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 自强不息（从晚清到民国）书评

本书还是比较彻底、通俗易懂地描述了晚清到民国的历史，所以它也是一本很好的科普读物！读了这本书的整体感觉就是愈读愈痛，心疼那些被压迫奴役的苦民百姓、心疼那些被摧残践踏的文物古迹、心疼那些为民族牺牲的革命勇士！然而，如今了解那段历史的人可能越来越少，但是作为中国人这是最起码的自知，以史为鉴，更能自强不息！很喜欢余秋雨在《行者无疆》里所说：“历史是坎坷，历史是幽暗，历史是旋转的恐怖，历史是秘藏的奢侈，历史是大雨中的泥泞，历史是悬崖上的废弃。” 写历史的目的是保存某一段历史真相，传之后世，警惕将来。读历史则是以史为鉴，不忘过去，不惧将来！下面的内容主要节选自《有书共读》。

首先从了解帝国主义开始吧，说到帝国主义，还得先说欧洲的扩张主义，扩张主义即打着民主、科学、人权、自由、妇女解放的旗帜，实际上是烧杀抢掠、贩毒走私、殖民主义。南非政治家曾说过：“西方人拿着圣经，而我们有黄金，后来是西方人手中有黄金，而我们手中拿着圣经”。就这样慢慢形成了帝国主义，滥用暴力、奴役土人、暴利驱动！其最根本目的就是侵略和杀戮，而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不过是他们扩张主义的副产品而已！其实“强而不欺、威而不霸”才是一个伟大国家和民族的气度和底蕴，就像大明王朝的郑和舰队，树立了一座代表和平和友好的丰碑！

当然我们被帝国主义打开大门的是其鸦片的入侵，事发乾隆38年，如此中国开始国将不国！鸦片毁灭百姓、毁灭家庭、毁灭国家！“ 如果有百分五十的利润就会铤而走险，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就会违反各种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甚至会冒被绞死的危险。”马克思《资本论》已阐述十分清楚，而鸦片就是比百分之三百利润还可怕的东西！因此当林则徐坚决铁腕禁烟的时候，鸦片战争非战不可，一战四年（1839-1842），这是英国的第一次针对中国的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亦名英法联军之役，1856-1860，八国联军侵华1900-1901史家称之为“拳乱”），中国大败亏输，落得五个“通商口岸”、“割让香港”的结果！

继续说英国， 英国最初也确实“蚍蜉撼大树”想要像殖民印度一样鲸吞中国，但是鸦片战争之后，英国意识到，中国是一高度中央集权之统一大帝国，很难分而治之像蚕食印度一般拿下。同时，这个时候，俄、法、美诸强都来了，体弱多病的中国就像唐僧肉一样，各路妖精都想分一杯羹，英国已经很难做到“吃独食”了。再说说俄帝国主义吧，貌似目前是贼亲密的伙伴关汐，可是和西葡英美等国的“海上帝国主义” 不同，俄帝国主义是取道陆路东侵。“海上帝国扩张主义”已经够不是人了，但是用今天流行语说：大数据显示，俄罗斯帝国主义才是剽悍、野蛮、杀人如麻的恐怖扩张主义者No1！最初治得了俄罗斯这个残暴帝国的是另一个更残暴的帝国——蒙古。遥想铁木真当年，铁骑所踏，只要不降一律屠城，所过之处，尸骨如山，被视为地狱军团。曾被蒙古统治了200多年的俄人得其真传，一旦恢复独立，马上追随其恐怖的统治者，做出最恐怖的扩张主义反弹。扩张时的残酷程度完全在西欧各海盗国家之上，杀人灭族、奸掳焚掠，处处尸山血海，甚至烧烤人肉佐膳！所幸俄罗斯针对中国的东侵扩张遭遇了清朝康雍乾盛世，那时候的大清，国力昌盛，清军强大，遏阻了俄罗斯的进一步东侵，康熙二十八年的《尼布楚条约》让中俄划疆而治，双方相安无事170余年。咸丰十年，八国联军攻破北京，俄罗斯撕毁《尼布楚条约》进占我东北，强据我海参崴，从此为患北方。所以，没有强大的国力军力做后盾，什么条约也不过是一张废纸。更可恶的是，“俄帝窥边，清室无能，乃鼓励了东邻日本之入寇。”

再说日本，中国再熟悉不过的一个名字了。作为唯一一个黄色帝国主义，其凶残程度较诸白色帝国主义有过之无不及。古日本文明本来极其落后，隋唐以后，日本僧侣学子群访长安，日本社会制度才开始汉化。日本，虽然其文明起源于中国，但是日本明治维新前的社会结构，和中国为帝王世袭制服务的文官制、征兵制大不相同。日本诸侯世袭，军人职业化，这和西欧封建末期之社会结构极为相似。这一相同结构正是欧洲“产业革命”的温床，所以日本蓄势待发，一经与西欧接触，一个东方产业革命应运而生。日寇为害我沿海地区历史由来已久，但是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在近代东方悄然崛起，它不再乌合之众。甲午中日之战（1894—1895）后，日本割我台湾，奴役朝鲜，进窥南满，中国之外患更加复杂和苦难深重。

最终，英国通过《中英南京条约》、《中英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得取了大量银元赔款，割占了中国香港、九龙，保证了自己经济领先，独占中国贸易，包括鸦片和航运，所以对英国来说，反正该占的好处都占了，“维持现状”就是英国在中国的殖民政策。但是，此时的大清帝国“气数已尽”，举国瘫痪、振作无力，而欧美诸强的扩张主义却如日中天。觊觎神秘东方已久的美国通过侵占菲律宾，终于把魔爪伸到了远东；俄国“租借”了旅顺、大连两港，囊括满蒙，把中国长城以北都宣称为俄国“势力范围”，不允许其余帝国主义染指。德国占领了青岛胶州湾，宣布山东是德国的“势力范围”，法国霸占了广州，把中国西南宣称为“势力范围”。什么是弱肉强食？这就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啊！

看着这么多强盗和自己一样毫不客气地瓜分中国，英国不愿意了，所以拒不承认所谓的“势力范围”，但是也坚决坚持自己的“利益范围”。所以，在一个完全是别人的国家里，英国宣布了自己的“门户开放”政策。看到了吗？软弱就没有话语权，你的土地你说了不算，你的利益你说了不算，你的政策你说了也不算！

于是一份建议者是侵略者（英国），执法者是违法者（美国）的不知所谓的《门户开放照会》横空出世：

1.中国领土完整（言下之意估计类似于：香港九龙是我的，但是德国，你别想拿走山东半岛！俄国，把土地也给我吐出来！还有你，法国！中国，统统都是我的！）2.主权独立（反正清政府说啥也没人听，想让它签什么条约签什么条约，这四个字估计和“恭喜发财”一样，随便说说就好）3.列强利益均沾（无语了，在中国的土地上，公然讨论怎么侵掠才是公平的）

“门户开放政策”说到底是殖民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所制定的，客观上说，各个帝国列强在这个不要脸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制约下，又让清朝多活了十几年。然而，我们也必须知道，这就是侵略，再美好的借口也掩盖不了侵略的本质。

说不完的屈辱和悲哀，“领土完整” “主权独立”“利益均沾”，终于啥也没有了，门户开放主义也就寿终正寝了。“弱国无外交”，“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就这样回头看看自19世纪晚清的中国，《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英北京条约》、《辛丑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任人宰割，这是晚清中国的外交史，更是晚清中国的屈辱史。

下面再说说我们自己： 晚清时期，列强入侵，中国从封建社会被迫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内忧外患，一切规章制度瘫痪，国之将亡，大清气数将尽。何为“气数”？严肃脸说，那就是鸦片横行，死气沉沉，国将不国，此乃“气”；人口过剩，民穷财尽，民不畏死，此为“数”；简单说无论是夜观星象还是各种大数据显示，清朝都要走不下去了。

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朝代的衰败一定伴随着地方不靖、盗匪横行、民不聊生、揭竿而起，我们称之为“农民起义”，这其中的佼佼者包括：刘邦、黄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还有以宗教之名，煽动贫苦绝望的农民联合造反的洪秀全。

要领导农民起义，一般还是要找个理由的，比如黄河岸边挖出一块单眼石像背后写着“挑动黄河天下反”什么的，参看元末农民起义。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家离黄河十万八千里，所以就不准备废那劲儿了，还是宣称自己是上帝之子，奉天承运来得比较快。

可是花县离花花世界广州不远，花县吃瓜群众读过书，见过世面，挣得到钱，有强烈个人意志，换句话说，队伍不好糊弄啊，不管你说啥，人家都管你要实锤，不是高清无码还不买账。而且洪秀全又是客家人，算是当时被歧视的汉族中的少数民族，同时个人魅力估计也一般，毕竟连个秀才都没考上，所以可以想象，洪同学没文采没学识，说话着实没人想听，也没人爱听。东边不亮西边亮，广东不行去广西。清末的广西，苗、瑶、彝、黎等种族繁多，汉番混杂，地瘠民贫，谋生不易，时不时就有人落个草为个寇啥的，在武侠小说里就是养蛊用毒的高手所在之地。在客家聚居的广西西江两岸的贵县、桂平紫荆山、金田村一带，那洪先生就可称圣称贤、称王称霸，说啥大家信啥，简直不能再如鱼得水了 。

洪秀全造反是在鸦片战争结束的八年之后，这里还有一个那时代所特有的经济背景。在鸦片战争的《中英南京条约》之前，中国是“一口通商”，全国货物都要通过广州“一口”漂洋过海，所有洋货也必须通过广州逆流而上销往全国。当年 “广交会 ”的贸易额是惊人的，毫不夸张，别说香港，伦敦、纽约这些谁敢叫国际大都市？我大广州才是独步世界的大都市！可是《南京条约》之后，中国通商扩及五口，上海扶摇直上，顿成五口之王。全国外贸进出口中心移往长江下游，广州十三行垄断结束，生意一泻如注，改业乏术，便沦于破产。“眼见他起高楼 ，眼见他宴宾客 ，眼见他楼塌了。”广州衰落了，靠它生意吃饭养家的千千万万翻山越岭、摆渡撑船的搬夫船夫怎么养家糊口？众口哓哓，怨气冲天，他们就替“洪先生”制造了造反的基本队伍。就这样太平天国应运而生！

太平军举事之初除了洪秀全，只有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秦日昌等“六人”深知“天王欲立江山之事” ，其他干部与一般会众均丝毫不知情，大家觉得这就是个宗教活动。

清廷最开始也没把落第秀才洪神父这点儿宗教活动看上眼，天地会、三合会才是剿匪的重点。可是天地会等组织一被打散，小弟们就需要找新码头，看起来洪天王那里还不错，那就去吧，这一来二去的，太平天国做大了！但是，当富贵来得太突然时，对这群来自落后地区的贫下中农来说，那个三月江南、六朝金粉的“小天堂”，真是“得此已足”，再也不想离开了。

太平天国从1851年洪秀全称天王起，至1864年洪秀全自杀，天京被清军所破而亡，历经14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同一个路数：农民被压迫得受不了了，于是揭竿而起推翻或者想推翻老地主，然后自己成为或者想成为新地主。所以，所有的农民起义者想的都是改朝换代，自己当地主，而不是“改制”，建立一个比封建社会帝王世袭更好的制度。这是他们个人的局限，更是时代的局限。

太平天国是清朝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历时14年，有自己一整套的纲领、制度和政策。太平天国也开创了不少中国农民战争先例，比如这是中国农民战争第一次用西方宗教发动起义，第一次遭到中外势力共同围剿。这个“政权”在历史上存在很大的争议，一种看法认为这就是一场旧式农民起义，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已经带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了。

太平天国是历史上争议最大的农民战争，发生的历史背景是封建王朝腐败清廷遭到了西方列强扩张入侵，中国从数千年的封建社会被迫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糟粕依旧，殖民污染又至。洪杨政权，就是早期中西文明对流中的产物之一，真伪杂糅、善恶难分、用舍不当。一方面，它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同吃同住同劳动，最进步的平民政权。另一方面，它保留了“朕即国家”，君贵民轻的最反动的政治哲学。太平天国具体的内容这里不展开了，以后有机会再细细品味！

“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孙中山

“太平天国之战争，为十九世纪东方第一之大战。太平天国之历史，为十九世纪东方第一光荣之历史。”——蒋中正

接下来说说甲午中日战争：

日本处心积虑侵朝，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当时的光绪皇帝年少气盛，受老师翁同龢影响，坚决主战。

李鸿章自知其陆海军的无能，不敢轻言对日作战，坚持主和。慈禧太后倒是觉得，日本算什么东西？我大清海军世界前八，要打就打吧。日军在朝攻占牙山（7月29日）之后 ，已进窥平壤。清廷不甘示弱，乃于8月1日与日本同时“宣战”。宣战之后，清廷一面增调大军，进援平壤；一面严令北洋舰队向黄海出击，与倭舰决战。

公元1894年9月17日，也就是清历光绪二十年甲午八月十八日，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有决定性的日子。这天下午，我国第一支、高踞当时世界第八位的现代海军——北洋舰队，在黄海之上，大东沟海面，与日本第一支现代化海军——联合舰队，发生了遭遇战。双方血战四个半小时才鸣金收兵，未分胜负，当然 ，我方的损失远大于敌方。

北洋水师：一、无新船。所有舰艇均为1888年前下水之旧式战船；二、舰无快炮。李鸿章勉力所购之12尊，此时尚未及安装。

日军：一、七舰为1888年以后始下水之新船，五舰为19世纪末之崭新产品。二、各新船之时速均在18海里以上，吉野则23海里。三、日舰新船均配有速射炮。四、船既不老，设备弥新。

敌我鏖战激烈，大东沟上烟雾弥天，风云变色。综计全战局，日方炮多而快，命中率至15% 。我舰炮少而慢，然命中率亦达10% 。刘步蟾、丁汝昌并非饭桶，只是大清不亡，清军不败，实无天理，然非战之罪也。黄海血战，处处悲歌。

甲午海战开战之前，北洋舰队海军士兵们意气风发、群情激昂，他们投戎从军，加入了全中国最先进最现代化的军队，保家卫国成为大清海上的钢铁防线。可是北洋舰队高级将领都心有戚戚焉，他们太清楚腐烂朝野之下的北洋海军面临多严峻的现实，所以他们下定必死之决心，要以身殉国。一场中日甲午战争，我国当时最现代化的北洋舰队被日军打得几乎全军覆没。

再读这段史实，依然难免热泪盈眶，有悲有愤，更有北洋海军之英灵永存。遂记起《明朝那些事儿》里的一段话：“然而我们终究没有亡，挺过英法联军，挺过甲午战争，挺过八国联军，挺过抗日，终究没有亡。 因为总有那么一群不识时务的人，无论时局形势如何，无论对手有多强大，无论希望多么渺茫，坚持，绝不妥协。”

戊戌变法：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

到戊戌变法，必须讲到两个重要人物：康有为和梁启超。康有为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家中有四壁图书，堂叔家还有座“二万卷书楼”，古今典籍应有尽有。康有为本人聪明好学，有神童之誉，饱读诗书，下笔成篇，熟知朝政时事。但是这么一个神童，考秀才考了三次才中，考举人六考六败。没想到时来运转，中举两年后，连科及第，中了进士。所以这科举制度好像确实不靠谱啊。康有为在科举失利的那些年，师从大儒，熟读诗书，精专儒佛道学，加上从南到北赶考求学，见多识广。日子久了，老康颇具盛名，远近学子都慕名拜访。这之中有个学生叫梁启超。

梁启超是12岁“进学”，17岁中举的小神童。有一天梁举人和康秀才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学识渊博但是被科举调戏得有点儿惨的康有为愤怒地指出，现在学的这些没用的玩意儿简直是垃圾。梁神童虽然科举学霸一路开挂，但是还是觉得老康说得有道理，于是就尽弃所学，去向康秀才从头学起了。

甲午战争，王师溃败，噩耗频传，1895年《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时值新科进士等待发榜之时，数千举人群情激愤，伏阙上书，誓死抗日。康、梁师徒经一昼两夜之力，写成上皇帝 “万言书 ”三章，呼吁 “拒和”“迁都”“变法”，这就是名垂史册的“公车上书”。“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举人那就更不成了，所以“公车上书”很快就偃旗息鼓，考中进士的沉浸于金榜题名，没考中的要嘛复读要嘛找工作，大清国的地还是照割，款也照赔。可是举人造反这一闹，却闹出个庶民问政的风气。其中最有声势、最有内容、也是最先组织的团体，应该是由康、梁领导的强学会了。

就戊戌变法来说，康、梁不过是高级顾问，真正主人公是清光绪皇帝。光绪皇帝载湉是是道光皇帝的孙子、咸丰皇帝的胞侄、同治皇帝载淳的堂弟、醇亲王和慈禧妹妹的儿子，慈禧是他的亲姨妈。载湉四岁即位，聪明俊秀，有见识有良心，在一个状元老师的教导之下，熟读儒家礼教的诗书，知识渐开，自知为一国之主，也颇想做个明皇圣主，至少不能做“亡国之君”。光绪皇帝亲政之后，军机大权实际上依然握在慈禧手中。面对日本的狼子野心和挑衅滋事，深谙大清实力和外交的李鸿章和恭亲王主和，而亲政未几而求胜心切的青年皇帝光绪，在状元老师翁同龢的怂恿下，一力主战。

慈禧“恐洋”不“恐日”，觉得日本居然敢叫板？这是缺教训了吧？打！结果甲午一战，全军尽殁。甲午之败也拆穿了大清帝国50年科技建设的纸老虎，而使新（德日）旧（英法俄）帝国主义加紧进逼。帝后两派各趋极端，朝廷走向两级分化。

光绪向慈禧申诉他不能做亡国之君，如太后再不授权改革，他宁愿“逊位”云云。早就不想光绪继续在位的慈禧对此不屑一顾，西太后的对策是不动声色地布下陷阱，让光绪和他的新党去“胡闹几个月”。康梁变法，质变而形不变。他们怕保守派顾虑失权失位而反对新政，就向皇帝建议表面上保留一切高官厚禄的名位和王公大臣的职权；

然在同一时间，则重用小臣主持实政来推动改革。例如裁汰冗员、撤销无职衙门、废八股、试策论、开学堂、练新军、裁厘废漕、满汉平等、满族人民自谋生计等等“新政”。戊戌变法前后103天，光绪帝去了12次颐和园，这位年轻皇帝苦心孤诣恳求的改革，太后不同意，致其每遭训斥，尽人皆知。

新政最大的问题在于急于求成，同时施行和步骤有它本身的困难，很多条款一厢情愿，高高在上，完全不接地气。

与此同时，光绪帝的一举一动都在慈禧太后的严密监视之下。翁同龢被罢官和赶出政治圈，整个京津和华北地区全是慈禧的人，光绪除掉少数扈从太监之外，安全措施都是俯仰由人，他自己一无所有。这时恭亲王已死，干涉无人。太后脸色一变，振振有辞，训斥新政“天下共愤”，光绪感觉到大祸临头、皇位难保了，为着保位保命，密诏康有为及四章京“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康有为在英国人帮助下，逃离京畿。维新派寄希望于说动袁世凯兴兵勤王。袁世凯看起来是个新派人物，实际上他与太后的心腹荣禄勾结得很紧。审时度势权衡再三，两天后袁世凯回到天津，把谭的计划向荣禄全盘泄漏。

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结局大家估计也都知道：慈禧自园还宫，正式临朝“训政”，并下令京师戒严，火车停驶，随即幽禁皇帝、缉捕新党，尽废新政、恢复旧法。这就是“戊戌政变”。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和康广仁。这六人未经审讯就在北京菜市口被杀。谭嗣同，本来有逃走的机会，但是谭嗣同对劝他逃走的朋友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戊戌六君子，是理想主义的书生，从结局看，他们都失败了。但是他们都是英雄，因为弱者和强者之间唯一的差别，只在信念是否坚定。诸烈士既死，新党中坚或逃匿，或拘囚，或流放，一时俱尽。那些原与他们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开明朝臣，或被黜（如翁同龢），或被阻（如张之洞），或缄口自保、靠边站（如李鸿章）……朝中无人，大清帝国的内政外交决策大权，完全掌握在以西太后为首的一群老朽昏庸、顽劣无知的自私官僚之手。

义和团与八国联军

在这个尖锐的对比之下，19世纪的传教士有不可一世的种族和文化的优越感，要求教众全盘西化。外国教会传教士设在中国的教堂，形同中国境内的第二个政府，洋人在中国都是太上皇，在中外冲突中洋人如有一人殒命，无辜华民就要以千命“相陪”，教民狐假虎威也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所以教民就是有洋人罩着连清政府都不敢轻易动的帮会。

“中国人不服从，就毁灭”就是他们对待中国人的基本态度。这一态度导致西方教士传教中国，遭到了上至士大夫，下至工农兵的一致抗拒。太平天国之覆灭，就是中国士大夫抗拒基督教之结果；如今义和团之兴起，则是工农兵和基层社会中人抗拒基督教之行为表现。

曹州府属下的巨野县有个德国天主教堂和属于该教堂的一些教民。一次这批教民和当地人民发生冲突，教堂袒护教民，因而引起群众暴动。在暴动中有非教民30余人冲入教堂，不但把教堂砸了，连教堂内的两位德国传教士也被打死了。史称“曹州教案”。德国借口曹州教案，强占胶州湾，一时难民如潮，血流遍地，时局不可收拾，大清又被迫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北京政府严令“剿匪”安抚“教众”。

在“分清善恶 ，剿抚兼施”的共识之下，毓贤公开宣布“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三大原则，正式把义和拳、大刀会一类的民间结社颁予“毓”字大旗，改组成为政府正式认可的义和团了。老实说这三个原则本没有错，错的是具体运用时不得其当，这就导致了义和团从星星之火燃烧到燎原之势。

民气可用，“用”它来“扶清”？甲午、戊戌之后的腐烂朝廷，已是个“扶 ”不起的阿斗。以它来“灭洋”？洋又岂是气功师徒“刀枪不入”所能“灭”掉的？缺少成熟的革命党从中指导和策划，无法真正把“义和团”化为“民团”，义和团运动搞起“扶清灭洋”“烧教堂、杀教士”，就变成打砸抢，乱来一通了。“匪”是饥民的化身，饥民在被“剿”得走投无路之时，便入“团”受“抚”，受抚之后还是没饭吃，那就继续为匪，终于良莠难分、团匪并存。

戊戌以后的光绪是慈禧的背上之芒、眼中之刺，她不把这个儿皇帝废掉，是食不甘味、睡不安枕的。即使册立了“大阿哥”准备废黜光绪，西太后还是非常恐惧列强的驻华公使会强迫她“归政”，“退休”，暗助光绪复位，把她幽禁，甚或把她砍头。慈禧太后想利用拳民来驱逐洋人，又怕洋人干涉，所以不敢公开庇护拳民，因此朝廷政策就弄成个阳剿阴抚的局面。

山东巡抚袁世凯手握重兵，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认为义和拳民的画符念咒、刀枪不入的迷信是邪教惑众，断难扶清灭洋，因此他对“义和拳匪”主张全面镇压。山东的义和团是被袁世凯赶尽杀绝了，可是拳众北窜进入直隶，山东之团既来，直隶之团亦起。入团群众除工农兵之外，绅商官吏亦均相率参加，义和团小将们更是四处串连， “闹教” “打教”了。

官方对拳运既失去控制，拳民的群众行为也就越轨了。朝廷的当权派必须抉择：对洋人，究竟要和要战？对扶清灭洋的义民，究竟要剿要抚？朝廷多年来的浑水政策，总得有个句号！汉族大臣皆坚决反战主剿，朝中满族亲贵皆坚决主张抚团开战，其中尤以少年亲贵贝勒者流，呼嚣抚团灭洋，已至疯狂程度。慈禧怕洋的理性，始终敌不过她恨洋的感性，加之她始终对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存有幻想，所以稍加默认色许，义和团运动就进入北京了。驻天津各国领事和海军将领也组织了一支拥有2066人的“联军”，这是后来八国联军的先头部队，声言加强东交民巷的防卫，保护十一国公使。

庚子年六月，义和团大举进入北京，设坛长街，十万人摩肩接踵，歹徒再乘间闹事，一呼百应，群众兽性大发，烧杀奸掳，一时俱来，北京城就秩序大乱了。义和团逢“洋”必烧，大肆屠杀教民，教民既绝迹，义和团便捕斩私仇，滥杀无辜，天天杀人，虽妇女儿童亦所不免。义和团运动发展至此，是完全出轨了，出轨到满清权贵自己亦惴惴不安，他们自己的亲友也性命难保。义和团和各路清军在北京抢够了，杀够了，再分头攻打东交民巷和西什库教堂来助兴。

慈禧太后此时对义和团的抚剿还在模棱两可，结果“蒋干”偷来“绝密情报”，说洋人要逼她“归政”，其实这只是一份报纸社论，却阴差阳错成为了假情报。老太后自觉反正是死，就不如干脆“拼”掉算了，决心攻打使馆区，杀尽在中国所有的洋人。

发疯了的老太后索性取出私房钱数十万两（当初买战舰怎么没有这么大方？），重赏三军和在京津两地念咒打拳的义和团，要他们在天津攻打租界，在北京围攻使馆，务必把在华洋人赶尽杀绝，以泄心头之愤，同时用儿皇帝之名，写了十二道绝交书，就和英、美、法、德、义、日、俄、西、比、荷、奥匈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了。宣战后慈禧太后悬赏捉拿洋人，把他们斩尽杀绝。

但是，清廷这时有何力量能抵抗八国入侵之联军？时未经旬，北京就为联军所陷。慈禧在弃城潜逃的绝望时期 ，把主和大臣一网杀尽，同时杀害了光绪宠妃珍妃。慈禧始终为自己留有后路，没有对使馆使用重炮强攻。这或松或紧，或真或假，把东交民巷围攻了50余日的“行为”被哈德门外机枪声打断，在数百洋人一片欢叫声中，一大队打着英国旗帜的印度锡克兵一举冲入巷内。50天使馆之围是结束了，中国的首都北京也就沦陷了。

大清守军坚决抵抗，伤亡惨重，最终大沽炮台于 6月17日被联军攻占。我津沽藩篱尽撤、海道大开，列强援军遂源源而来。天津城终于7月14日沦陷，入侵联军纵兵大掠，死人如麻。联军占领天津之后，很快的便组织起来了，总人数约18800人。彼时，英国被其余海外战争所拖累，有心无力，美国刚结束和西班牙的战争，也无作战之心。德国认为要做就要做诸寇之首，所以实际上德军没有参加首批联军，攻破北京的是“七国联军”，德国是北京沦陷之后两个月才风风火火赶到分果子。法俄日也觉得不过是抢点金银珠宝，其他没什么好处。所以这庞大的“联军”各自心怀鬼胎，不过是纸老虎。可是我们的数十万 “刀枪不入 ”的义和团，却只是个包着火的纸灯笼。入侵联军虽非劲旅，但是防军太差，两相比较，清军阵脚大乱，一溃不可收拾，联军就追奔逐北，势如破竹了。

庚子年8月14日（阴历七月二十日）“七国联军”攻破北京，尸山血海，烧杀抢掠，奸淫掳虐，一场惊天动地的血腥浩劫，凡语言不可尽数。血色北京，倘若苍天有泪，此刻也该是血泪如注。庚子年的大清帝国是何等窝囊，泱泱大国，竟让一队两万左右的杂牌洋兵，占了北京，横行华北？这些洋兵在北京奸杀掳掠，横行无忌。除了入侵敌军，原在东交民巷避难的上帝使徒，一旦重获自由，居然也加入为非作恶的行列，他们择肥而噬，有系统地掠夺，大发其财，还说这是上帝的恩赐。

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在《给坐在黑暗中的人》中写道：“梅子明先生（美国传教士）把杀人代价用于传播福音。他这种搜刮钱财的绝技，并不能使我心里感到意外。他的言行，总的看来，正具体地表现出一种亵渎上帝的态度，其可怕与惊人，真是在这个时代或其他时代都是无可比拟的。”

八国联军侵华，中国的首都沦陷了。只此一句，无尽之耻辱和痛苦。这是晚清历史上，中国首都的第二次沦陷。上一次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大火和鲜血，炼狱不过如是。这样的历史，谁忍多看？

然而，就像《明朝那些事儿》里写的那样，“所谓历史，就是过去的事，他的残酷之处在于：无论你哀嚎，悲伤，痛苦，流泪，落寞，追悔。他都无法改变。”这鲜血淋漓、罪恶滔天，罄竹难书的屈辱史里，依然有着我血性中华男儿的义气悲歌，他们，更是我们重读历史不该忘记的名字。

八国联军侵华最终以《辛丑条约》结束，清朝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慈禧喜出望外，洋人居然没让她“归政”，居然没有要求割地，于是西太后举驾回銮。这时李鸿章已七十九高龄，尽瘁国事，内外交煎。辛丑年冬季，鸿章生命已至末日，累月发烧吐血，卧床不起。俄国强求李鸿章在《辛丑条约》之外签署《中俄密约》强占东北，李鸿章死拒。李鸿章草遗折，力荐袁世凯代己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临终切齿痛恨毓贤误国而卒。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李鸿章

袁世凯：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集枪杆与政权、谋略和机运于一身，以区区七千人的“新建陆军”，挤入大清帝国的政治心脏，呼风唤雨，举足轻重。他密告戊戌变法，在辛亥革命逼清帝退位，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复辟帝制……荣辱功过，需任后世评说。

“人生在世如乱麻，谁为圣贤谁奸邪？治丝乱者一刀斩，所志成时万口夸。”——袁世凯

要谈袁世凯，就要再次细读晚清最后这段历史，因为无论“时势造英雄”还是“乱世出枭雄”，历史从来就不是一个人或是几个人可以支配创造的。

袁世凯背负的第一重骂名就是背叛帝党，告密求荣，导致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殉难。所以与其说袁世凯背叛了变法导致变法失败，不如说帝党不具备变法维新的实力和措施，袁世凯也没有力挽狂澜的决心和能力，所以当维新派找到老袁的时候，老袁“识时务”选边站队了。袁世凯的第二重骂名来自镇压义和团运动、讨好帝国列强。袁世凯镇压义和团运动是真。当时，毓贤的招抚义和团“扶清灭洋”得到了统治阶层的默许，所以袁世凯赴山东剿匪时得到的指令是“阳剿阴抚 ”。但是，袁的政策却是相反的，他雷厉风行的把假义和团赶尽杀绝，真义和团也从山东被赶到了直隶。首先，袁世凯是个洋务派官僚，他深知义和团这样搞下去，洋人会联合“助剿”，事情就大条了。其次，他也是传统官僚，认为这种强盗土匪就该剿灭。所以袁世凯对义和团的态度是由他个人阅历和政治立场决定的。

道格拉斯在辩论里曾留下一句经典的发言：“我希望你们能用自己的判断力、理解力和良知来听我的每篇演讲，而不是用你们的激情或热情。”我们读历史也是一样，我们要尊重史实，有自己的判断力、理解力和良知，有热情和激情，但是不泛滥不偏执。

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签订，慈禧喜从中来，因为洋人既没让她归政，又没让大清割地，所以慈禧更加欣赏李鸿章的和戎之才。李鸿章鞠躬尽瘁，临终前力荐袁世凯，也让慈禧爱屋及乌，让袁世凯当上了大清的宰相。

袁世凯也当得起“治世之能臣”这一称谓。他出任大清宰相的六年（1901-1907），兴利除弊，变法维新，也做了不少建树。军事上，袁以其完整的武卫右军为基础，逐渐练出一支精锐的、现代化的国防陆军。此外袁宰相还为大清帝国练出一批现代化的警察。袁对落后无效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做了翻天覆地的大改革。袁世凯废除了科举考试，先稳定了各级地方官的培训工作，同时兴办新式学校。更创设各种学堂 ，并力主选派学生赴国外留学 ，一以培育人才 ，亦为莘莘学子另觅职业出路。

袁氏另一种建树便是发展科技、路矿和各种现代企业了。同时，他既不是个资本家 ，又不炒股票 ，也不做股东什么的，“袁世凯还是个清官”。袁世凯也是新的立宪派，然而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历史政治原因下，立宪自治的愿望终究成空。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没有谁挡得住历史的洪流，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的枪声，就在转角。

辛亥革命：满清末年，列强环伺，民不聊生，中国从一个数千年的封建帝国成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割地、赔款、划分势力范围、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此刻的中国，如大厦将倾，历史的三峡，面临着洪流的改道。苦难深重的中国大地，也爆发了各种形式的变法、维新、改制、反抗和起义。包括由汉族地主阶级，比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主导的洋务运动；由上层守旧知识分子，比如康有为、翁同龢主导的戊戌变法；由不堪洋人和教民欺压而起义反抗的农民阶级组成等义和团运动。这些运动和起义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之后，铩羽落幕。而辛亥革命就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中国近代革命史的新起点和新篇章。

“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不死之根基，其价值之重可知。”——孙中山

王尔德说过：“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在暗无天日的时代，仰望星空并且极尽全力让星光的光芒照入无尽黑暗，给更多人以希翼的人，我们叫他先驱，比如孙中山先生，比如杨衢云先生。

中会在革命理论和形式上，完全照抄美国，他们所采取的革命行动，却又是百分之百的传统的 “造反 ”方式，甚至是恐怖主义。他们那时的革命群众全靠 “会党 ” ，一个从反清复明开始，发展变质成为横行“地下”的黑社会组织。

孙文在国际上原无籍籍之名，可是这次闻名世界的 “绑架案”，却使他从一个大清帝国的逋逃犯，一跃而为世界一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自此以后 ，中国革命阵营中再没有第二个领袖 ，享有与中山相同的声誉和地位 。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读和旅行都不是为了雄辩和盲从，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孙中山环绕地球的不断旅行、观察和阅读书报 ，也使他对发生在中国的问题 ，有更广阔 、更深入的理解。寄居英伦，他也更深地体验了英语民族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 “代议政府 ”的运作，更明白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分裂的毛病，向往当时正在美国风起云涌的 “国民运动 ”。好学深思的孙中山先生 ，在融会贯通之后 ，把它们有条约理地编纂起来 ，这就是他后来指导 “国民革命 ”的政治理论 “三民主义 ”了 。

所以 ，中国的内忧外患发展到日俄战争前后 ，已变成所有有良知良能和最起码知识水平的中国人的切肤之痛 、燃眉之急 。大清帝国气数已尽 ，“墙倒众人推 ” ，孙中山和杨衢云提出的“驱除鞑虏 ，建立民国 ”在十年前无人理睬 ，现在却变成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孙文就变成全国共同意志的发言人和实际领导。彼时留欧 、留日的 “官费生 ”原来也是武昌城内满口新政、革命、排满的小捣乱，声势颇大。湖北早期地方当局的张之洞就拨资把他们送到海外留学，以免他们在国内鼓动青年造反。其中最激烈者则送往遥远的欧洲 ，较和平者 ，则送往东邻日本 。

这批留欧、留日学生也都是富裕家庭出身的小少爷 ，轻财仗义 。孙中山的“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建立民国 、平均地权 ”打动了他们，在他们的资助和帮助下，孙中山开始了革命运动的新阶段。

我们的国父中山先生原是个见多识广，能说会吹（俗称“宣传”）的 ，有名的 “大炮”。他使尽他讲演的天赋，使尽了浑身解数，在日本的第一次公开政治演讲中一炮而红，风靡了当时在场的一千数百位听众；通过这些听众，他也风靡了在东京的两万名中国留学生；通过中国留学生，他也风靡了数以千万计的黄海彼岸的祖国同胞 。 孙文在中国革命中的不移地位 ，也从此确立了 。

辛亥革命前后 ，革命群众所一致笃信不移的共同意志 ，只有八个字，“驱除鞑虏 ，建立民国”。

为着 “驱除鞑虏 ” ，同盟会一成立，他们就联合会党，搞武装暴动。孙 、黄两人都是文人，也都是运动秘密会党起家的，他们过高地估计了会党的战斗能力了，其实会党只是些乌合之众。清军虽说不上是什么劲旅 ，但至少是职业性的正规军。所以在辛亥之前 ，孙中山所亲身领导了所谓 “十大起义 ” ，竟然没一次能占领一个城池至一个星期以上的，革命党人期待的连锁反应也就无从发生了。

同盟会成员在运动会党发动七次起义都一无斩获的沮丧心情之下，最后不顾一切，干脆舍弃会党，就自己赤膊上阵了。最先丢掉笔杆，拿起手枪炸弹，去和满族王公拼命的高级干部，便是有美男子之称的才子汪精卫。“引刀成一快 ，不负少年头 ”，当时革命党人，痛恨清室误国，沮丧之余，人人皆有必死之心。辛亥 “广州黄花岗起义”，最后丛葬于黄花冈的 “七十二烈士”，他们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将相之才 ，却被当作冲锋陷阵的小卒牺牲了。

信仰，是这个世界上最坚固的东西，“历经磨难，矢志不移，叫做信念。不畏强权，虽死无惧，叫做勇气。”

辛亥之夏 ，四川 “路案 ”骤起，清廷要调鄂军入川弹压，而众兵丁不愿离鄂。文学社与共进会乃暗通声气，终于联合造反。 10月10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268年的大清帝国就摇摇欲坠了。武昌起义是清末革命党人所发动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次能占领城池至一星期以上的武装暴动。清廷召回已被摈斥的袁世凯来撑持危局，而袁氏则养寇自重，一面 “进剿”，一面又与革命党人私通款曲。

当时民国未建 、鞑虏犹存 ，纷乱的局势之中，黎元洪、黄兴、孙中山都表示，如果袁世凯倒戈反清 ，当公举之为民国大总统。时局发展至此，袁氏亦觉时机成熟 ，由前敌将领段祺瑞等42人一封联衔通电，六岁的宣统皇帝就遵命退位了 。

1912年元旦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在南京就职 。改元 、易服 ，使用阳历 。中国历史上3000年的帝王专制和最后268年的满族入主 ，同时结束 。中华民国也就正式诞生了。

“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华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孙中山

总结：在过去的一星期里，我们一起共读了唐德刚先生的《从晚清到民国》，详实的史料，严谨的考据，合理的推断，审慎的思考，理清了列强扩张、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的历史线条。

那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世界格局日新月异、变化莫测，帝国列强穷凶极恶、风起云涌，大清帝制贪污腐败、官逼民反，国力羸弱不堪、兵败如山。“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是中华民族被压迫被欺辱得最惨烈的时期，不堪回首。

除了众所周知的“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更因为历史就是历史，它一直都在那里，记录了我们民族和国家的苦难和荣光。历史，它就是沧海桑田世事变迁，是今天的来处，是昨日的归途，也是明日之去向。

梁思成曾经说过：“一个民族的自大和自卑都源于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无知，只有了解自己的过去，才能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产生深层的民族自尊。”

历史就是时间的刻度，从晚清到民国这段历史见证并记录了中国3000年封建帝制的结束。之前的变革或者是改朝，由姓朱的皇帝改成了姓“爱新觉罗”的皇帝，或者是换代，从咸丰到同治到光绪到宣统，而这次的变革是改制，“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任需努力！”历史就是考古察今，战戟锈迹斑斑，史书残页卷卷，从晚清到民国这段历史画卷展开，有英雄枭雄辈出，有能臣官宦浮沉。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不是任何人一己之力可以主宰和改变的。

从来只有时势造英雄，哪有英雄造时势？！

罗素关于阅读有一句名言：“只凭阅读本身并不能提高我们对任何事物的理解能力。如果一生中能读到一本好书，在阅读中又感到乐趣，这种乐趣又把我们引到思考中去，在思辨中再得到更大的乐趣，这才是一本好书应有的价值，也是它真正存在的意义。”

阅读一本写历史的书更是如此，只有思辨，才能开卷有益。我们看每一个历史人物，每一段历史事件，都应该放之于漫漫历史长河，以历史作为判断真理检验真理的手段。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比如，虽然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同时到来的有民主、科学、自由、解放，先进的生产力，进步的现代化等等，我们也不能脱离历史，去忽略甚至美化侵略者的根本目的：侵略和扩张。

不忘过往，不惧将来。就像余秋雨在《文化苦旅》里所说：“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 这就是人类的大明智。”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历史是人的历史，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如何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自己，这是阅读思辨的一个重点。

我们说时势造英雄，但是时势也为难了很多能臣，比如李鸿章。曾国藩说过：“谋大事者，首重格局”。格局不是空中楼阁、海市蜃楼、纸上谈兵的噱头，真正的格局是“外在立身，内在立心”，是“知识与见解”，“心胸与眼界”，“情商与三观”。人很难超越自己的格局，而格局决定结局。比如康有为，比如洪秀全和杨秀清，比如翁同龢，比如袁世凯。

康有为曾得到了最高统治者光绪的信任，得到了以翁同龢为代表的整个帝党的支持，得到了维新派比如张之洞的赞赏扶持，得到了几乎全天下读书人的敬仰。然而，他的狂妄和局限，限定了他的眼界和心胸，他的格局决定了他的高度和发展。

戊戌变法不是因为袁世凯一人之力而败，也不可能因为康有为一人之力而胜。历史的冷酷无情和铁面无私就在于，一切违背历史规律的都不可能成功。历史才是真正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孙文先生，华侨的成长背景决定了他的知识水平和远见卓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碰撞给了孙文满腔的爱国热情，能干能讲的个人魅力，以及有见识有夺断拿得起放得下的性格特点。“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勇，再接再厉。”

所谓时势造英雄，也说明一个问题，很多事情是要讲“运气”的。运气不是豪赌，而是“天道”，逆流而上和顺势而为都是值得认真思考的人生哲学。那是一个乱世，任何一个有知识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堪忍受清朝的腐败，无论是家境优渥的留欧留日学生，还是将相之才的精英才俊，都既能慷慨解囊资助革命，也愿意孤注一掷舍身取义。大清气数已尽，墙倒众人推，孙中山的“驱除鞑虏，建立民国”成为了革命纲领。中国百姓第一次从“大明子民”、“大清子民”这样隶属某个朝代的国民意识，发展出“中国人”的概念。国家之本，在与人民！——孙中山

看过了历史变迁，英雄草莽，成王败寇，悲愤交加，痛定思痛，我们还要问一句：什么才是历史在我们心中最重的冲击和情怀？“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崖山精神，春秋大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和民族气节，就是我们的中华民族之精神，就是中华民族之历史。“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这是抗元名臣文天祥的“道义”，也是中华民族的道义。“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光照日月、气壮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