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卿：唐诗的衰征（刘长卿集编年校注）书评

我一直觉得，刘长卿不是一位惊才绝艳的诗才，在读了他的别集后，这个印象完全没有逆转，反而愈发深入了。

这绝不是说他没有才华，“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这样的句子，绝非庸才可作，刘长卿是杰出的，却不能说是伟大——这也是我所见的中唐诗的地位——某种决定性的欠缺，导致“杰出”离“伟大”之间，始终隔了一堵厚墙。说的残酷一些，刘长卿本无天纵才华，先失盛世气象，再失浪漫与美。这是刘长卿在伟大面前止步的两大败因，也是唐诗由盛唐进入中唐最明显的衰征。

我一向偏爱诗人前中期的诗，叶芝只有在年华尚早的时候才能写出《苇间风》这样的诗。青年的诗神偏好爱与浪漫，而大部分诗人的诗神是随着岁时而衰老的。随着精神的老去，其诗作着力点渐渐向哲悟、道理、生活转移，虽说诗艺愈发成熟，但是诗中属于美的部分却会随之逐渐消逝。只有浪漫入骨的诗人——远东带着月色的谪仙，智利口吐玫瑰的情圣或是阿根廷太阳色血脉的盲叟——才能在终其一生的岁月里将诗的美感保持下去，在肉体都将消逝的暮年写出年轻恣意的诗。而多数诗人都会死于老迈和乏味。对于诗来说也是如此。情感是诗歌的心脏，在唐诗年轻的时候，无论是浪漫主义的李白，还是现实主义的杜甫，其诗歌都是包涵着强烈抒情性的。然而随着唐诗有盛唐步入中唐，自刘长卿为代表的大历诗风开始，诗就更多的作为一种体裁而存在了。随着诗歌创作的成熟，文人们开始在所有的角落写诗，诗歌成了吐槽、记叙、赠礼、炫技、邀宠、发愿的万应灵药，也由于诗歌创作教育的普及，大批文人（包括我们以为杰出的那些）都开始进行近乎工业化的诗歌创作。整个中晚唐时期，随着诗歌创作的泛滥，诗歌的深度和力度都日渐衰弱，这些过于信手拈来的诗歌变得越来越轻飘飘。等到宋代，当“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样平白刻板到近乎稀烂的句子都可以算作一时之作时，诗作为一种文学艺术形式，也就基本告别人世了。此后，佳作仍然会偶尔出现，但是盛唐诗的气魄与格局已经不可能回来。或许是中国古典文学时期最灿烂的文学现象的唐诗，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生命，仅仅延续在有唐一代中段的短短几十年（正如我们引以为傲的煌煌大唐仅仅繁盛了百年一般）。此后，它就被杀死重制，被做成标本一般的工具。文学意义上的诗消弭到无形之中，徒留下作为一种写作技能的空壳，而完全被其他更加鲜活的文学形式所取代了。很遗憾，缪斯从未向东看来，在恍若神明的诗仙去后，就再也没有一个长生不老的神明来司掌浪漫。东方的浪漫主义随着大唐气象的终结而消散，唐诗随着浪漫死去了。

另一方面，虽然我们喜欢说“伟大源于新生”，但是将某物引向新生，同时也就将其引向了死亡。唐诗的定格是一把双刃剑，当律诗定格的大趋势不可逆转的时候，同样不可逆转的还有唐诗的死亡。从以刘长卿为首的大历诗风开始，唐诗迎来了自己的定型期，而定型的下一步，就是逐渐的僵化。规范并不是艺术的推动力，它就像是诺贝尔文学奖，象征着巅峰与荣耀，但是也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进一步的超越，甚至可以说，规范就是艺术的死兆星。唐诗的繁荣需要李白那样不可抑制的艺术自由，需要杜甫这样对于各体皆工的开山者，也需要大批杰出但不伟大的诗人。但是没了具有创见的伟大天才领导，群体总会在社会性的陷阱中沉入死水。刘长卿以后，诗人们完整的继承了前辈们对于规范性的追求。刘长卿自号“五言长城”，认为自己五言独步。但是他看不清自己身在围城中，其独步也是既定规范限制下的优秀，而非突破性的绝伦。其诗对于景致的描写太执着，含有已经可以说是泛滥的景语句；“浅深看水石，来往逐云山”、“夕阳湖草动，秋色渚田宽”，这样不可谓不工，却了无神气的句子，在集中比比皆是；“苍苍来暮雨”、“愁暮更苍苍”这样对定式的重复使用，更是俯拾可得。这种拘泥，是导致其诗才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也似乎是整个中唐诗的通病。大历以后，唐诗的点点滴滴，总觉透着一股死气。

明人鼓吹“诗必盛唐”，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我们一般提及的古诗，大抵和唐朝共享着同一条生命线。唐诗四变，一兴二衰三落四死。而盛唐到中唐这段衰而未落的时期，也正是刘长卿生活的年代。虽衰而未落，但死气已显。固守格律、内容重复、缺乏新意——这些或许都可以克服，但是无论如何不可阻止的是，所谓“大唐气象”已经崩溃，在以刘长卿为代表的最早一批中唐诗家中，一种社会性的灰心丧气之感完全暴露出来。相对于植根盛唐的诗人，像“白发三千丈，愁缘似个长”这样打死不失浪漫情怀，飞扬至死的李白，或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样自己惶惶如丧家犬，却还有余心关怀天下的杜甫。中唐的“刘长卿”们则不加掩饰的表现着自己的深埋于现实的日常，少了一种雍容昂扬的气度。在刘长卿的诗作中，绝大多数的诗作包含着自己的怨悱和不甘，“伤”、“哀”、“哭”、“惆怅”等情感反反复复、无比直白的出现。中国人对于国家油然而生的自豪感，对于生活的绝对安全感，对于时代意气风发的自信与豪迈——随着盛唐的终结荡然无存，诗言志的“志”，从豪气干云转向了淡愁哀语。唐诗的魂魄终结了。

对于唐诗，“诸体毕备，不主一格”是一个很漂亮的评语。但是这是对于整个时代的褒扬。正因中唐诗的去艺术性，对于作为工具的唐诗而言，因其有着应对多种场合的需要，“诸体毕备”成为了对诗人的隐性要求与一种社会潮流。而其弊端在于，如果是每个人写诗都要求“诸体毕备”，就会有大量冗余垃圾出现。冗余不可避免，李白杜甫也有为数不少的并不出色的篇目，但是李白的浪漫和杜甫的沉郁是指向性的、具有明确擅长领域的，即“主一格”。而刘长卿不同，边塞诗、哲诗、禅诗、写景、抒情……目的性创作追求的诸体兼顾，导致庸作的爆发，也导致所有作品都相差无几。这是中唐诗人群体的集体无意识，有意无意中，他们对诗的创作按照类别进行了规范化，而这种规范化也恰恰抹杀了创意和机变、诡谲与奇思，将唐诗拉入了定式的窠臼之中——这也是每一种文学形式必然的发展结局。

在刘长卿的杰出，中唐诗的繁荣之下，唐诗的衰征已显，在随后的一百年间，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形式缓慢的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