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的手机通讯录里存6000多个电话 他是这样交朋友和采访的

记者的手机通讯录里存6000多个电话，他是这样交朋友和采访的2019-03-29 11:17

（来源：传媒评论 原标题：新京报记者的手机通讯录里存有6000多个电话，他是这样交朋友和采访报道的）

说起“记者的朋友”这个话题，让我想起了前几天和同事聊天提及，并非所有的记者都外向和善于交际，这让对方感到有点不可思议。实际上，我就是个比较好的案例。我的性格偏内向，且有轻微社交恐惧症，可以说，记者这个职业，给了我主动去与人打交道的动机，强迫去社交的勇气。去认识更多的人，是职业对于个体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结交了不少朋友。

个人比较排斥抱着想通过结识某个人，从而挖掘出新闻的社交方式，最后美其名曰 “认识朋友”，感觉动机未免不纯，令人难以接受。

我更喜欢的朋友标准是，首先思想价值观不会出入太大，对彼此都没有过多的利益诉求，能够保持比较平等的交互模式，两个人“势均力敌”，这才是“朋友”的本义。

刚来新京报的时候，被迫接受了一个要求，让我此后的职业生涯都受益匪浅。领导要求我们，每天都要认识5个人，一年通讯录要突破2000人，要不断记录更多的电话。

刚开始的时候，总觉得这个要求苛刻且繁琐，到了大约半年后突然发现自己找人的速度突飞猛进，这才意识到其中的好处：通过朋友可以认识全世界。所以至今我都延续着这个习惯，通过各种方式记录下几万个联系方式。

实际上，每个人囿于自己生存的环境、成长的经历、学习的习惯，对于世界的认识往往大相径庭，很多时候，朋友成为你认识世界的一扇窗户，接触世界的指尖，也成为辅助你推动新闻报道进程的“眼睛”和“武器”，每每从中获益良多。这里想分享几个和“朋友”有关的故事。

“老虎”与王宝强

和“老虎”的结交，要追溯到2015年年初。那时候我刚离开新华网，入职新京报，在记者一栏上写的还是“见习记者”。“老虎”致电报社的爆料热线，说自己因为举报小区物业违规收取燃气初装费和热力管网建设费，两次遭遇不明人士袭击。最严重的这次，他身中4刀，躺进了医院。

“老虎”是个外号，实际上他姓刁，名字里带有虎字，不少人都叫他“虎哥”。“虎哥”乍一听很霸道，见了面才发现，他一脸诚恳，身材也并不魁梧，和“虎”字怎么都联系不起来。

作为河北省南和县某小区的业主代表，从2014年3月起，因物业公司违规收取每户近万元的双气费，他曾多次向当地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此后他在路边遭遇了物业公司指使的棍棒袭击，物业公司刘姓老总还为此赔付了5000块钱作为医药费。

之后，他再次在小区楼道内遭遇陌生男子持刀袭击，4分钟的对抗中，他左肩胛皮肤裂伤深达骨质，左肩胛骨骨折，右股骨中段内侧皮肤裂伤深约9厘米，扩大伤口大约有12厘米，血管破裂出血，全身多处皮肤裂伤。

报道此事后，我从南和警方处了解到，该案侦破，一名犯罪嫌疑人很快被刑拘。

虽然是一条很小的稿子，但是“老虎”开着车，带着家乡特产来北京致谢。

礼物自然没好意思收，倒是在我住的隔断房楼下的小破餐馆里，我俩吃了一顿饭。他盛情邀请我去他南和的家中做客，还想让他家刚出生的孩子认我当干爹。

当你的社交圈子变得足够大的时候，大多数的人，见过一面等于一辈子。看起来，双方似乎不会再有更多的交集。直到当年的年底。

2015年12月，王宝强发了一条微博，斥责肇事者酒后驾车撞死其家属，后逃逸。微博一经发出，迅速引发网友的关注，评论数量迅速突破十万条。

为采访一筹莫展时，我突然想起身为王宝强南和老乡的“老虎”。

“老虎”听到我的求助后，二话不说就往交警大队赶，正好堵上了前来交警队接受问询的王宝强：王宝强一脸严峻，面无表情，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几乎没有对镜头表达更多的观点。

当天晚上，王宝强在大会塔村的家中，统一接受媒体采访。这一画面，被“老虎”用手机记录了下来，又通过视频成为新闻热点。

可以说，仗义的“老虎”，帮上了我一个大忙。

律师与线索

除了爆料人，跑法制方向的记者接触最多的职业群体，一定少不了律师。从业近5年，我认识了很多律师，他们对我的帮助除了法律知识的普及，也是重要的线索来源，有的在新闻判断上帮我补上了很多疏漏。

2015年，我独家披露八宝山人民公墓副主任韩某，在婚姻存续期间与配偶之外的女性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事后北京市社会福利事务管理中心迅速介入，依据相关规章党纪，对韩某给予开除党籍和撤职处分。

实际上，举报韩某的27岁女子张悦(化名)首先向一位律师求助，再通过律师辗转找到了我。我们在北京北四环的某小区地下室里，经律师引荐，见了初面。

那一天的傍晚，两个多小时的深聊，我掌握了绝大多数“物证”，夯实了此后新闻报道的基础。

后来，这位律师还先后给我引荐了数个关于厅级官员极其可靠的爆料。这里略过不表。

在交往过程中，我发现，律师直接接触各类案件，长期的阅历使他们对真相和事实认识深刻，判断准确。当然，其中有一些是抱着图名图利的目的，希望通过新闻推动舆情风向，但也不乏有真心相交，愿意为你的报道指正，提出建设性意见的律师。

2016年，我赴天津蓟县采访多日，后刊发天津一老板断指举报县纪委干部放高利贷一稿。走访中我发现，当地民间借贷情况较为严重，并且有多名公职人员卷入其中，利息大部分都超出国家对于借贷的标准和限制，并且有通过催贷人员暴力催收欠款的情况。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年利率24%以下的，法院应认定其有效;年利率在36%以上的，应认定为无效;年利率在24%至36%之间的，属于自然债务，借款人有权拒绝给付，出借人不能获得胜诉权，但如果借款人自愿给付，则给付有效，一旦给付，事后不得要求返还。

作为一名“文科生”，我对“高利贷”的边界和定义认识都很模糊。尽管法律上有明确约束，但是民间口头的“分”“角”和百分比的换算，令我头疼不已。

发稿前夜，我抱着咨询和采访的想法，给熟识的律师张新年致电，希望寻求帮助。他一口应允下来，并且坦陈自己在这方面未必专业，但可以向有过财会经验的亲属确认一遍。

经过确认，当地部分民间借贷月利率高达3角，即年利率360%，超出适用法规10倍。这意味着借款10万元，每个月需要交付3万元的利息，需要在一年后缴纳利息36万元，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约75倍。

发稿前，律师给我的帮助，让我惊险地避开了“不专业”的陷阱。

深喉与官员

深喉，英译为“deep throat”，指的是水门事件中为记者提供重要资料的人。1972年，美国《华盛顿邮报》两位记者依据深喉给予的信息，捅开“水门事件”的内幕，直接导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辞职下台。

日常新闻里面，很多时候也要仰仗深喉，他们是重要的信息来源。

深喉可以是官员，可以是商人，也可以是一位老师，一名基层公务员，一个路人甲，不限职业。但是，他们了解基础信息，对事件背后的事实更有发言权，只是局限于自己的身份，无法以公开身份披露信息，只能通过某种匿名渠道发声。

对于记者来说，每一个深喉都来之不易，关系的建立需要以信任为基础。

2015年11月，吉林省某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A，自市公安局6层办公室失足坠亡。官方确认，该起事件系意外事故，A是在擦玻璃时失足坠亡。

最初这个信息，是来自于参加了A追悼会的一位当地人士。出于互信和默契，时至今日我依然坚持我的原则，拒绝披露他的个人信息。

当天，经过一名中间人介绍并取得信任后，他很清楚地告诉我许多A生前的情况，坦诚说了事发前的一些细节。

2018年4月15日中午1时许，河南省某市市委书记B，前往当地一景区督导旅游工作期间，不慎坠崖身亡。一位当地与B有所联系的匿名人士向我披露了整个事件的始末，并且讲述了很多“故事”，细节丰富。

涉及官员的非正常死亡事件经我采写独家披露的不计其数，小到县局级干部，大到地市厅局级一把手。之所以能够频频爆出增量和细节，与日常的关系积累、在对的时候找到对的人这一职业技能密不可分。

除了官员，我还曾经多次分享过我和“中国首善”陈光标的不解之缘。

因为采访，我和陈光标有过至少3次的交集。除了首次视频证明陈光标未曾失联外，在2016年，陈光标被指“切胃减肥”事件中，我则通过一位前辈，找到了接近陈光标的多名人士，从其入院到出院的目击者，甚至主刀医生周围人员，都设法撬开了他们的嘴巴。

在新闻发酵后的短短2天时间内，通过微信、电话、见面，对这些人进行了求证。多个交叉独立信源，也为我的新闻真实性保驾护航。

在该条新闻中，我使用了“至少3名以上来自医院和接近陈光标的消息人士”这一匿名提法，实际上就是为了保护深喉，尽可能地给予他们安全保障。这是一种互信的承诺。

六度分隔认识全世界

上面分享的几个故事出于保护受访对象信息的原因，都谈得过于宽泛。言而总之，作为记者，核心技能之一就包括认识朋友，不论是采访、问询、释疑，这些人能够成为你了解世界，构造人际建筑的基本框架。

美国的社会学家米尔格伦曾经提出过六度分隔理论，即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陌生人与你之间，只隔了6个人。按照这个理论，在时下互联网把地球贯穿成村落的时代，哪怕是李彦宏或者马化腾，只要他们有社交需求，找到他们只是时间和努力的问题。

新京报的招聘有一个特点，大多数时候是不看学历的，更看重一个人的业务能力。

有一年，报社的招考考题，是要求面试者寻觅一些“大佬”的手机号，这些“大佬”遍布各个行业。当天下午，整个媒体圈一阵躁动，掀起一场“找人热潮”。

可以理解，为什么做官场报道的时候，很多记者会选择去家属院扫楼：公务员是个相对比较封闭的群体，去这个人群中找要找的人最容易。多认识人，让人找人，找最接近的人，这也是支撑媒体人四处打听，寻觅受访对象的基础逻辑。

找到了人以后，怎么让他迅速认下你这个朋友，相信你人畜无害，彼此间建立信任，掏心掏肺，这就得看你到底有多诚恳，对于背后的真相有多迫切、多渴求了。

我一直相信，不论动机如何，了解信息的公共属性，相信平等、正义、公正，力促信息公开、推进社会进步的初心，会让更多“朋友”的身影出现在新闻的背后。他们几乎从来不曾走上台前，但是我们有相似的基因，有相同的愿望。

可能这些理念从来不曾宏大过，但是放到足够长的时间维度里面，每一个良善的举动，都让社会向文明更靠近一点。

新京报有很多很好的传统，至今也一直沿用。比如我开头提及过，要求记者每天增加5个采访对象的联系方式，比如通讯录实时更新，平时注意资源积累，想办法和更多的人建立交集，想办法充实自己的微信通讯录，多加微信群。

另外还有个很重要的好习惯，就是分享。部门里的同事几乎都愿意与大家共享自己已有的联系方式，这种不藏私的氛围，实际上也把一个人和更大的社交圈绑定在了一起。

至今遗憾的是，2015年年末，我不慎遗失了我的手机，没有备份通讯录，里面大概有6000多个电话。虽然经过两年，我的手机通讯录又达到了这个数量，但是很多单线联系的深喉和朋友，散落天涯，再也难觅。

这算是职业生涯最大的遗憾之一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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