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66 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大楼与法租界公董局大楼旧事
在环江西中路河南中路汉口路福州路之间有一处外墙用花岗石砌就的周边式布局建筑，上了一点年纪的老上海人多喜欢称它为“石头房子”，曾几何时，旧上海公共租界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工部局”就是在这幢大楼里办公的。
工部局大楼旧址
上海开埠后，英租界首先于1845年设立，为尽快解决当时所面临的税收、道路修筑、码头建设等主要事宜，来沪的侨民们于1846年12月22日假座当时的礼查饭店召开会议并成立了“道路码头委员会”（Committee of Roads and Jatties）以负责当时各项市政决策和设施的规划与建设。1853年“小刀会起义”后，租界当局为确保租界内安全初步达成英、美、法三租界的暂时联合并在1854年7月11日的一次会议上成立了一个可管理三租界的市政委员会（MunicipalCouncil，该机构曾被翻译成“公局”），至此原“道路码头委员会”解散，因该新机构的相关职能与当时清政府的“工部”比较相似，故而该机构后来也就被翻译成“工部局”，这也就是“工部局”名字的由来。1862年法租界宣布退出“联合”并自行组建了后来的“公董局”，至此租界基本格局初步奠定，近代上海开始进入所谓的“一市三治”的时代。
近代上海的“一市三治”
从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至其改名为公共租界的这段历史在《上海租界志》第96页中是这样描述的：“1863年9月21日，美租界租地人会议通过决议，正式宣布英、美两租界合并。合并后的英美租界称为Foreign Settlement，或加上North of Yang-king-Pang Greek字样，意即外人租界或洋泾浜北首外人租界。到1899年租界扩张，又改称International Settlement，即国际公共租界，通常称为公共租界”，这也是目前在讲述这段历史时最为常见的一种说法，但也有学者根据《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对此提出过不同意见，这些学者发现在《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中“Foreign Settlement”一词早在1854年时就已经出现（从1854-1863年间关于“Foreign Settlement”的中文翻译有“西人租界”、“公共租界”、“外国租界”等），而我们通常所认为“公共租界”的英译“International Settlement”也并非是出现在1899年，他们依据《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记录提出“International Settlement”是在20世纪初后才开始被使用的，至20年代中期时开始被较多使用，至30年代初才彻底取代“Foreign Settlement”这一说法…两种有观点各执一词，我们期待在专业领域内能对此有更深入的考证结果。
“工部局”作为“公共租界”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其“权力核心”是董事会，董事会的成员起初多为有一定经济实力的西方侨民组成，曾一度以英国侨民居多，董事会对于“工部局”起着决策与监督的作用。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后日本人在沪势力骤增，至1915年底在工部局董事会中开始出现日本董事的身影。另外华人作为生活在租界的主要群体也一直有着进入董事会的愿望，随着他们在租界内社会及经济地位的日益提升，华人要求进入工部局董事会的呼声也越发高涨，从1905年“大闹会审公堂”事件后成立的“上海租界华商公议会”到1919-1920年“拒捐运动”后设立的“华人顾问委员会”，华人在进入“工部局权力核心”的这条“漫漫长路”上虽说波折不断但也越来越近，这一“夙愿”后来在1928年变成了现实，随着贝祖诒、袁履登、赵晋卿三人及林康侯、李铭、秦润卿、黄明道（“黄明道”后改为“徐新六”）、陈霆锐、钱龙章六人被分别被选为“华人董事”及“华人委员”，工部局董事会从此也有了华人的一席之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工部局被日方控制直至1943年该机构被彻底解散。
贝祖诒
袁履登
赵晋卿
工部局早期在上海的办公地点可以用“居无定所”来形容，我们从工部局董事会的一些会议记录中大致能查到他们在19世纪末之前召开过会议的地点有：河南路12号、河南路15号、江西路17号、江西路23号等，大约相当于现在河南中路到江西中路这一带。曾位于南京路广西路贵州路一带、建造于1896-1897年的那幢清水红砖墙面、被称为“市政厅”（据说其屋面因用白铁瓦楞覆盖，故而也称为“铁房子”）的房子一般被认为是工部局自19世纪末以后在沪上的的主要办公场所，实则不然，这幢所谓的“市政厅”在建成初曾名为“训练厅”，是一度准备拨给租界准军事化组织“万国商团”作日常训练使用的房子，后因种种复杂原因于1899年6月才由工部局直接管辖并于当年11月正式改名成“市政厅”。房子在改名后除了依旧部分作为万国商团的训练场所外，还曾被作为过纳税人会议、舞会、音乐会及各类文艺演出的场地，另外也有被“出租使用”的记录（如：据吴志伟著《上海租界研究》一书71页中所述：“使用整幢大楼，100两白银；使用北房，下午为10两白银，晚上为15两白银…”），1911年辛亥革命后“南北和谈”中的部分会议就是在此处召开的。因此简单把“市政厅”的功能归结成为“工部局行使权力的中心”还是比较片面的，这幢已消逝的建筑还是有着很多的谜团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探究的。“市政厅”大楼约于20年代后期被出售，被拆时间据说在20年代末。
南京路市政厅大楼旧照（一）
南京路市政厅大楼旧照（二）
南京路市政厅大楼旧照（三）
文章开头所提到的那幢“工部局大楼”大约始建于1914年，中途因“一战”的影响曾一度施工进展缓慢，直到1922年才最终竣工。这处大楼由工部局工务处的工程师特纳（T.C.Turner）完成设计方案（据说公和洋行也参与过其中的设计），新古典主义与巴洛克相结合的建筑风格，建筑外立面多由花岗石砌就，正门位于东北角（现汉口路江西中路口，在原方案中正门上方还设计有塔楼）。建筑内部装饰异常豪华，从正门进入后通往原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室的楼梯均用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建造，其余走廊与过道的墙面也多采用大理石或彩色釉面砖贴面，室内多铺设洋松或柳桉木地板，尽显大气华贵之感。楼内除安装有当时最为先进的电话交换机、卫生用具、电梯等设施之外，此楼的低压热水供应系统更是出自于曾为伦敦市政厅设计过热水系统的英国设计师诺布斯（W.W.Nobbs）之手，大楼最终建造费用高达175万两银子，堪称当时艺术与科技的完美结合。与上文中所提到的“市政厅”大楼相似，工部局新大楼在建成后除了主要作为工部局的主要办公场所外，“万国商团”也是该大楼的主要使用方，大楼中间的广场上时常会停有商团的装甲车，楼内还设有商团的操练厅及阅览室等…
1949年5月26日时任国民政府上海市代理市长的赵祖康在这里召开完最后一次局处级负责人会议后上海的权利中心完成交接，这幢大楼以及它身后的那个大上海从此又翻开了全新的一页。1955年上海市人民政府从这里迁往外滩原汇丰银行大楼内，这里随后成为上海市民政、规划、卫生、园林、环保等局级机关的办公地，“老人们”有时也喜欢用“老市府大楼”相称…
以下是一组工部局大楼旧址照片
如果说公共租界工部局这个机构的权力是被“多国人士”所共同把持的话，那法租界公董局的权力则无疑是被法国驻沪领事牢牢掌控在手中的，法国驻沪领事在很长的一段时期是有权任命与撤换公董局中总董与董事的，是法租界幕后真正的“大Boss”，当然也正因为此在客观上也导致了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公共租界工商业发达，而法租界则更适合“宜居”，如在《上海租界志》571页中就有提到：“除非得到法国总领事同意，从嵩山路起，及其西面租界扩充区内要建造的任何建筑，都必须按照欧洲习惯用砖头和石头建造，而且至少要在房屋底层上有整整一层楼。这种房屋设计图必须经过公董局工程师批准。在任何情况下，不准建造木材或土墙建造的简陋房屋”，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解读出如今上海一些永不拓宽马路的最初雏形。
如前文所述，在英、美、法三租界于1854年7月11日为确保租界内安全而暂时联合成立Municipal Council（该词后汉译成“工部局”）的约8年后，法国人以当初加入工部局时未经法国政府批准故而退出“联合”自行成立“大法国筹防公局”，该机构起初也被称为“法租界工部局”（法文名：Municipalte Francaise），后来为以示与“工部局”的区别被汉译成“公董局”，这也就是“法租界公董局”中文名字的由来。
相对于“工部局”早期办公地点“居无定所”的状态，“公董局”在成立后不久即开始筹划建造“公董局大楼”，该大楼现已不存，具体位置大致相当于现金陵东路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的位置，该址在建造“公董局大楼”之前曾为福建“泉漳会馆的别业”，是当时上海福建人集中的区域之一，于1849年时被划入法租界的势力范围内，后因在1853-1855年的“小刀会起义”中福建泉州漳州两帮“参与尤为积极”，于是事后法国人为杜绝“重生事端”故向上海道建议驱散位于泉漳别业的福建人，后来居住在这里的许多福建人为此被迫西迁，后在现福建南路一带定居下来，上了一些岁数的老上海可能还记得现福建南路近延安东路地块早先也被称作“郑家木桥”，原因之一即是原来此地以“郑陈两姓福建人”居多而起。
公董局大楼旧照（一）
有关于“公董局大楼”的建造始末在（法）梅朋，傅立德著、倪静兰译的《上海法租界史》一书中有详细记录，笔者在此就援引书中原文：（公董局）大楼由一位英国建筑师克内威特设计，中国承包商魏荣昌（译音）提出造价为四万三千四百六十二两；后来商定为三万九千两。董事会提供门窗的铁饰品、铁栅栏、并把搁在这块地上的方石（“方石”文中的注解为“从福建会馆拆下来的石头”，实则此“福建会馆”应为福建“泉漳会馆的别业”）也给了承包商…（公董局大楼）工程在1863年7月开始，并在规定期限（15个月）内完竣。从1864年8月10日起，董事会看到房屋即将完成，认为可以让总办和总巡的办公室和住房陆续搬进去；在25日的会议上，董事会决定下次会议可以在公董局大楼召开。到1865年1月初，房屋内部布置也完全结束了。屋内的全部成设、甚至镶木地板都是通过雷米在法国订购的，价值五万法郎左右。至于建筑费用，分期付给承包商，到1865年1月，尾欠只剩四千两了。虽然董事会对终于住到了“自己的房子里”感到满意，但是对房子的质量是远远不能满意的。公董局工程师迪普雷在1865年2月21日的一份报告中说，房屋所有木材的质量不合规格，稍有压力，窗台和壁面就会出现龟裂；两侧房屋的建筑极不牢固。报告最后说，这种房屋不能接受，应尽快进行全面修理，“因为房屋质量低劣，会造成损害”。1865年3月，即建筑工程结束后几个月，就开始对公董局大楼进行了第一次维修，至今已六十多年，却还能使用。这幢旧房子，有人多次认为不能用了，现在竟依然巍然屹立。
公董局大楼旧照（二）
另外关于“公董局大楼”还有两个“历史知识点”笔者也在此与各位读者做一个分享，1、公董局大楼上端中央因安装有“自鸣钟”，故而这一带过去也被称为”大自鸣钟”，近代上海历史的“大自鸣钟”可不止“长寿路西康路口”这一处；2、在正对公董局大楼正门处原有一尊“卜罗德铜像”，这位“卜罗德”原是一位法国海军将领，他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来华，后曾参加过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战斗，最后于1862年5月在与太平军位于南桥的战斗中阵亡，1870年法租界当局为纪念他为其铸造铜像并长期安放在公董局大楼前的操场上，现上海的金门路原法文名就曾为“Rue Protet”。
卜罗德铜像旧照
发生在1874年与1898年的两次“四明公所事件”是近代上海史上两次重要的历史事件，法租界当局以辟筑道路及公所坟地影响卫生为由两次冲击四明公所并酿成流血惨案，事后广大华人对法国人此举进行了坚决的声讨与反抗，“公董局大楼”门前曾几度人声鼎沸。
四明公所旧照
时间进入到20世纪，原本在竣工后不久就暴露出“质量问题”的“公董局大楼”随着法租界各机构人员的日益扩充显得更加“难堪重负”，诸多原本在此楼内办公的机构纷纷迁出另寻别址：如20世纪10年代中期原本在此办公的“中央巡捕房”随公董局警务处迁址至薛华立路（旧址现为建国中路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又如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公董局也陆续迁入了位于霞飞路的“公董局新楼”（现淮海中路375号现中环广场）中办公。原“公董局大楼”之后成为“老北门捕房”，即后来的“麦兰捕房”，老楼约于20年代末拆除（也有说法称拆于30年代），后麦兰捕房于30年代中叶时在原公董局大楼的原址上建造起了现代主义风格的新楼，新楼由赉安洋行设计，如今我们在靠延安东路一侧能清晰地看到此楼的北立面。
麦兰捕房旧照
建国中路原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旧址（现黄浦区人民检察院）
淮海中路原法租界公董局新楼旧址（一）
位于霞飞路的“公董局新楼”是一幢外墙以清水红砖饰面并带有新古典风格的“回”字型建筑，有关这幢建筑的建造年代除了笔者上文中写到20年代末之外，也有见于“优秀历史保护建筑铭牌”上“竣工于1909年”的说法，据此笔者结合该楼建筑风格推测此楼先可能先竣工于1909年，后为应对公董局的入住有过改建。同样位于霞飞路的现淮海中路235号原“霞飞路巡捕房”就有过这样被改建的经历，据上海市黄浦区档案局（馆）组编《印象.八仙桥》一书69页对于该楼的介绍“（霞飞路）巡捕房：宣统三年（1911），法租界公董局建造，时名法租界西区捕房，后随路名更名为宝昌路捕房，霞飞路捕房，20世纪20年代扩建…”，两幢建筑风格相近的建筑或许也会有着相似的历史经历吧。
淮海中路原法租界公董局新楼旧址（二）
霞飞路巡捕房旧照
法租界公董局出现华人董事是在1914年，在那一年法国人以同意为北洋政府在法租界内拘捕、引渡革命党人及增设华人董事等条件换来了其租界自身最后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势力扩张。进入公董局后的华人董事们起初是不得出席董事会议的，这一权利直到五卅运动后的1926年才得以实现。
抗战胜利后“公董局新楼”曾作为过当时国民政府上海社会局、教育局、财政局、地政局等政府部门的办公地，发生在40年代后期知名的“舞女风潮”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就是在此地“上演”的，此楼于1958年后曾长期作为“比乐中学”的校舍，后于90年代在经过改建后成为“中环广场”的裙楼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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