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着《国史大纲》谈钱穆（国史大纲（上下册））书评
一、《国史大纲》的地位与价值
台湾联经出版社之《钱宾四全集》凡甲乙丙三编，计56中54册，约共一千五百万字。在这些著作中，《国史大纲》为最重要影响最大之作品。
牟润孙总论其书的特色，曰：全书自尧舜以迄民国，为完整之中国通史。识见、议论、编排、文章，均超越前人之作。享誉史学界，诚非幸致。钱氏怀爱国之热忱，于我国文化之构成发扬递嬗诸端，阐述最为详明。举凡历史上重大事件如统一、分裂、强盛、衰亡等，钱氏悉能掌握其原因、结果、发展线索，予以清楚叙述。盖其所重者在政治经济、制度、学术、文化、社会、民族各方面，而非徒如前人之拘牵于朝代帝室之兴衰。钱氏此书中爱国家、爱民族思想洋溢满纸，于世之持自卑自贱之论者，痛加针砭，立论极足使人感动。……读钱氏之书，当使懦夫有立志，病夫有生气，热血沸腾，奋然而思有所以自存矣。此为读史之大用，亦即史学家所贡献于世者也。《国史大纲》所可贵者在此，苟徒以字句考据求之，如买椟之还珠，非所以知钱氏也。
顾颉刚评论此书在中国通史写作中的地位，曰：中国通史的写作。。。。。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周谷城《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等。其中除吕思勉、周谷城、钱穆三四先生的书外，其余均属未完之作。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
钱穆之师吕思勉赞其书中论南北经济一节。又谓书中叙魏晋屯田以下，迄唐之租庸调，其间演变，古今治史者，无一人详道其所以然。此书所论诚千载只眼也。
严耕望亦服其创见与精悍，曰：多具创见，只观其章节标题，点出每个时代之动态及其特征，已见才思横溢，迥非一般刻板僵化死气沉沉者可比。尤极难能可贵者，往往能以数语，笼括一代大局。
后辈如许倬云评价此书的价值，曰：抗战期间，他编著了《国史大纲》，在警报声中，教导学生欣赏中国文化的源流和可贵之处。这部书至今还是中国通史中难以代替的名著。我在高中时，老师裘维霖先生特别吩咐我好好的研读这部历史。我一生在史学园地工作，无论教书还是研究，《国史大纲》还是非常有用的参考书。我常常告诉学生，这一部书中埋藏了数百篇博士论文的题目，等后生钻研发挥。
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胡昌智亦云：“中国近代史学史里，钱穆的《国史大纲》可算是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民国三十年以来，尤其在台湾，历史系毕业的学生对国史的认识都直接或间接受这本书的影响。这影响力来自书中观点的一贯，史实被叙述成一个前后相关有其意义的脉络。”
二、《国史大纲》的写作背景
知人论世，以“同情的了解”为标准。要有同情的了解，不能不对其情境有所体会。而要评述《国史大纲》，必须进入历史学家钱宾四先生著述的具体历史与学术环境。
1、此书写于1939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三年。 这一年，二战爆发，德军的装甲军团以闪电战横扫欧洲，与其结盟的日寇兵锋锐利无前，国军节节抗击节节败退，中国精华地域均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投敌叛国，中国亡国亡种的绝大危机迫在眉睫。面对空前危局，一切有骨气的中国人都挺起脊梁站起来，宁死不做亡国奴。英勇的士兵们在烽烟前线以血肉筑起长城，坚忍的知识分子在颠沛流离的后方弦歌不绝，将自己对国家民族文化历史的热爱与自信贯注在自己的文字里。
于是，于缺衣少食、食不果腹、妻离子散的抗战困境中，中国文化反而结出硕果。先后有战略家毛泽东写出了《论持久战》，哲学家冯友兰写出了《贞元六书》，历史学家陈垣写出了《通鉴胡注表微》，陈寅恪写出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完成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建筑史家梁思成写出了《中国建筑史》，社会学家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在英国出版，数学家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在苏联发表。。。。。。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们以耿耿热血为墨，用纸笔为枪，进行着悲壮的文化抗战，向国人宣扬文化与民族自信：中国文化不亡，则中国不亡。
一国之文化沦亡，则此国真亡矣。一国之历史沦亡，则此国真亡矣。即使国族得以保存，不过是他国他族之奴隶。此一切爱国知识分子最畏惧之灾难！亦为历史学家钱宾四先生在兹念兹之祸！于是，钱宾四先生怀着对吾国历史文化的温情与敬意，怀着对中国固有历史精神的信心，以及对历史虚无主义者与卖国贼的痛恨，于宜良古寺中孤灯下，写出了《国史大纲》。其引论有言：“国人值此创巨痛深之际，国人试一翻我先民五千年来惨淡创建之史迹，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必有渊然而思，憬然而悟，揪然而悲，奋然而起。”
所以这不是一般在书斋与研究所写出来的历史学著作，这是在日寇进逼、战云密布的阴影下为故国招魂续命、拯溺救亡的大作。
此就写作之时代背景而论，再细查其写作之学术背景。
2、钱穆的学生余英时在《钱穆与中国文化》中说：有一次我们讨论到西魏府兵制，他便向我说明他和陈寅恪的看法有何异同之处。他认为陈寅恪过分强调了宇文泰个人私心在府兵制成立上的作用，但认为专题考证的具体结论和通史所需要的综合论断未必能完全融合无间。我举此一例，以见《国史大纲》并不易读。因为钱先生写通史时惜墨如金，语多含蓄，其背后不仅是正史、九通之类的旧史料，而且也包含了整个民国时期的史学史。
这段话很值得重视。《国史大纲》特别是其引论，很明确地表明了作者独特富有保守主义与民族本位的文化观、历史观， 而这些必须放在具体的史学史与学术思想史背景才能看出其意义。
刘梦溪有言：中国现代学术之史学一门最见实绩，真可以说人才济济，硕果丰盈。首先是梁启超摆脱今文学的羁绊，提出新史学，重视历史整体、量化研究与多学科交叉研究。其代表作有《新史学》、《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然后是胡适提倡专史研究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方法，”，开风气之先，有半部《白话文学史》与《中国哲学大纲》。他学生与同志有以疑古学派著名的顾颉刚、钱玄同等，顾颉刚提出“层累造成说”惊世骇俗；又有才大识高、精悍无伦的傅斯年提倡“史学即史料学”，严守分寸、不作空论与通史。而与此同时，有考古派的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四堂”利用出土的甲骨文、敦煌学考证远古历史，开拓了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更有史学二陈，陈寅恪与陈垣，与四堂中的王国维以新方法、新角度利用新材料在诸多领域创辟诸多胜解，做出了卓绝的成绩。而郭沫若、陶希圣、翦伯赞、吕振羽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武器，注重社会经济、阶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开创了凌厉果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学。
以上诸位大师巨子，以其各自的史学观念与史学方法，大致可分为疑古、考古、释古三派， 当然学者往往在其中有交叉，有游离，有转变。但他们共有一特点，都是引进西方学术来整理中国历史材料，解释中国历史，这种史学，脱离了传统史学的轨道。而钱宾四先生，虽然不时使用新学的概念，但其学问受西方影响最少，最具有传统学术的特点。他合重视训诂考证的汉学与注重会通与创造的宋学于一身，直追历史中的精魂。他强调：“历史与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现。所以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民族之成立与存在。如是我们可以说，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的。”
钱穆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反击康有为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又以考证精密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举奠定学术地位，入北师大、北大为教授，并写《近代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前辈梁启超打擂台。之后一直以其注重中国文化、学术、思想的内在理路为特色，严守其民族本位。
他没有读过大学、没有留学日本、欧美，靠着自学一点点打出学术地位来，由小学教师而中学而北大历史教授，不能不说是一传奇。但这种传奇的学术人生不免是孤独的，虽然有顾颉刚、胡适赏识提携，但其注重文化史、思想学术史，注重本国传统，反对以西方学术解释中国历史的学术观点与路数，与其他以现代科学整理中国材料的诸位截然不同，几无同志。
孤独而能坚持其基本立场一生，其强毅自信可想而知。但几乎不通外语，没有接触到最新的西方学术潮流，对于西方历史与学问没有直接而深入的认识， 浸润在传统之中，其立场、观点、方法不能不显得保守。可正因为其能深入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找到并体察到中国文化的演变道路与内在精神，又使其成为故国的招魂者与守护者。且不论优劣成败，钱穆可谓保守史学与传统国学的真正大师。识其人，读其书，仿佛与古人交。难怪瑞典马悦然教授提到钱穆时说：“钱穆在本世纪的中国史学家之中是最具有中国情怀的一个。”
胡文辉在《现代学林点将录》中对钱穆有一平允之评价：钱氏以考证功夫打入主流学界，至三十年代，一方面个人已站稳脚跟，不必再追随潮流；一方面国家外患日深，思有以振作人心，乃藉中国通史的讲授以表白其保守史观，此即《国史大纲》之所由起。近代以来，中国通史之作甚多，而无一完善者，《大纲》已可谓鹤立鸡群。《大纲》的宗旨，大致为一种中国特殊论，反对以西方理论阐释中国历史，处处表彰“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而文化自恋的气味未免过于浓重；同时，钱氏在此书《引论》中对考据派作公开批评，亦表示反出曹营，自立门户。
这篇《引论》可以说是钱穆的学术宣言与挑战书，是其站在民族本位立场上对其他学派的观点、方法的批判。不仅是传统派、还有革新派、科学派等等。简直可以说，他以一人战天下。而这种孤绝而寂寞的批判与挑战，又结合着对时代对国家民族的深切忧患，富有一种悲壮的色彩，故其感染力极深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