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有情怀的 我从未听到他们讨论

如果你有在豆瓣上看影评的习惯，那么你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很多影片下面点击量最高的影评，都出自一个网名为frozenmoon的影评人之手。而在文章中，你会看到他的署名杨时旸。杨时旸是《中国新闻周刊》的主笔，当然他更加广为人知的身份还是影评人。

有网友封他为“中国最毒舌影评人”，因为他的文字尖锐而刻薄，绝少有抒情或奉迎。有人会说，咪蒙的文字也尖锐而刻薄，一言不合还破口大骂。然而并不一样，我们能从咪蒙的文字中读出对粉丝的迎合，而在杨时旸的影评里，到处弥漫着“爱看看不爱看滚蛋”的气息。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从开始就给自己定下一条规矩，我从不保留，从不隐晦，也绝不迂回，在写作时没有情面二字。它给我带来的声名我都收着，给我带来的代价我也认领。我相信，我的独立和诚意可以让人们看清我的目的。清冽的溪水远比泛着杂质的暖流更具备疗愈作用。”

看杨时旸的文章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他的文字早已溢出了影评的范畴。也许在杨时旸看来，通过影评表达观点有些迂回和间接，不如抛开那些载体，直接去探讨生活中那些浓稠的困惑，于是就有了这本名为《并没有如愿以偿的人生》的书。文字一如既往的不保留，不隐晦，不迂回，甚至有时候坦诚得令人害怕。

如果你的价值观和他完全相反，你可能会感到他的血管里流淌的都是冰碴子。在书中，杨时旸晒了一下自己的三观：“豆腐脑是咸的。粽子是甜的。那条裙子是蓝黑的。不吃狗肉。相信科学，中医都是大骗子。世上没有特异功能。讨厌仁波切。憎恨养生学。无神论。坐月子是愚昧和酷刑。天一冷就穿秋裤。接受转基因，经常嘲讽田园牧歌。煎饼果子是天津的好吃。数学和英语都不应该滚出高考。为911欢呼的都应该发往ISIS体验生活半年。卖淫和赌场应该合法化。厌恶广场舞。大妈摔倒不扶。横穿马路跨越护栏的，一概应该撞死白撞。人贩子不能一律判死刑。”是不是很震撼？其实我还删掉了几条。而在一系列观念背后，隐藏着统一的价值观。而在我看来，如果你和他的分歧越大，这本书越值得一读，书中隐藏着关于生活的另一些真相。

从价值观的角度看，杨时旸很容易让我想起连岳。在这本书中，杨时旸也担任了一把连岳的工作，试图去解答我们对工作、对生活、对情感、对未来、对这个茫然无措时代的各种疑问。也许有人在读过之后感觉这世界又寒冷了几分，但我想说，如果你能够有勇气面对这一切，你会听到心灵中枷锁碎裂的声音。

以下是笔者对杨时旸做出的专访，回答同样犀利。

内容简介

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一些人， 以犀利而冷静，不失温暖与悲悯的文字，透析出我们最切肤的迷茫与本质。这是一本这样的书，它鲜明地带有我们这代人身上所承载的焦虑点， 却可以一针见血、字字珠玑地为你道破人生的迷雾，还原生活的真相。

《中国新闻周刊》资深主笔， 豆瓣超人气作者，“毒舌男神”杨时旸首部文学随笔集。著名作家阎连科、野夫，著名导演贾樟柯联袂推荐! 本书共收录了作者31篇精品之作，逾十万字肺腑之言。

作者简介

杨时旸：生于1982年秋冬之交。 资深媒体人，多家媒体专栏作家，以报道为业， 以评论成名，被人称为“中国最毒舌的独立影评人”。现任《中国新闻周刊》主笔。 曾深入过众多巨灾现场，见证生死别离，也跟访过无数当红明星， 看尽纸醉金迷，这一切锻造出了最冰冷的理性和最热切的好奇。只愿能对世界保持探求与清醒，用最锋利的语言写最真诚的句子。

封面文章》

对话人 杨时旸：影评人、作家 牛角：本报评论员

牛角：在这本书里，最让我震撼的部分是您关于感情的剖析， 非常坦率和直接。 比如您关于丁克家庭的看法， 这让我想起那个让梨的孔融提出来的“父母于子女无恩论”，不知道您是否同意这个观点？ 当然， 不仅仅是关于子女，还有关于父母、朋友、爱人的看法， 实际上都和传统的中国价值观格格不入， 可否谈谈您是怎样形成了这样的观念？

杨时旸：父母于子女无恩，原本就是如此。我们得仰赖常识。人繁育后代，基本上都是为了满足自我的需求，比如施爱的欲望，自己年老后的安全感或者出于同辈压力，文化压力等等。只是更多的人不想显露自己的自私，把这种自私的行为包装得特别温暖和忘我。我形成这个观点从宏观上讲，无非是因为我不太受其他杂音的影响，很多事情，都愿意承认一些内核和实质，无论那个实质的部分是否残忍，从个人角度讲，可能和我成长环境有关，我父母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好，让我从小就开始反思家庭，亲子等等关系背后的内容。

牛角： 书里有一段的开头特别有趣，您把自己的三观晒了一遍。 我发现把这些对具体问题的看法综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从认知的一端转向另一端， 需要一个很艰难的过程， 所以可不可以谈谈您是如何构建知识谱系的？ 比如有哪些书哪些作者哪些艺术家影响了您？我尤其感兴趣的是， 您这犀利的文字风格，是如何形成的？

杨时旸： 我确实有着比较大量的阅读，以至于每次有人问到我具体哪个作者影响过我，我都没法回答。我一直觉得，一个人的价值观形成是一种多种摄入后的化学反应，很难说清具体是哪个人或者哪件事造就了这些。因为我们很多人都同样阅读一系列作品，出自差不多环境的家庭和教育背景，可为什么最终会形成势不两立的观念呢？我的个人文字风格可能和性格有关，我平时说话也这样。不顾忌别人的感受而已。

牛角：在您的文章《文艺青年求生指南》里提到了一篇文章“世道变坏是从嘲笑文艺青年开始的”， 而这篇文章的作者张伟前不久刚刚发起了一个“4小时逃离北上广”的活动，请问您如何评价这样的活动？ 作为在北京生活的人， 如何看待北上广的吸引力与排斥力？

杨时旸：我不太了解那个活动，稍微知道的是那应该是一个广告推广的策划吧？可能这个“鼓动”的模式切中了一些年轻人的压力点，就有了瞬间爆发。北上广对我而言是中国最美好的地方，我讨厌和嘲讽一切对小城的田园牧歌想象，中国最宜居的就是北上广等等这一类大城市，相对而言，它们尊重规则，尊重个人能力，尊重个性，有无限可能性，这是其他任何小城都不可能具备的。因为我的工作原因，我去过很多地方，一切都在印证着这一点。这么好的地方有物质上的压力，对每个想在此生活的人有更高的要求，难道不应该吗？

牛角：另外，如何看待文艺青年们的这种逃离的姿态？过去无论是英国的摇滚乐、美国的嬉皮士，其骨子里都是抗争，而如今的文艺青年们所追求的诗和远方，更像是一种逃避，躲在一个亚文化的圈子里，不知道您如何看待这种转变？

杨时旸：我觉得这个活动里的所谓逃离者一部分是想借机旅游几天，另一部分是抓紧各种机会的网红，想炒作一下，估计也未必成功。真的逃离者都是很沉闷和仓皇地离开的，无声无息。说到底，离开北上广的人，只有原因，就是“混不下去”，别给自己的能力缺失找什么浪漫主义的借口。中国的这帮所谓的文艺青年，根本不是热爱文艺的年轻人，很多说到底就是想不劳而获，每天闲着，银行卡上就会有人给打钱，生活就是喝喝小酒，听听小歌，撩撩小妞。他们怎么不去死呢？

牛角：还有一个宽泛的问题，您如何评价人们热衷于讨论的情怀？

杨时旸：真正有情怀的，我从未听到他们讨论，凡是讨论的，一概都是表演。

牛角：在书中，您谈到了情景性朋友和价值观朋友的区别， 也谈到了亲戚是一种垄断生意和朋友是市场经济产物的看法， 您如何评价传统观念和现代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您又是如何从中突围的？ 书中您也谈到了和解的话题， 那么代际之间有没有可能在整体上和解？

杨时旸： 我只是在长大了之后，觉得很多交往确实都是消耗，每个人其实都觉得和对方走动是在浪费时间，但是谁都不想说破，觉得很荒诞。在目前的情况下，代际间不可能和解。这不是具体的人和人的问题，是时代的原因。我父母那一辈基本上从出生就在一个不正常的环境中，想想50后的少年，青春期和人格塑型期，都处在混乱的时代里，连基本的是非观都很难建立。我们这一代是喝着他们的“奶”长大的，但是相对明白了常识，这样的背景，怎么可能和解呢？

牛角：在豆瓣上看到了您关于摇滚乐的看法，以及后来您补充的关于摇滚乐的回忆。在书中您也谈到了汪峰的音乐轨迹和摇滚青年们的现状，所以很想听听您对中国摇滚的评价。

杨时旸： 摇滚乐是标准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是自由市场才会出现的文化形态，中国连这个基本的基础都不承认，那些所谓的摇滚乐都是自己骗自己玩的。并不是说声音噪一点，就能叫摇滚乐的。纽约一帮老外，一个拉二胡一个弹弦子，凑一块，唱的叫京剧吗？

牛角：我没有看到您开设微信公众号，您是故意拒绝开设还是仅仅是没开设而已？ 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自媒体平台？ 对于内容生产者来说，这是一个好的商业模式吗？

杨时旸：我没开公号。是因为公号其实还是得有一个明确的标签，比如做电影，比如教穿搭，诸如此类。我写的那些东西比较杂，我觉得也没什么人爱看。公号对内容生产者来讲，并不一定是好的商业模式，说到底现在盈利的公号都是靠软文和电商引流的，这不是真正的内容生产，这是策略性的用文字为别的目的服务。点击量和转发高的文章是有模式可循的，我写过很多几个小时过百万阅读的文章，我并不以为自豪，它不反过来证明质量。

牛角：书中您谈到了对于朋友圈的看法，而杨绛去世的时候，您也毫不客气地嘲弄了朋友圈跟风，那么您是如何处理自己的朋友圈的呢？您又如何评价朋友圈这种模式？

杨时旸：我一年就发一两个朋友圈吧，走在街上看到一个好玩的事拍一张模糊的图发一发而已，有时候转转自己写的文章。总体而言，能不看就不看了。可能我交友不慎，整体上还挺傻逼的。

牛角： 我看您多次谈到中国独特的网红现象，包括papi酱等等，有人说支撑网红繁荣的是广大单身宅男和来自城乡结合部的土豪， 您如何评价这一现象？

杨时旸：papi酱是一种吐槽表演，她其实不是“中国式网红”，那些做直播假装不经意露点的，锥子脸的那一类，其实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网红。那一类网红本质上是一种性产业。投射欲望而已。至于到底是不是小城的人去投射，得调查吧。经验上看，小城更多一些。

牛角：作为传统媒体从业者，您对于纸媒行业的前景做如何判断？而传统媒体又有怎样的价值是新媒体暂时无法替代的？

杨时旸：媒体就是媒体，发射在脑电波里和刻在乌龟壳上都没有关系。媒体永恒存在，好内容永恒被需要。有一天媒体做不下去了也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够好。媒体是公器，独立调查，求证，提供专业观点，这是最重要的生存基础。

牛角： 最近上映的电影《路边野餐》得到了影评人群体一边倒的赞誉，当然，我看您给出了相对克制的评价，认为这是过誉了。 我想问的是， 对于《路边野餐》的过誉，是否也表达了影迷们的某种焦虑或是期待？对于《百鸟朝凤》的那次下跪，您有过评价，我想追问一句，在您看来，中国文艺片的出路在哪里？

杨时旸：焦虑肯定是有的，觉得稍微像样，就赞誉有加。另一种矫枉过正吧。中国文艺片就服务好喜欢这个事的人群就好了，三千万人喜欢看，我们要能精准地抵达那三千万，没必要和十八亿票房的青春片比较。那不是一种东西。

牛角：最后再问一个和电影有关的问题， 您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影评人，这也是您介入电影的方式。 在您的书中， 谈到了韩寒拍电影是他唯一的出路，而前不久，媒体人李海鹏也加入韩寒团体，成为了准电影从业者。 那么未来， 您有没有可能进一步介入电影，比如成为一个编剧， 甚至是一名导演，这实际上是很多影评人的终极目标，有这个可能吗？ 如果可能的话，您又想提供什么样的内容出来？

杨时旸： 影评人是一个独立的工作，它不是成为编剧或者导演的预备阶段。这不构成必然关系。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可能会写故事，可能是小说，可能是剧本，也可能什么都不写，这都没准的事。未来的事情说不准。我只是觉得中国电影缺乏好的类型片，如果可以，倒是可以试试。

编辑：王逸人美编：徐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