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的边界在哪里？（欧洲之门）书评

前不久的国际新闻头条，恐怕当属喜剧演员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击败了彼得·波罗申科，成为乌克兰的新总统。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泽连斯基在东部和西部地区都拥有很高的得票率，打破了此前候选人得票率呈地区差异的惯例。然而，观察家们也指出，比起当选，真正考验这位新总统的，是有效反腐、结束东部地区的冲突并维持国内的稳定，以及协调与俄罗斯的关系等棘手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泽连斯基需要的可不仅仅是智囊团，还必须包括对乌克兰历史的精准把握，因为该国很多现实问题，都是所在地区历史的产物。对一个中国人来说，要洞悉中欧、东欧的历史过于困难，特别是在相关学科建设远远逊色的背景下；不过，对一个乌克兰人来说，清晰地勾勒本民族或本国的历史，其实也不容易，因为在乌克兰的历史上，这个国家的边界从来不甚清晰，往往糅合了宗教、政治，以及种族等维度；更麻烦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的边界有着不同的界定标准，因此必须在历史中理解。

在这种情况下，哈佛大学乌克兰史教授浦洛基（Serhii Plokhy）的著作《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的出版，无疑恰逢其时。浦洛基生于俄罗斯，成长于乌克兰，而他的国家认同也是对后者的认同，这与本书中对俄罗斯民族与乌克兰民族之间的关系的探讨，提供了一个生动而有趣的注脚，毕竟，现代强烈的乌克兰民族意识，并非与生俱来的产物，在历史上，小俄罗斯的称呼，对当时某些乌克兰人同样适用。

同许多国家一样，乌克兰的古代史往往笼罩着一层云雾，这不仅仅是因为曾经有数不胜数的族群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耕作、掠夺、战斗、革命，比如斯泰基人、萨尔马提亚人、维京人、斯拉夫人、俄罗斯人、波兰人、德意志人、马扎尔人，还因为作为“欧洲之门”，这块连接东、西方的要道，衔接天主教文明与东正教文明的管路，时常充当了文明交流与碰撞的前沿，其中既有协作和对话，又不乏流血和牺牲。

尽管如此，作为后来欧洲的面包篮，乌克兰所在地区，很快从史前史中摆脱出来，进入西方世界的视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首先确认了该地区的重要性，尽管当时它是文明世界的边缘，与野蛮一线之隔。由于该地区在经济上的特殊地位，它也赢得了罗马人，甚至北欧海盗维京人的青睐，对外贸易繁荣一时。在邻居的影响下，在现实政治、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这块地区不久走向了东正教化（在基辅王公弗拉基米尔的不懈努力合巧妙操作下）。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乌克兰主要以“基辅罗斯”为人所知。至于这个命名的由来，同样有着复杂的过往，特别是“智者”雅罗斯拉夫，传说中雅罗斯拉夫城的建城者及其继承者引发的斗争，而“罗斯国土”之类的说法更是此后地区分裂背景下常见的政治合法性的典型主张。类似的是，莫斯科和基辅在角逐基辅罗斯的正统性时，也会援引历史说法。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在东欧这块土地上，从来未曾与现实脱节，总是会被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乞灵，要么是证实现实，要么是否定现实。

古代乌克兰主要以第聂伯河为中心，其东部边界与西部边界分别远至顿涅茨河、德涅斯特河，并时常浮动——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而乌克兰的历史，也往往以第聂伯河为界，由东部和西部相互竞争的力量形塑，既包括同一民族（比如乌克兰人中的民族主义者和亲俄派之争），又涉及不同民族（比如波兰人长期占据的西部，后来，它也短暂地成为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他们让该地区本就复杂的历史，变得愈发棘手。

用单一的标准，很难简化乌克兰的历史和边界，尽管这样的尝试有时显得难能可贵。无论是政治信条（比如苏俄式共产主义、斯大林的威权主义），还是宗教信仰（比如东正教和波兰-立陶宛联邦时期强加的天主教），不可否认的是都只在一定时期内起作用，并对当时的历史进程产生巨大的影响。但随着历史的推进，民族主义运动的此起彼伏，要小俄罗斯人，还是乌克兰人的问题，逐渐成了乌克兰所在地区各个阶层必须面对的问题，对该问题的特定回答，往往会同意识形态的宣传以复杂的方式彼此交织。

在《欧洲之门》中，浦洛基始终叩问今日乌克兰的历史边界究竟在何处，并着重对乌克兰人的身份认同，及其与政治、宗教、经济方面的关切予以考察。相比古代，现今乌克兰的边界不仅清晰可辨，而且相对固定，但是，历史加诸当下乌克兰的，仍是一份沉甸甸的的遗产，既有荣耀与光彩，又不乏卑劣与残暴，以及它在东、西方之间的特殊位置本身带有的复杂性，它们考验着泽连斯基政府，以及此后的数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