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说真话的倔老头 北京一中原校长王晋堂逝世
一中原校长王晋堂于4月10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王晋堂在北京一中先后任副校长、校长，任职期间曾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席，此后一直担任北京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特邀委员。
王晋堂热爱教育事业，也正因为热爱，他期盼教育中的问题都能有合理的解决之道。2007年，本报教育周刊创刊，王晋堂成为教育周刊顾问之一。几年来，他在教育周刊对教育问题发表的见解、评论和呼吁近10万字，其中很多观点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今天我们再次回顾王晋堂的这些言论，从字里行间再次感受他对教育事业的一片赤诚。
评就近入学
但愿择校成过去
难道“免试就近”这四个字落实起来就这么难？当前城市里老百姓最不满意的就是“择校乱收费”问题，其根源在于校际之间发展不平衡。
义务教育应该面向全体公民，一视同仁，不能将公民分为三六九等来分类施教。我们的目标是切实办好每一所学校，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上首先是合格，然后是优质的学校。“重点校”体制是使一部分孩子上条件好的学校，其他的孩子上“普通学校”或不得不上“薄弱学校”；而且由于有限的教育资源向“重点校”倾斜，使保证“重点校”的“优势”以牺牲“普通校”和“薄弱校”的发展为代价。这样影响了教育公平，也背离了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有人说，我们不断扩大“优质校”的覆盖率，今年50%、明年60%、后年70%。这种做法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变供求矛盾。就是“优质校”覆盖率达到90%，让谁家的孩子去上那10%的“薄弱校”？对你来说是10%，对家长来说，他只有一个孩子就是100%！
但愿不久的将来，北京的孩子入学如进麦当劳，让“择校”成为首都教育史上曾经的一页。
摘自2007年9月11日发表在本刊的文章《但愿入学如进麦当劳》
评教育均衡
“流动”的教育才均衡
教育能不能均衡？怎样均衡？其实不是一个办到办不到的问题，而是打算不打算办，是不是依法治教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北京市实施
2007年初，针对市民对学校发展不均衡的意见，市教委发言人在首都城市管理广播中表示，北京市要在当年开始校长与的培训和轮岗，现如今差两个月整三年了。假如那时开始做，到2010年初，三年的时间也就做得差不多了。但是现在的一些措施成效却并不明显，比如派优秀教师到薄弱校支教，以“客座”身份到另一个学校去干几天或者几个月，还拿着原校的，这种“输出”是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的。然而既然做了，也不妨把其经验梳理一下，看看那个地方的教育资源是不是真的均衡了？还是基本上换汤不换药？有人说，只要教师和校长的流动没有实质的动作，义务教育均衡就是一句空话。
摘自2009年11月10日发表在本刊的《教育潜规则及其根治》
评教师工资
提案连续提三年
2004年7月1日起，公务员工资“规范”，引起教师工资“调整”的问题。事情到了2005年初。教师工资半年没有动静，而且没有要有动静的意思。我就写了一个提案，“关于尽快落实 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 的建议”。依照常规，到了5月份，有关部门会来办理委员提案。但是有关部门的“回复”中全然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相关条文。对于提案的回复，我郑重地签上了“不满意”。
虽然我相同的提案在2005、2006、2007连续提了3年，其间不乏周折。由于没有得到明确的肯定答复，对于提案的回复，我都郑重地签上了“不满意”。但是我也了解到，有关部门做了一些测算、调研及试点。值得一书的是2007年两会前，有关部门召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开的一次座谈会。从与会成员看，大多是在两会上对于教师工资提出意见的代表和委员。反映的关于教师工资调整上的几个问题，我梳理了一下，大致有以下三则：
一是不知或者有意回避《教师法》及《义务教育法》的有关条文； 二是对于教师现行工资与收入存在很多误解；三是不甘愿让教师工资走在前边。
摘自2008年10月7日发表在本刊的《说说教师工资这点事儿》
评捐资助学
义务教育中的怪现象
义务教育的首要关键词是免费。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3周年之际，在北京市开始实施《义务教育法实施办法》3个月之后，在我们的银行里却挤满了为了孩子上小学的家长。6月15日，一家支行从早上开门到下午2点钟，银行已经发了700多号，前来缴费的家长要等3个小时之久。
缴的是什么费呢？收据上写的是“捐资助学款”。记得有关部门曾发过红头文件，称“捐资助学”不得与孩子入学挂钩。是该文件已经成了废纸一张了呢，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钱收来再说？
为什么“捐资助学”呢？一位家长说，马路一侧属于某小学校的“片内”，“片内”的孩子入学一分钱甭花；很不幸，他家在马路另一侧，属于“片外”，“片外”得缴3万。
由于义务教育法实施姗姗来迟，我们还看到社会上一些奇怪现象。为了划进一所“名校”的“片内”，家长或在购房上打主意，或在迁户口上做文章。“重点校”周围二手房房价明显高出周围一大块。典型的一个案例是一位家长4年中买了5套房，以求多方位进入“优质校”“片内”的圈儿。而知名小学入学报名中，不合条件的“假户籍”竟然达到40%至50%！也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事实证明，“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我们的政府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摘自2009年6月23日发表在本刊的《义务教育何以姗姗来迟》
24小时开机的顾问没了
惊闻王晋堂校长去世的噩耗，是在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一个多星期之后了；又一个多星期过去了，却总也不愿意停下浮躁的心情，即使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也极力回避那些过往的场景。在心底里，总有一个声音在挣扎：但愿这不是真的。
因为消息来得太突然了。仿佛就在昨天，他还给我打来电话，依旧是那个洪亮而爽朗的声音：《教育规划纲要》出台了，我觉得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是不是让专家们在报纸上探讨一下？而在一个月前，我们的记者因为一篇报道惹恼了有关部门，那个温暖而急切的声音也曾在听筒那边传来：不要担心，我支持你们，在电台做节目的时候我还特意提到了你们的报道！
这些年来，这样的关切、这样的直抒胸臆太多太多了，以至于自己都已经忘了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这个可爱的老头走到了一起。只是依稀记得，晚报还在老楼办公的时候，隔三差五的，王校长从门前经过，都会主动走进来。在老楼一层的单位食堂里，就着粗茶淡饭，王校长侃侃而谈，我们洗耳恭听。很多后来引发读者共鸣的报道，都得到过王校长的指点。
在北京的教育圈里，王校长既是曾经的实干家，也是终生的理论探索者。他用行动、用笔墨不遗余力地为教育鼓与呼，把脉教育资源不均、倡导教育机会平等、为教师权益奔走疾呼。他的关于让教师流动起来、把学校办成麦当劳的理论，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但是他不为所动，依然真挚而忘我地呐喊；他关于落实教师待遇发出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呼吁，引发了很多教师的共鸣。在王老师去世之后，一位老教师告诉记者，她再一次找出了那份珍藏的报纸，痛哭流涕。
他是教育记者圈里的名人，跟很多记者成了朋友，他的手机每天24小时开机。稿子写到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忘了采访专家的看法，很多人都习惯给王校长打个电话。2007年，北京晚报创办教育周刊，王校长成了首批顾问，在十余位同时被聘的顾问中，他是最高产的，他的很多关于教育的真知灼见，也成了晚报教育周刊的亮点。记得刚创刊时，每每在最后关头对稿件质量仍不满意的时候，就只好横下心给王校长打一个求助电话，他却总会一口应承下来，从不推托，并且立刻加班加点投入写作中；王校长家里不能上网，有好几次都是他抱着自己的“急就章”，满大街找网吧，不辞辛苦地为我们传稿。
去年教师节当天，我给王校长发短信，感谢他这些年为晚报教育新闻报道作出的贡献，祝愿他继续为教育改革奔走呼号。旋即，王校长回信：与敢说真话的教育记者共勉，同为教育鼓与呼！
死者长已矣，生者常戚戚。呜呼，王校长之后，谁复为教育鼓与呼？记者 丁肇文
敢说真话的“倔老头”走了
4月17日早上，一位相识多年的老师给我打电话，先说梨花节开幕，大家都在顶着风看梨花；忽然顿了一下说：“王晋堂老师去世了，你知道吗？”我一下恍惚了，愣了一会儿问：“您说的是哪个王晋堂？”我实在不能信任自己的耳朵，不久前因为一篇稿子，王晋堂老师还特意两次给我打电话。“就是你们的周刊顾问、原来的一中校长王晋堂。”我听到了最怕听到的答案。电话那头儿的声音传过来，“王晋堂老师是10日去世的，听说是心脏病 ”我想起他跟我的最后一次通话，是在9日。挂了电话，我极力回忆与王老师的最后一次见面。
那大概是一个多月前了，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会间休息的时候，我跟王老师聊天，他批评我：“你们最近的稿子，为什么采访的专家都没有名字呢？提意见不应该有顾忌，不要怕得罪人。政府决策也是需要听不同意见的。不挑出毛病，不改进不足，怎么能进步呢？”
认识王老师有10年了，他在我记忆里一直是个“敢说话”的人，这些年他历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席，北京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特邀委员，只要有与相关部门对话的机会，他都会就各种教育问题提出自己的质询。教育均衡问题、教师工资问题、择校问题、孩子上学时间太早的问题 每次我参加北京两会的报道，在委员代表与市领导对话的会场上，王晋堂老师总会将这些问题再三地提出，希望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
2005年、2006年、2007年，王老师连续三年提出了“关于调整教师工资问题”的提案，连续三年在提案回复上写上“不满意”，像他这样的“倔老头”想来不多。
几天前，一位退休多年的老教师给我发来短信，说刚刚得知王老师去世的消息。“我记得他在晚报发过一篇文章，叫《说说教师工资那点事儿》。那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我给王晋堂打电话，哭了；今天我翻出那天的日记，我又哭了。以后还会有人帮助老师呼吁解决困难吗？”
我从来没想过王老师会忽然离去，因为我从来没听说过他患有什么疾病，他好像总是精力充沛、斗志昂扬。他不时打电话让我帮他找些资料或者文件，他的全部心思都在教育上。他有时也会打电话直率地批评我文章写得不好，或者称赞我文章写到了点儿上。因为有他这样内行的督促，我不敢对工作有丝毫马虎。
我敬佩这个常常“话里带刺儿”的前辈，因为他的这些话里，没有一点私心。王老师走了，我少了一位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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