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不愿收 回家护理难！密云31个叫不醒的生命等待救世主降临！

医生的善念、家属的执念改变了部分植物人生命的长度，在这里留下了关于生命的已知与未解。

相久大在给患者做吸痰护理。千龙网记者刘美君摄

“ 从医30年，专门治疗植物人。”作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相久大深知植物人回到家意味着什么。“很多人是加速死亡，等于被动安乐死，最后都是皮包骨满身压疮。”

“ 植物人距离死亡最近，老百姓说是半死人，下一步就是死亡，很难有别的结局。”相久大认为托养不是拖延，植物人托养最大的意义既维护植物人的生命权也能让家属得以解脱和安慰。“植物人也有医疗需求，家庭护理做不到。”

事实上，中国有着庞大的植物人群体，但他们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相久大告诉记者，植物人是与植物生存状态相似的特殊的人体状态，除一些本能性的咳嗽、打喷嚏等神经反射之外，机体没有任何意识、思维等方面的主动活动。不过，他们的脑干仍具有功能，可以帮助消化和吸收身体所需的营养，维持基本的人体代谢。

在护理方面，由于植物人无法给予护理人员直观的反馈，一切都要依靠观察，并作出专业判断，“比如呼吸的快慢、脉搏的变化，既可能是尿路的问题，又可能是气道有痰。”实际上，植物人生命体征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危及生命。

“我们每天要给患者做口腔、尿道口护理、气管切口换药、翻身、吸痰、鼻饲、喂水等，每周二刮胡子、剪指甲、泡脚，每周四换洗床单，每隔两天到三天帮患者排一次便、洗一次澡。”在食品配置区，护士王丹一边介绍情况一边熟练地加热流食并配置药品。她坦言，作为专业的护士照顾植物人开始也很难接受，“他们无法沟通、没有反应，我担心出现并发症，也害怕他们死去。不过这一点我们无能为力，也必须面对。”

目前，中国植物人数量并无权威调查数据，相久大估计应该在百万以内。随着基层医疗急救水平的提高，可能还会逐步增多，如何安置植物人成为社会难题。“医院和家都不是植物人最好的去处，集中托养是最好的选择，在这方面台湾做的很不错。”

“如果有一天突然醒了呢”

尽管已经过去一年有余，但时至今日，密云区居民智英对于母亲郑文华为何成为植物人依然无法接受，“当时就是住院治疗脑出血，咋就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成为植物人？”智英告诉记者，一家人四处寻诊但毫无效果。无奈之下，经医生推荐，只得将耄耋之年的老母亲送到这里进行专业护理。

密云区居民智英一边按摩一边默默地凝视着母亲。千龙网记者刘美君摄

清洗毛巾，擦拭身体，整理被子，智英握着母亲的手一边按摩一边默默地凝视着母亲，眼里写满心疼：母亲被剃光头发，沉沉地睡着，久不见阳光的皮肤松弛、晦暗，手骨早已变形，自然状态下呈倒钩状向里弯曲。

“ 住在这里我们很放心，床头有监控，我们随时可以视频连线查看她的状态，又不耽误自己上班，”智英说，母亲在这里费用由兄妹三人共同承担，他们还按照排班每周轮流看望母亲。她还介绍，母亲被诊断为植物人后，家人希望申请一些补助缓解经济压力，但咨询过很多部门，也没有找到针对植物人的医保或救助政策，最终只能按照残疾人的救助政策给办理重度残疾证，目前每个月可享受近千元的补助。

同一天，在托养中心右一病区进门右手边第一张床上，14岁的小松双腿动了一下，然后继续沉睡。青涩的面庞、青春的模样，与紧闭的双眼、因气管切开而缠满绷带的脖子结合在一起，尚未成年的小松将植物人最平常的状态展现在记者面前。相久大介绍，小松是托养中心年龄最小的植物人，“住进来才不到四个月，家人说是在体育课上突然晕倒，诊断为植物人，医生说醒不过来了。”

“ 小松爸爸有时会在中午和儿子视频对话，明知道儿子不会醒来，但每次都说：儿子，爸爸看你来了……”护士华泰坦言，每当这时自己都会远远躲开，“这一幕让人心如刀绞，我看不了。”

智英一直在给母亲做按摩，当记者问及能否接受母亲“安乐死”，她的手倏然停住。许久，她深深叹了一口气，说：“或许这是一种解脱，但我不能接受。妈妈睡在这里，说明她还活着。如果有一天她突然醒了呢？

目前无解！这是世界性难题

外伤、脑卒中及缺氧性脑病，是导致患者成为植物人的三个典型原因。其中，外伤中车祸占比最大，且患者渐趋年轻化，醒来的希望渺茫。多位业内权威人士指出，在医疗水平高速发展的今天，濒临死亡的患者被抢救回来，却又因医疗水平还不够发达而成为植物人。在这个问题上，救与不救、如何救让医学、伦理、人文之间充满悖论和两难。“植物人群体的出现是国际性难题，目前无解。”

四面八方的义工过来义演。千龙网记者刘美君摄

中国海军总医院全军高压氧治疗中心主任潘树义告诉记者， 植物人长期处于植物状态，患者不能感知自己，亦不能感知周围环境。不过，植物状态与植物人还需要加以区分。他解释称，植物状态是指脑损伤导致昏迷，早期救治及时，患者虽然还会处于无意识状态，但有可能通过治疗醒过来，植物人即永久性植物状态则是指患者长期处于植物状态，醒来的希望渺茫。

至于 患者进入植物状态多久会成为植物人，中国解放军总院第七医学中心功能神经外科主任何江弘则认为，不同的损伤类型有不同的评判标准，“比如心肺复苏后导致缺氧性脑损伤的患者，进入植物状态超过三个月，或者脑外伤后进入植物状态一年未醒，都意味着意识恢复的机会非常渺茫了。”而相久大告诉记者，正常人如果完全缺血缺氧6分钟，通常就会进入植物状态，比如煤气中毒、窒息、溺水、心脏或呼吸骤停等。

何江弘还表示， 导致患者成为植物人的三个典型原因中，外伤包括车祸、摔伤、外力打击等造成头部损伤，约占植物人总数的70%，而车祸又是外伤中最大的因素，“这类患者还有年轻人增加的趋势”；其次是严重的脑卒中，包括脑出血和脑梗死，这类患者以中老年人为主；第三就是缺氧性脑病，大多出现在心肺复苏后。

那么， 沉睡中的植物人还会醒来吗？何江弘指出，在现有医疗水平下，植物状态醒来的概率几乎为零，只有约40%尚有微弱意识存在的微意识患者有机会能够醒来，“但无法保证醒来之后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因为患者是大脑遭受严重损伤而昏迷，这种损伤不可逆，所以即便醒来大多也是重度残疾。昏迷越久，残疾程度越重。”他认为，如果患者有希望醒来，就要以积极的促醒方式救治；倘若没有希望醒来，则最好把重点转为护理。

相久大则表示，截至目前， 中心里还没有醒来的案例。中心成为植物人生命终点，这里已“出院”20多位，首位患者在中心搬迁新址前去世，在中心生活三年多，前后存续近5年。收治的植物人中，尚未有人中途前往医院继续治疗或回家，更没有苏醒的“奇迹”，他们都躺在床上安静离去。

“如果护理得当， 植物人能够长期存活，甚至十年以上。”相久大表示，植物人生存链条为治疗康复托养。“更多的是走向托养，因为康复的几率非常渺小，即使苏醒，也是重度残疾，目前能做的只有精心护理，静待奇迹。”

亲属与相久大都在中心找到他们想要的答案。

植物人救助难点在哪儿？

专访植物人促醒领军人物

中国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原陆军总医院)附属八一脑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一向以植物人促醒治疗著称，每年都会大量的植物人前往求医，希望倚靠医学的力量康复。科室主任何江弘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国际上常用的植物人促醒技术主要是通过特殊设备或手术刺激大脑，从而改善大脑的神经活动状态。在此方面，中国的诊疗水平已比肩世界领先水平。他还透露，年内中国将组建世界最大的植物人诊疗与研究基地，“促醒未来可期。”

北京延生托养中心创始人相久大。千龙网记者刘美君摄

作为中国植物人促醒领域领军人物的何江弘，在2008年将植物人促醒技术“神经调控治疗”引进中国并研究推广，如今，这项技术已成为国际国内最通用、最有效的植物人治疗手段。据他介绍，这种治疗手段中，应用最广的是深部脑刺激和脊髓电刺激手术，即通过在患者体内植入电极，刺激大脑活动，改善其神经活动状态，也称“大脑起搏器”。

显然，并 不是所有的植物人都可以幸运地进行手术治疗。“严格来讲，植物人分为持续植物状态和微意识状态两类，前者对外界和自身没有任何反应，后者则存在一定的反应，这类患者在临床约占植物人群体的30%，但两者的界限非常模糊。”在促醒治疗中，最基础的工作就是要将微意识患者识别出来，“以现在的医疗能力，只有这类患者才适合手术治疗。”

事实上， 植物人治疗是一项国际性难题。目前在中国，专门持续进行植物人促醒的科室尚不足十家。以何江弘领衔的促醒团队为例，自2010年至今，每年约收治300名至400名植物人，其中，仅有20%至30%的患者适合接受手术治疗，而这些患者中，也只有25%至30%的人可以醒来。但实际上，只有判断醒来的概率在60%以上时，医生才会建议患者实施手术。

何江弘还告诉记者， 医学意义上的“醒”是指患者能够对外界诸如“动动手指”、“睁开眼睛”等指令重复作出回应，并不是完全康复至正常人状态。“植物人醒来后的恢复阶段也是个漫长的过程，要经历昏迷、植物状态、微意识，到重度残疾、中度残疾、轻度残疾，再到接近正常七个阶段，”至于醒来之后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还要看自身的身体情况以及后续的康复和治疗。

谁有权决定植物人的安乐死？

法律专家：无法律依据

将于2021年起施行的《民法典》中提出“自然人的生命尊严受法律保护”，将尊严死、安乐死带入公众视野。多位植物人患者家属向记者表示，中国应出台植物人安乐死法案，并建立一套严格的合法程序。对此，我国法律界权威人士指出，目前在中国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植物人没有意识、无法表达。同时，植物人也有生命权，没有人能够判定他们是否可以接受安乐死。

病床上方用来护理药。千龙网记者 刘美君摄

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焦洪昌认为，中国对安乐死立法的时机尚未成熟。当前，对于安乐死有很多问题尚未形成定论，仓促立法不仅会影响法的稳定性，甚至可能影响社会安定。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则指出，有关生命权的问题涉及法律、伦理和死亡文化等复杂因素，不宜简单化。植物人能否安乐死实际上存在着严格的法律界限，涉及到生命权主体是否拥有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以及国家对生命权的保护义务的界限。在这个问题上，在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尚找不到法律依据。实际上，植物人无法表达，这就无法认定可以接受安乐死。

“ 一个患者的生命交给家人或者医生来决定，不符合法律精神，更不符合基本的生命权利要求。”他还指出，安乐死如果要合法化需要取得社会共识，既要在法律、文化与伦理之间寻求合理平衡，也要在国家对生命权的保护义务与个体生命权尊严之间寻求合理平衡。

“ 植物人安乐死由谁来判定，如何来判定，这是伦理上的一个挑战。”何江弘强调，现代医学的瓶颈在于无法判断是否已经穷尽了评判手法，只能尽可能地接近事实，“但最残忍的是，植物人甚至没有选择自己生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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