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酉民：我要建一所未来世界的国际化大学
您对这类评选制度有什么看法？
席酉民：在中国，当社会不够成熟的时候，它的很多好东西都存在一个循环。一个东西开始很好，然后逐渐变热变火，再变坏变烂，烂透之后才会重新循环起来。这里可以对照的有中国的博士制度，最早的时候考博士很难，我是中国管理工程的第一个博士，当时都不知道怎么样去答辩，我那个答辩就有上百人参加，发到全国几十个专家进行评审。于是念博士就开始变热，而且越来越热，后来就开始烂，烂博士就多得不得了，烂完以后就开始回归，慢慢又变得严格。教授评选也是，从热到烂再到最后慢慢走向回归。我想，院士制度同样如此。当然，按理说能够评选上的都很有水平，但有不少带有包装的特点。那么院士制度的回归是什么时候，我觉得现在还不是一个回归的阶段，也许还要过一阵子。我这一辈子可能已和院士无缘了。
您觉得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席酉民：我本人比较喜欢诺贝尔奖的评选方式。中国还有一个奖叫做复旦管理奖，初轮采用的是提名制，但后边还要申请、答辩等。我当时对评选委员会主任成思危副委员长提议，可否参考诺贝尔奖的评选制度评这个，因为这是一个研究领域的事情，如果这个领域的专家提名你，然后通过专家委员会审核，最后你突然接到通知，说这一年你得到了这个奖，那是很值得开心的事情。而不要让已经很忙碌的专家整体想着填表、答辩，变得浮躁不堪。后来成思危先生说这个现在还不成熟，我之后还跟后来的秘书长提议，但还是没有改变。所以说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很忙，又有很多任务在身，然而社会又非常关注这些名头，使得不少有才华的人在这些名利和头衔的追求过程中，扭曲了行为，浪费了大量精力和生命、失去了创新或创造的机会，我觉得这是对中国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也会有人说，你这是酸葡萄心理，你是达不到那个标准才说这个话。不管达到达不到，我都不愿意去花费时间精力做这个事情，更不愿意违背我个人做人做事的规则去申请这些东西。每到这种评选期都会有人找我谈，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但我已不愿意受这个折磨。
您教育生涯中有两次很重要的任命，我们先不说升不升官，最起码可以独立地主掌自己的教育思路了，您为什么要放弃呢？
席酉民：我这个人做事要有一个战略性的分析，我去，虽可以止住它现在的颓势，我相信我自己有这个能力，但是我无法挽救它衰败的命运。
后来我决定去西交利物浦大学，主要是围绕我对这个岗位的一个判断，这就是你能不能在这个位置实现你更大的价值。
官本位意识在中国根深蒂固。那您做出现在这样的决定之后，您后悔吗？
席酉民：没什么后悔的。我记着曾经和当年的陕西省程安东省长聊过这样的话题，一个人的影响到底是什么。你们可能注意到我近几十年写过的东西里面，有不少涉及到人生及其价值的话题。在我看来，人生价值是你对这个世界的积极影响，你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波及越广、越深，你的生存的意义也就越大。有的人有权力有地位，他容易产生影响。我曾经开玩笑，一个省领导的影响力大还是一个大教授的影响力更大？其实这两者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但我更看中后者的影响，这是自己价值观决定的，不存在什么后悔。人生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追求，我试图努力做一个对世界有积极影响力的人。那么你就会选择哪些利于你实现你的积极影响力的道路。换句话说，这条道路对你来说也是最合适的，尽管另一条道路是世俗认为的很荣耀很辉煌的，但它无法成就你本身价值观的实现。
所以，人生一定要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然后在选择的时候，所谓战略就是为了实现你这种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意志体现，你会选择最佳的战略和最合适的道路。你把这些东西做了，做好了，你才会觉得满意，才会感到幸福。这样你也不会与别人简单去比较，更不在乎别人怎么被人前簇后拥，而我自己一直是一个人背着包全世界跑。别人有别人的追求，你有你的追求，你可以拥有一个你自己欣赏的、不一样的人生。
您更看重管理学家的身份还是教育学家的身份？您觉得作为一个教育家，你在教育这方面的建树在未来中国大陆的影响力会有多大？
席酉民：我觉得所有身份都是衔接在一起的。回过头来看，我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的价值观是想要产生影响，写文章也好作演讲也好，都会产生影响。有时候去一些地方作演讲会很辛苦，但还是会跑一趟，主要也是实施这种理想吧。作为管理专家，我很庆幸我入了这一行，因为管理学的好处是它可以影响到所有方面，因为不管哪里都会涉及管理。你看有的人只能在一个领域一个点上去做事情，而我们可以做更多，比如管理小可以影响到家庭，我写了很多小文章有很多人读，可能会对他们的人生和家庭生活产生影响；大可以影响到企业、地域和国家，所以它的影响力是很全面的，刚好符合我人生实现影响的目标。
关于教育这一块，现在不少人认为，在中国我对教育看得透看得深，很多人就会对教育学家这个标签看得更重。我也很庆幸，在人生比较成熟的年龄，有西交利物浦这样一个国际化的教育平台，让我有机会通过育人、教育理念的传播、新教育实践和经验的分享、促进大学的研究把影响无穷放大。例如，近期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的一批校长学员会到我们学校来考察，我们几乎每周都会有对外的各种各样的培训，实际上是我们在通过西交利物浦的探索对整个教育在施加影响。
那作为企业家这一块，除过去的大量实践外，我们有些大的计划还没有对外公布，我们试图通过几场大手笔的社会实验，影响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文明。
在中国目前几所中外合资办的大学里面，在未来十年，西交利物浦能不能达到NO.1？
席酉民：这是现在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大家成天都在注意排名，其实排名有各种指标，所以也有各种各样的第一。作为中外合作办学，西交利物浦经常名列榜首，但就我个人来讲，我并不看重排名。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学，我们更讲求创新和独特性，就是要在全球反思和重塑教育之际，抓住教育的本质，做出我们独特的价值来。当我们有独特价值的时候，那一定是全球第一的。
西安交大和利物浦大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体系和理念，却在西交利物浦实现了融合，在融合过程中出现过哪些问题，如何解决？
席酉民：追求教育的新理念是很难的，因为在传统的教育中，关注的是你学了多少知识，获得多少证书，所以教育主要是以内容为导向的、被动的、以老师为主导的灌输型学习，人们更看重的是学历学位。但面对世界的竞争和未来教育的趋势，我们更注重的是学生的全面发展，也就是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应对未来复杂多变的世界，这样的话，他们以后在现实中的生存能力会更强。要让这种教育理念落到实处，我们需要挑战很多，包括社会观念、人才的选拔制度和方向，应该讲挑战很大。
融合过程中最大的成功之处是什么？
席酉民：我觉得西交利物浦最大的成功，一是把学生真正当成中心，就是关注学生的成长。但是我们也考虑到了中国学生的独特性，比如说中国学生生理年龄成熟了，心理年龄和社会年龄不成熟，为了帮学生们进行这样一个转变，我们专门建立了四种导师体系。帮助学生从过去的孩子变成一个年轻的成人，再让他变成一个世界公民。在学习行为上，帮他们从被动学习变成主动学习，再变成研究导向型的学习。帮他们认知自我和世界，找到自身兴趣，从过去的盲目学习转为以兴趣为导向的学习，再让他们关注自己的人生规划。如果学生能在西交利物浦这种环境下，进行了这三个维度九个方面的转变，这些学生一般都会有很好的未来。实际上西交利物浦从一开始就在努力改变学生，让他们主动，学会探索问题，关注真实的世界，从真实世界中发现新现象，找到问题，然后再通过老师引导下的自主学习，尝试着解决问题。学生实际上在这样一种过程中，就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高，学会了发现问题、收集信息 解决问题和提升能力。与此同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学校给学生创造尽可能多的机会和条件，并且支持学生开展一系列的学习和活动。大家知道，学知识最重要的不是简单的记住知识，而是通过学知识改变自己。所以大学最主要的就是看你能不能给学生提供这样一种环境，让他们在这种环境中得到改变和提升。
这对我们中国的教育改革有哪些意义深远的影响？
席酉民：在世界的大学中，中国人担任校长、副校长的人有一些，但不多。我自己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兼任一个副校长，实际上更多的还是为了把西交利物浦做得更好一些。通过这十年，我和全世界的大学的校领导有不少接触，我发现像我们这样，对教育有整体的想法，又有实施的方案，还可以付诸实践，在世界范围内还是特别少的。特别是经过了十年，我们有八届毕业生在全球表现优异，备受认同和喜爱，这在全球也是不多的。换句话说，在中国土地上，是可以做出好的教育来，我觉得这个案例及其启示和影响是无价的！
未来中国式教育能被改变吗？
席酉民：中国教育正在面临改变吧，国家的很多投入都试图让中国的教育尽快改变，但是目前还是不尽如人意。因为大家的注意力还是更多地放在了那些指标上，放在了那些大的工程项目的追逐上，却没有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生上。真正的教育应该是让学生竖起来，给世界培养更多能够闯荡全球的，能够在国际上发声，有竞争力的人，这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
就业率是评判一个学校好坏的重要指标？
席酉民：就业率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教育部等很多地方都在以就业率来判断一个大学的好坏，实际上单看就业率不见得那么准确。西交利物浦的就业率也非常好，每年都会有一个就业分析报告，大家如果关注的话，可以看一下西交利物浦大学2014——2017的报告，若论就业率在全国是无可比拟的。但是我们依然觉得，要真正把学生培养出来，让学生在各个地方和不同行业都能够有杰出的表现，在全世界能够受人欢迎，这是最重要的。
您在太仓建立新的教育基地，进行新的大学和教育探索，遇到哪些方面的挑战？
席酉民：这次在太仓建设教育基地的消息一出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在微信上也有，这其实是一个探索，对未来教育的探索，对未来大学的探索，当大家一看到探索的时候，你必须说清如何探索的逻辑，这个探索是不是真的有意义，既要说服专家，还要说服各种利益相关者，更要解决家长和社会的疑问。完了以后还要和投资者商量，仅建设基础的校园设施就要投资28个亿，还不算周围配套的一千亩地的建设。所以，要把这个事情做成，相关利益者有很多层，学生将来愿意选择你，家长愿意支持，老师愿意加盟，投资人愿意投资，企业愿意合作，专家团队和董事会愿意批准，政府愿意支持等等，任何事情都是很难，重新建设一个完全没有过的大学更难。
在您成功的背后会不会有一些因素的存在，比如说性格上你有很大的优势？
席酉民：我觉得真正和我个性有关系的，一是我是一个很急性子的人，我是一想到一个事情就恨不得立即把它变成现实。但我注重思考、注重反思、注重学习，随着年龄和阅历的提升，比较注意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行为，二是我具有极强的反叛精神，我为什么写那本《逆俗生存》，我知道世俗是最容易跟从的，跟着世俗走是最舒服的，别人也不会去说你什么，但是世俗中一定有很多已经落后的东西，一定会扼杀很多进步的东西，只有敢于逆俗，才可能拥有新天地。你再看看我朋友给我起的堂号——“日新堂”，我每天都会想，怎样去否定昨天而拥有更好的明天。反叛，不落俗套，设法“日新”，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点。第三，我是积极阳光的，当别人看到一片黑暗的时候，或大家都很无奈的时候，我永远是积极地看问题，总能沐浴光明、发现机会。
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提炼，在您的后半生想要把西交利物浦打造成怎样的学校？
席酉民：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要让西交利物浦成为未来世界的一所国际化大学。换句话说，我们在创造一个属于未来的国际化大学。教育成果绽放大都需要十到二十年的延迟，你看我们一直都在聊未来，教育和办学必须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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