乒乓外交中不可忽视的六个“小人物”

以“小球”转动“大球”的中美乒乓外交，已近40周年。众多史家和专家往往强调这一历史性事件的领袖魅力、政府外交和地缘政治的关键作用。其实，1971年4月所发生的中美乒乓外交，是一次具有经典意义的公共外交案例，众多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既对决策人物产生了推动作用，更对中美关系的大逆转做出了积极贡献，为中美公共外交提供了许多借鉴和启示。

六个“小人物”的贡献

大致而言，当时至少有六个“小人物”对乒乓外交的成行和后续影响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第一个“小人物”是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Koji Goto)。当时第31届世界乒乓锦标赛定于1971年3月28日在日本的名古屋举行，但在报名截止日期还差十天之时，中国方面仍未决定是否如期参赛。为了消除中方的政治顾虑，后藤钾二亲赴北京，竟然答应在《谈判纪要》中明确表明遵守“日中关系政治三原则”：即不执行敌视中国大陆的政策、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扰日中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更令人惊讶的是，后藤钾二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明确表示，一旦日中两国乒协签署了《会谈纪要》，他将在新加坡召开的亚乒联会议上提出动议，开除台湾在亚洲乒协的席位；如果他的动议不获通过，他就立即辞去亚乒联主席的职务。后藤钾二的诚意感动了周恩来总理。后藤钾二在推动中国队参赛的决策过程中，起到了重大的破冰作用。最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努力下，毛泽东主席批准了中国乒乓球队参赛。

第二个“小人物”是中国代表团的秘书长宋中。在日参赛的3月30日上午，宋中与美国代表团团长G.斯廷霍文（Graham Steenhoven）无意中坐在了一张桌子，斯廷霍文很随意地提到：听说中国方面已经邀请了南斯拉夫乒乓球队访华，如果美国选手能够去一次中国，一定能学到许多有益的技术，也希望中国的乒乓选手到美国去。对此，宋中立即敏锐地意识到，美国队希望访华，并迅速将这一模糊而又随意的信号当夜向北京报告。4月6日，当得到北京拒绝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指示时，宋中与代表团团长赵正洪决定不需要将此决定正式通知美国队。很显然，宋中的主观倾向十分关键，如果宋中厌恶发展中美关系、害怕政治风险，他完全有理由忽略斯廷霍文的非正式聊天，更应该忠实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在第一时间通知美国队，彻底关闭美国队访华的大门。所以，宋中起到了公共外交所必需的传话作用。

第三和第四个“小人物”是中国队的庄则栋和美国队的G.科恩（GlennCowan）。4月4日，科恩犯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误乘了载满中国队队员的大轿车，结果没人与其搭腔，十分尴尬。同时，庄则栋犯了一个更严重的“政治”错误，竟然主动与科恩聊天，甚至还送给他一件礼物。两人一下车，立即被大批记者包围。4月5日，科恩回送庄则栋礼物，又引起了一批记者的采访。这一短短的5分钟乘车奇遇，是一次典型的公共外交或国民外交，并最终为毛泽东的决策起到了临门一脚的作用，因为毛泽东就是在4月6日下午版的《参考资料》上，读到了这一段新闻，而且连读两遍。所以，这两位“小人物”起到了公共外交中的打前站、放气球的作用。

第五个“小人物”是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4月6日晚，毛泽东是通过吴旭君才知道庄则栋与科恩的名古屋奇遇。当毛泽东吃了安眠药昏昏欲睡之时，突然以含混不清的口音对吴旭君说，邀请美国队访华。吴旭君当时知道，毛泽东已经在4月6日白天正式批准不邀请美国队访华，而再过十几分钟就是4月7日了，也就是世乒赛的最后一天，说不定美国队已经回家。尤其是，吴旭君牢记毛泽东的一条“最高指示”：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于是，吴旭君故意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直到毛泽东再度催促，并确认这次是例外，吃了安眠药后的指示也算数。这样，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外交政策，通过吴旭君这个“小人物”，成功、及时地传出了中南海。

第六个“小人物”是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政治处一等秘书W .坎宁安（William Cunningham）。4月7日上午10点30分，美国队的副团长R.哈里森（Rufford Harrison）从宋中处得知被邀请访华，但当时无法找到团长。于是，哈里森立即致电美国驻日本大使，但大使也不在，只有一秘坎宁安值班。对于如此重大的事件，坎宁安完全可以推卸责任，静等大使到来。但是，时间不允许，因为美国队已决定第二天（4月8日）回国，而访华的时间就在4月10日。对此，一向以服从为天职的外交官坎宁安大胆承担责任，鼓励和支持美国队访华，明确提出，美国队访华与美国的外交政策不相抵触。1999年1月28日，笔者有幸电话采访了居住在休斯敦的坎宁安，并在1999年2月2日收到他的书面答复。他提到，他当时绝对无法预测和想象，周恩来总理会同意接待美国代表队。但他可以断定，如果美国队拒绝邀请，其后果将十分严重。他还提到，尽管基辛格后来赞扬他的大胆和勇气，但其实他是遵循了道家的无为哲学，被动地接受了中国邀请而已。就是这位不按外交牌理出牌、擅自同意美国队访华的“小人物”，为美国队争取了时间，保证了乒乓外交的顺利实施，起到了不可忽略的打破僵局的作用。

美国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作用

必须指出，美国队的成行并不能保证乒乓外交的成功。从公共外交的视角而言，乒乓外交的成功与否还取决于两大因素：全体美国乒乓球队成员的努力和美国媒体的作用。

当时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关注15位美国队成员的一举一动，他们的亲身经历和直接观感将直接影响乒乓外交的成败。根据当时美国《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两大媒体的报道，可以将美国队成员对中国的反应归纳为三大惊讶。

第一大惊讶是在中国受到意想不到的友好、热情的接待。他们发现中国人总是笑脸相迎、热情好客、礼貌周到、盛情款待、坦诚真实。现在看来，这些观感似乎已经是许多西方人的共识，不足为奇。但当时的中国，已经历了22年的闭关自守，一旦国门打开一道小小的缝隙，却能使美国民众得到如此积极而又正面的印象，并在美国主流媒体大幅度的报道，不得不使人感叹公共外交的威力。

第二大惊讶是发现过去对中国的印象是多么的不真实。美国队中有几位非洲裔的运动员，他们普遍感到中国没有种族歧视，黑人和穷人享受同等礼遇，而且中国人的人生目标积极乐观。尤其是那位南朝鲜裔的美国乒乓球队员李达俊(Dal Joon Lee)，由于害怕红色中国，临时放弃访华，但在4月15日于洛杉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遗憾，偏见和误解使他抱憾终生。

第三大惊讶是发现了中国政治制度和文化现象的独特魅力，包括工人阶级的力量、毛泽东的伟大、民众对领袖的向心力、简朴的生活方式、农村的合作制度以及妇女的独立地位。这些普通美国队员的观感连续八天（4月11日至4月18日）成为美国各大报刊的头版新闻，深刻影响了美国民众的中国观，更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正如时任美国《纽约时报》副主编J.莱斯顿（James Reston）所说：在美国，往往先有大众舆论，后有外交政策。所以，这些“小人物”对中国起到了包装形象的作用。

为了比较美国媒体在不同时期（1949年至1971年）对美国政府中国政策的不同评价，有一项研究表明，乒乓外交后的尼克松政府得到的支持率最高，高达+1.9，而杜鲁门、肯尼迪和约翰逊分别只有-4.6，-4.5和-0.7。而正面的媒体报道又直接影响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支持程度。例如，美国盖洛普公司从1950年到1971年，每年都举行一次只有一个相同问题的民意测验：“中国是否应该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结果在1950年至1970年期间，大多数美国民众都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唯独在1971年5月美国乒乓球队结束了中国之行后的测验中，45%的美国民众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38%反对，支持者首次超过了反对者。结果，在同年10月，中国成功地取代了台湾，成为联合国成员国。

在乒乓外交的推动下，中美关系得到迅速而又实质性的改善。4月14日，在周恩来总理接见美国队当天，尼克松宣布减少美国对中国长达20余年的贸易禁令；4月16日，尼克松强烈暗示他计划在离任前访问中国；4月20日，美国队团长在美宣布，中国乒乓球队已接受美国的邀请，将在不久访美；4月21日，周恩来总理通过巴基斯坦渠道，明确提出愿意接待基辛格访华；5月17日，尼克松正式表示，准备访问北京；5月26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欢迎基辛格秘密访华；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成功；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最后，众多“小人物”利用“小白球”，通过“大人物”，推动了“大地球”。

“小人物”公共外交的启示

乒乓外交中众多“小人物”的公共外交活动和大众媒体的积极推动作用，不容低估，他们已经形成一种外交模式，对今日和未来的中美关系和中国外交具有相当的启示与警示。

首先，“小人物”没有包袱，更少有成见，而且“小人物”的言行真实、自然，往往在不经意中，起到“歪打正着”的积极效果。基辛格曾对坎宁安的行为极为赞赏，因为华盛顿的官僚机构是没有如此勇敢的。毛泽东对庄则栋主动接触科恩的行为，也同样赞扬有加，认为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而且，毛泽东还认为，庄则栋与科恩的接触极其自然，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往事纠葛，不存在什么恩恩怨怨的问题。人们不难设想，如果后藤钾二不积极促成中国队参赛、如果宋中不将美方的信号极力放大、如果庄则栋对科恩不理不睬、如果吴旭君严格遵照毛泽东关于“吃了安眠药后说的话不算数”的“最高指示”、如果坎宁安没有担当与胆量、如果美国运动员都像李达俊那样不敢访华，那么乒乓外交就无从谈起。只要上述一个“如果”成真，这一重大的外交事件就难以如期取得成功。这就是“小人物”的魅力，公共外交的价值！

其次，“小人物”的公共外交有可能突破决策人物的定见和偏见，更可能超越客观环境的制约，向不可能挑战。目前的档案资料表明，中共中央在批准中国乒乓球队参赛过程中，始终没有将中美关系的发展列入可能的计划。相反，有关方面设置了许多与美国人发生关系的戒律，例如与美国队相遇时，不主动交谈和寒暄；如果与美国队比赛，赛前不交换队旗，但可以握手致意。3月16日晚，周恩来总理与全体代表团成员见面时，只谈了国际形势、中日关系和柬埔寨情势，唯独不谈中美关系。试想，如果庄则栋和宋中等中国队成员不折不扣地遵守党中央指示，那么，乒乓外交就难有可能。

同时，当时的客观情势也绝对不利于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一方面，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文革的文攻武卫，左倾思潮主导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另一方面，美国正对越南战争实行升级，3月8日，中越刚刚发表联合公报，强调中国将全力支援越南人民，彻底打败美帝国主义，而且，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解冻的死结。当然，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当时中苏矛盾和美苏矛盾的激化，导致了中美之间的和解。但是，中苏矛盾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已经出现，美苏冲突则在二战后的40年代末就已爆发，为何迟至70年代初，才促使中美合作？所以，在这些主客观情势和国内外条件都不利于中美关系发展的大背景下，一批“小人物”对决策人物却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对此，人们也需要纠正一个偏见，以为“小人物”或国民外交充其量只是决策人物和政府外交的补充和点缀。其实，乒乓外交的实施过程表明，“小人物”并不总是中国外交的“游击队”或“散兵游勇”，而是能够直接影响和改变中国外交的大战略、大方向和大格局。

最后，“小人物”能够更有效地影响大众媒体。当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媒体对中国存在极深偏见之时，任何中国官方的宣传机器都只能起到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的效应。美国媒体有一个不同于中国媒体的特点，他们选择头条新闻的重要标准不是人物的大小，而是事件的轰动效应。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成员都是“小人物”，而且他们在中国活动的点点滴滴也是“琐碎无聊”，但美国各大媒体就是乐于连篇累牍地大量报道他们对中国社会和民众的观感，因为在美国民众和媒体的眼里，这些普通的乒乓球队成员都是率性、真实、直接地表达了他们对中国的第一感觉，没有经过政府的加工和人为的排演，是美国民众了解封闭了22年的真实中国的窗口。

同时，决策人物都是相当关心媒体对“小人物”的报道，更注重利用记者和媒体传达自己对重大问题的看法。例如，随美国代表团访华的美联社记者J.罗德里克(John Roderick)曾于1945年至1948年任美联社驻中国记者，并在1946年至1947年期间，在延安居住过6个月，采访过毛泽东，与周恩来很熟。他通过这次难得的访华经历，帮周恩来传话给尼克松，表示中国并不把美方从台湾撤军作为建立中美外交关系的先决条件，中方只要美国一个承诺，表示不存在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对此，罗德里克极力鼓励尼克松接受这一条件，并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以后的中美台关系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小人物”起到了思想库的作用。

总之，乒乓外交能够帮助中国外交的决策者们认识到，“小人物”具有独特的七大作用，包括破冰、传话、打前站、放气球、思想库、包装形象、打破僵局，帮助政府外交及时了解对方的真实信息、增加谈判的回旋余地，并促使政府外交与公共外交成为中国外交的两翼，共同帮助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进中国。

（此文根据本人文章“中美‘乒乓外交’过程中的‘蝴蝶效应’”改写，该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夏季号（总第26期）。文章的改写和发表得到版权所有者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书面许可，特此致谢。）

洪朝辉：美国普渡大学（凯优曼校区）历史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