便是真实的悖论。而这些撕扯着自我的悖论似乎不仅仅属于冈波斯或佩索阿，也是人类对自身永恒的拷问：
“我是我没有成为的人。
我们都是对自己的愿想。
我们的现实是我们从没获得的东西。”（《原罪》）
真实的存在究竟依赖于什么？到底什么才是真实的真实？一朵玫瑰比一朵黄花更真实吗，抑或真实的只是一种关于百合的意愿？“我感到的我是那个真我吗？”“也许我不比我的梦更真实？”
冈波斯的导师，佩索阿的另一个异名，阿尔伯特·卡埃罗在《牧羊人》组诗中写道，“我相信世界就像相信一朵雏菊”，他以“宛如一株向日葵”的清澈目光反对思想的形而上学，声称“思考是眼睛害了病”。以华兹华斯诗中的黄色花为引子，卡埃罗把对世界的感觉向冈波斯敞开：
“那个简单之人看得很准：一朵黄色的花除了一朵黄花之外没有更多含义。……我们看到的每件事都应永远是被初次看见，因为我们对他的看也确实是初次。每朵黄花都是一朵新的黄花……很遗憾人们没有眼光，认识不到这点，否则大家就会皆大欢喜了。”（《回忆我的导师卡埃罗》）
有趣的是，同样是黄色的花，科塔萨尔的《一朵黄花》恰与这种皆大欢喜形成对立。小说中盲信灵魂永生与轮回转世的酒客将偶然遇到的“一朵美极了的花”上升到“虚无就是这样，就是再也不会有一朵花”，将原本纯粹的真实——一朵黄花——化为虚无的代言人，愚蠢地从现实坠入虚无绝望的深渊。
通过“万物皆与我们不同，所以它们存在”的宣言，异教的卡埃罗创造了复数的神之栖所，使“万物真实而正确”变得可能。在卡埃罗眼里，每一朵黄花都是正确的。他把人类从虚无中拯救出来，当科塔萨尔笔下的愚人否定了人格的唯一真实性，卡埃罗将真实送归万物自身，让作为异名的他自己、冈波斯甚至佩索阿获得了承认：“被感到的一切事物都可以直接造成新的词语。”（《碎句》）
然而，在肯定自身真实性的同时，内在的悖论并未得到消解。真实与不真实的斗争在诗人内部始终同时存在。1929年的另一天，像导师卡埃罗曾经做过的那样，冈波斯在一首诗中预言了自己的死亡：
“我的心呯的一声，仿佛纸袋子
充满了气，被用力一击”（《呯的一声》）
“充满了气”的纸袋彰显出冈波斯自我否定的本质。诗人的满同时也是诗人的空，一如他在《现实》一诗中所写：
“那个旧我沿街走去，想象一朵未来的向日葵。
那个今我沿街走来，什么都不想象。”
在这个透明的画面中，过去、未来与现在奇妙地发生了重叠。我们似乎来到佩索阿自我分裂的那些瞬间，那是“没有被时间打扰的错身而过”，也是无与有充满可能性的中间地带，是“对一无所知的事，我们可以任意想象。”
未来尚未到来。
正因如此，“我将在后天征服世界”与“我要写下我的碑文‘阿尔瓦罗·德·冈波斯长眠于此’”的悖论本身成为了诗人“真实而正确”的部分——即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肯定与包容，同时，也完成了冈波斯对冈波斯、佩索阿对佩索阿的拯救：
“所有这些，在我心里，都是死亡和世界的悲伤，
所有这些，因为会死，才活在我的心里。
而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我下了火车》）
注：为了便于理解，《牧羊人》的诗句选的是闵雪飞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