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里土气 才是中国人的灵魂（乡土中国）书评
我们总会在生活中遇到诸多困惑，比如：
为什么许多人包括自己，对事件做道德判断时总是双重标准？
为什么每年过年总是要跟讨厌的亲戚吃饭，大家明明话不投机，为什么还要聚在一起？
为什么这么多中国夫妻的关系那么拧巴，食之无味，弃又不行？
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
我们自诩已身处现代社会，但我们原有的、似乎是与生俱来的生活方式却又经常与现代化的生活方法有所冲撞，让我们看不清自己。我们在讨论问题时，各执一词，找不到突破口，原因常常是双方不在一个文化语境下展开自己的观点。我们左手是传统，右手是现代化，我们在台面上讲人权，讲法律，而在私底下谈人情，谈血缘，我们迷失了自己。而《乡土中国》向我们论述了什么才是中国人的根，我们从泥土里来，对泥土有深深的依恋。中国人的种种性格，人际关系，道德观念，家庭观念，管理意识，通通都可以在人与那一方泥土的关系中找到答案。
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是最年轻的一门，作者费孝通先生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鼻祖。他对社会学研究的热情可不谓不浓。时值战火时期，他从海外回来为了做社会学田野研究，只能翻山越岭从缅甸入境云南，再到广西瑶山去研究当地瑶民的生活，他的妻子还因此遭受不幸身亡，《乡土中国》就是在这样的艰巨的环境下得出的研究结论，值得我们致敬。
中国人的土：是中国人的本色
人们有时候嘲笑乡下人“土”，所谓的“土”究竟是什么？有时候城市里的人反观自身，也会觉得自己许多方面也挺土的，与乡下人无异。为什么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却有或多或少的共通呢？
原来在农耕社会里，农民固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土不会流动，因此在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也不需要流动。由土地而聚在一起的人们组成了村落，而土地的大小又决定了村落的大小，因此人们虽然群居，但接触的区域和人口数量都很有限。人彼此之间很熟悉，不同家庭间的关系世世代代维持着差不多的样子。除非人口爆炸，否则人口不会外流，人们生于此死于此。因此“土”首先来自于不变，世世代代的人获取同一套生活经验，仅限于此地的具体的有限的生活经验，这些经验可以从上一代那里获取，以至于记忆和文字都是多余的，语言就足以传递生活经验。文字是庙堂性的东西，而不是乡下人的东西。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人们平常说别人土，这个土其实就是说别人懂得的少，运用文字的能力不高，我们说他土。
群己的界限相当模糊，如同一圈圈波纹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暧昧的，道不清说不明的，我们对跟我们不同关系的人持的道德标准是不一样的。我们跟父母之间仿佛没什么界线，父母总是心安理得地干涉子女的事情；一有明星明星出轨，不管是键盘侠还普通人纷纷群起而攻之，而轮到自己或家人朋友出轨的时候，我们却又装聋作哑；“只扫自己家门扫，不管别人屋上霜”
这里就涉及到社会结构的问题。《乡土中国》把西方人和中国人的格局区分为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在西洋格局里，团体间是有界限且清楚的，每个人和团体的权利和义务是明确的，不能模糊的，当他们说家庭时，家庭一定有明确的人，比如我和我妻子，决不含糊，所以他们能明确地用同一套标准去衡量自己和别人；而在差序格局中，人的关系“像一颗石子丢在水面上产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是他这个圈子的中心”，由生育和婚姻关系形成的圈子，可以一直推出去很远，包括无穷的人，这就我们常说的“一表三千里”。以自己为中心，推出去的波纹伸缩性极强，界限模糊。
在这种社会里，克己成了生活中最重要的德行。以自己为中心，顺着这圈波纹一层层往外推，先修身，便可以齐家，可以治天下，这几个范畴用的是同一套观念。所以对一个母亲来说，子女虽然是独立个体，但却是自己波纹里最近的人，在权利义务不明晰的情况底下，母亲干涉子女，也就明正言顺了，在中国人的话语里，这不叫干涉，叫“推善而已矣”。而对于离自己中心太远的地方，比如公家的河，远离自己的波纹势力范围，随便扔垃圾也就无所谓了。
在差序格局下，道德观念也就有异于团体格局了。在团体格局里，游牧民族要结成团体来求生，这样派生出的“团体”不是一个实体，而是维护每个人平等的笼罩性的神的观念。简而言之，人需要团体，团体化为神保护了个人的权利，每个人的权利是一样的。而我们农耕民族，由于每个人都可以在一块土地上自我谋生，跟别人发生关系是次要的。我们不那么需要团体，由血缘而形成的关系更为重要。处于不同地位的亲属由不同的道德要素所联结。我们没有产生出一种团体性意义的道德要素，我们的传统道德只在私人的层面看待，随着随着亲属远近而有所变化。由此，我们在骂陌生人贪污时，各种假以罪名，但轮到自己人贪污时，贪污甚至被说成是能干。在这种背景下，评价别人时，会先看对方跟自己是什么关系，双标狗就是这样来的。
中国人的家庭：老夫老妻，还谈什么爱情？
在西方社会里，夫妻间的关系通常只由感情来维系，家庭的功能不外乎情感功能和生育功能。在中国人的语境里，夫妻间的关系可没那么纯粹，像我们常说的，“你嫁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庭”可见一斑。原因是中国人的家承担了太多的功能，政治的、经济的、生育的，好比说古时候一个人中了举，建了功立了业，他背后的整个家族都会受益，比如他的妻子或母亲死后，会被追封她们为诰命夫人，她们受到表扬，是因为这个能科举高中的人的背后一定有家族的支持，否则他甚至没有机会读书，古时候的读书机会是相当难得的，这时候，政治与经济要素，同处在一个家庭当中。而在西方，政治、经济等功能由其他团体来担负，家庭内部的各人，只需感情的慰藉。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中国人夫妻间的感情淡漠是常见的现象，因为太多功能被拉进了家庭之中。然而，这样的结构就真的不好吗？也不一定，因为感情的淡漠是社会稳定的表现。我们知道，当人有有感情，就会激动，激动就会引发不平静的事情，种种事情会让社会变得不安稳。中国人最喜稳定，感情淡漠也就不是什么不可以接受的事情了。
礼治社会
西方社会是个流动的社会，游牧民族不像农耕民族守着一块地耕到天荒地老。他们每个人从属不同的团体，为了团体间顺畅地合作而需要一套健全的规定来限制和保障每个人的利益，这套规则是全民认可的，这就是所谓的契约，契约提供了社会稳健运行的保障。
而在中国是个礼治社会，什么是礼？礼不是礼貌，是方法是手段，是解决一个个具体的生活上的难题。人们生于斯死于斯，有限的难题一再重复，后人又可以用前人的方法恰当地解决难题，这些一再被重复的、合适的方法，便成了传统，成了仪式，这便是礼。比如我们要出差到别的什么地方，家里的老母亲抓一把地里的泥，告诉你，要是去到别的地方水土不服，就把泥兑水煮了喝。这也许不科学，但这是传统。不需要被科学验证，只要照办，生活就随之得到了保障，产生了幸福感。
不仅日常生活靠传统，解决争端、社会秩序等问题也是靠传统。在乡土社会，维持秩序的手段不是官司，靠的是教化。每个人生来就要学习一套规则，依靠良心和不断重复来内化这些规则，不需要外在的权力机构来维持。因此，乡土社会是用道德，靠明辨是非来维持秩序，而现代社会靠法律厘定权利，不考虑道德问题。
道德的教化，在乡土社会靠的是年长的人，因为社会是稳定的，年轻人遇到的问题，年长的人肯定也遇到过并成功解决，因此“长幼有序”，年长的人因具有教化的能力而已获得尊重。在现代社会，虽然事实已经大为改变，因为分工的产生，知识并不存在于年长的人身上，但是，“长幼有序”在我们生活中相当常见，当我们认识一个新的朋友，总要问一问今年贵庚，比如对方大一年，虽然他可能还没你厉害，但你看他大一年，总觉得他多那么一点意思。
血缘和地缘
任何社会里都有血缘关系一说，但不是所有社会都是血缘社会。血缘社会只存在于于缺乏变动的社会。之所以要确定血缘关系，是为了用血缘关系规定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来保持社会结构的稳定。比方，父死子继，农民的儿子是农民，商人的儿子是商人，世世代代人的各司其职可以维持社会的稳定。
人们交易的方式通常是人情，因此血缘关系限制了很多社会活动，尤其很难诞生商业。商业诞生于纯地缘的关系中。每当初一十五，村子里的人去赶集，总要大老远赶到远离自己村庄的地方摆摊，因为那里才没有相熟的人，不用谈人情，商业是在血缘外发展的。事实上，大多数的摊子，都是由“外地人”开的。
在中国这种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中，由地缘关系为基础组织很难发展壮大，或说很难插入尚存血缘关系的社会网络之中。地缘和血缘始终没有分离。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从小乡村到大北京，一个外来人永远被认为是外来人，证明你的地缘身份的不是你的目前户口所在地，是你的籍贯，你继承你爸的籍贯，如同继承他的姓氏一样。
这是个有趣的课题，因为很多年轻人苦于在外地发展而没有归属感。费孝通先生早在几十年前就研究过这个问题：一个“新客”如何融入新的村子？答案是，一是在村子里得到一块地，二是从婚姻中进入当地圈子。我想这个答案同样可以解决今天年轻人的困惑，买一个房子，或者婚嫁进入。可惜的是，费孝通还说，“新客”不容易娶得本地人做妻子，真是个让人沮丧的事实。
一读再读的《乡土中国》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初步解答开端时的问题。中国人是耕植于泥土上的民族，我们安土重迁，公私不分，秉持伸缩有弹性的道德标准，我们的家庭承担了很多功能，重视血缘关系远大于地缘关系。泥土是中国人的根，我们中的小部分人才离开了泥土最多三代，时间短得远远不足摆脱几千年的传统特性，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到处碰壁也就不奇怪了。了解自己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从血缘关系结合到地缘关系结合的转变，如何从“土”到不“不土”，是社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