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与民国语录——那些风云流变中的只言片语

那些风云流变中的只言片语（6） “一切古书里找不到的知识” 纵观中国历史，政客遍地都是，搞经济的好手却少。在农业时代，问题还简单点，只要抓经济的人能确保政府有存粮、地主有余粮、老百姓日子过得去，不乱铸钱不乱改货币，经济基本就稳定。而到了晚近，这事儿可就没这么简单了，工业开始发展，商品经济渗入各个领域，流通的外延逐步扩大，时代开始呼唤经济专家。 说到经济专家，就绕不开“右派的老祖宗”章乃器。 要说民国的传奇人物，章乃器绝对是一个，解放前，他是中国资信业第一人，在经济领域打了无数漂亮仗，解放后，他是新中国首任粮食部长，解决了4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后来，他被划为右派，受尽折磨，却凭一句“人总是要做的”支撑，不但不说违心之语，还依旧敢言——那年头，敢直接站出来反对个人崇拜的人真没几个，章乃器便是其一。 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年轻人，若非出身富贵，出路无非当兵或读书。1912年，15岁的章乃器入伍，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飞行营当学兵，一年后退伍，结果是“文已经投笔，武未能杀贼，退伍后四顾茫然”。 这种两头不到岸，是那时代许多青年面临的共同问题，好在，章乃器找到了出路——1913年，他进入浙江立甲种商业学校读书，第二年，读到一本薄薄的《经济学》，仅是绪论中的一句“通商大埠，常位于大江大河下游”，便让他为之倾倒，称之为“一切古书里找不到的知识”。从此，他埋头经济学，终成现代最富盛名的经济专家——请注意，不是纸上谈兵的经济学家，而是既能著书立说，又能埋头实干的经济专家。 35岁那年，他创办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并编发《征信工商行名录》，竟让大上海原有的洋办征信机构悉数倒闭。同时，他著述的《资本主义国际与中国》、《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等，也使其成为经济界首屈一指的理论专家，尤其是《中国货币金融问题》，在海外都影响极大，是当时研究中国经济的最权威著作，他的许多理论甚至影响了日后的中国经济走势，比如坚持中国货币独立，提倡“废两改元”，都有划时代意义。也因为这理论实践两手硬的本钱，他还被上海两家大学聘为教授，主讲经济，甚至到了“听者塞窗”的地步——想来，也只有在那个热血者都在寻觅救国之路的时代，人们的求知欲之强才会如此之强吧！ 关于章乃器讲课，还有个典故，说他妙解“金融”二字：“金是一种坚硬而固定的物质，融是融化流通的意思，金何以能融？这有赖于信用之火的燃烧，但有时烧得太猛了，融化了的金子腾沸洋溢，反而浇灭了信用之光，跟着融化的金也就冷却而冻结了，这就是信用过度膨胀，形成了恐慌的现象——就是所谓资产的冻结。金融的重要意义是要金钱融化流淌，顶顶要不得的就是呆滞冻结”，如此形象生动，怕只在民国时方可得见。 顶级的经济专家，政治眼光往往也极毒辣，概因政经两道相通，能具有宽阔视野，把握经济脉搏，自也看得到政治的本源，世间一切本就相通，关键是要懂得举一反三。当然，这里说的是能够掌控经济全局的经济专家，而非纸上谈兵的所谓经济学家，也非贪图蝇头小利的商人。章乃器透过经济看政治，极有心得，比如民国时期地方货币制度混乱，他所看到的便是其背后的军阀割据形势，各地的钱庄说到底是封建商业资本模式，于是他提出，要防止民间资本转化为内战资本，便极有见地。 更见其功力的，是抗战时期——要打赢这一场仗，光靠枪炮显然不行，咱还得把经济理顺，别的不说，仅仅是战时物资，就是一门大学问。不是真正的经济专家，绝对把握不了战时经济。而章乃器在抗战期间的表现，实在出彩，被誉为“战时理财专家”，他临危受命，担任安徽省财政厅长，推行货物检查税制度，对敌占区与我区之间进出口物资分类进行查处，在经济领域打击日军，被推广至全国。 能够透过经济看清政治本质的章乃器，还是那个时代的呐喊者。他与沈钧儒、邹韬奋和陶行知等人一样，是救国会的创建人之一，当年救国会的政论，如《四年间的清算》、《辟一套亡国论－－唯武器论和唯武器史观》、《给青年们》等，都出自其手，脍炙人口。 让他名垂青史的，是1936年的“七君子事件”。那年的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和沙千里等七人逮捕，举世震惊。这一事件的一大后果，就是激化了国民党的内部矛盾，诱发了西安事变。当时，七君子在狱中宣告：“自问无罪，天下亦尽知其无罪，为国家民族前途计，亦终认救国无罪四字应令永留史册”，掷地有声。十年后的1946年，章乃器又见证了“较场口血案”，当时，首先出头与特务交涉并最先挨打的便是他。 1948年，陈诚曾建议蒋介石，让章乃器出任财政部长以挽救危局，蒋介石叹气说“我是要用章乃器，可是他不为我所用”，耿耿于怀之意溢于言表。 只是，看得清政治本源，不等于就能玩转政治，总有那么一群人，明知不可为，明知某些话不能说，却敌不过自己的良心与风骨。 于是，从1957年的反右开始，章乃器就成了重点打击对象，尽管他解决了四亿人的吃饭问题，但解决不了个人的“站队”问题。其实，就在那年年初，毛泽东已经在会议上表态：“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们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详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此时，已是山雨欲来，换做别人，肯定会选择慎言，避免说错话站错队，可章乃器却还是坚持在座谈会上直言，结果一夜之间，便由爱国民主人士变成了“极右派”、“右派头子”和“反共反人民的老手”。毛泽东的一句“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更是给他打上了极右分子的标签。 现在回头再看，不得不说章乃器目光如炬，在那人人慎言的年代里，他的发言每每振聋发聩，比如“思想改造工作要做得自然一点，不能粗暴，不要神秘，不要仅仅喊没有内容的、抽象的口号，不要神化任何个人。大家都是人没有哪个人是神，包括毛 在内”，又如批评统战部，“统战部强调集中的一面，放松了民主的一面；扶植某一个派别，压制其他意见不同的派别，而没有坚持讲清道理、明辨是非。因而助长了一些共产党员的家长作风。自然也就助长了宗派活动”，都是当时的实际形势。 哪怕到了已然赋闲的1962年，他仍然率真不改，针对三年经济困难，他说这并非一日之寒，进而批评“大跃进”是头脑发热，在政协座谈会上，他拿着一份《人民日报》，指着上面关于总结三年经济困难的经验教训的文章，表示“作为执政党和本届政府，如果真正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找出发生错误、造成后果的原因，你《人民日报》作为党报，仅仅写一篇文章是不行的！你应该写十几篇、几十篇这样的文章，才能把事情的前因后果搞明白，真正找出发生问题方方面面的症结所在，老百姓也才能气顺，今后才不会再误入歧途，误国祸民”，在那个年代里，背后有非议的人不少，但敢公开说这话的人，唯有章乃器。 这风骨，换来的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便是明证。他的前妻胡子婴，在1957年7月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我所了解的章乃器》，通篇批判这个曾与之共患难十余年的男人，说“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他一贯的志愿”，说他“到处诋毁共产党，挑拨工商界与政府的关系”，说他“再不老实交代就将自绝于人民”——所谓的“一日夫妻百日恩”，在那个年代里已完全被政治上的“站队”抹杀。而他的妻子王者香，在文革初期便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而章乃器自己，尽管屡遭毒打，甚至昼夜不停，却凭借着早年的武功底子和气功修为，坚强地活了下来，1967年，他预言自己还能再活十年，果然，1977年，八十岁的他辞世而去。 在那个年代里，支撑章乃器的，是一句“部长可以不做，官可以不做，人总是要做的”，记得曾看过一篇文字，评价章乃器“一辈子也不曾说过要做‘纯粹的人’、‘高尚的人’之类的漂亮话，可是，论及做人，论及言行一致，论及宠辱不惊，他绝对是难以企及的标杆”，深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