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叶一菩提》：读者与作者的对话
《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读后感
花了六个钟头，我一口气读完了萧默先生《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二十万字的书稿。
曾经很讨厌中国人创作的传记性文字和影视。古代的篇篇像是墓志铭，传主个个忠孝两全，面目可憎；当代的则是高、大、全，围绕意识形态胡编乱造，主角一定道德高尚，比圣徒还圣徒，直让人怀疑为非人类，读了徒生上当受骗的愤怒。但我却很喜欢西方的传记文学，传主有血有肉，个性突出，总能从他们身上得到启发，因为能感觉到他们的真实存在。
《一叶一菩提》呈现给我的就是一段鲜活的历史，一群生动的人，一座让人震撼的艺术宝库，还有作者以一颗真诚的心对人性与社会的体认。开读以后,敦煌文物研究所这个小世界里的人物命运就一直让我牵挂，欲罢不能。连续的阅读，尘埃落定，才终于定下心来。比起杨绛先生的《洗澡》，《一叶一菩提》更残酷，更真实，因而也更有价值……
有关高尔泰先生的那些文字，是此书描写得最生动传神、对人性挖掘得最为深刻的部分。几年前读《寻找家园》，高尔泰先生的坎坷经历就给了我深深的震撼，他的文笔让我赞叹，思想的自由更让我钦佩。作者不愧是画家出身，美学研究者，观察入微，文章犹如展开的画卷，引人入胜；笔下的人物也栩栩如生。字里行间，作者特立独行的性格贯穿始终，是一位一般世俗规矩不能约束的奇人。
今天，读了萧默先生笔下的高尔泰，我的这些印象在萧先生这里得到了印证，也得到了扩充。很喜欢萧先生记录的高先生关于体验的高论，那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的宣言，对于我等总是想法多于行动的人来讲，颇有启发。性格的执拗和多年的屡遭不公让他斜眼看人间，像一头离群的狼，孤独、敏感，时刻提防被袭击，并在感觉到危机时先发制人。萧先生虽遭到高先生的告密，却因为工宣队的保护并没被揪斗，从而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中能够基本“全身而退”（只被“内定”为“五一六分子”，直到他离开敦煌时，自己都不知道），比起高先生长年经受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痛苦，算是万幸了。萧默先生被高尔泰先生告密而被另眼相看，几年中感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因而愤怒，不能原谅朋友的背叛；而高先生早在1957年就被划为极右分子，“文革”又再次被揪斗出来，周围全是监视的眼睛、蔑视的眼神，思想自不必提，连肉体都到了被消灭的边缘，他更有资格不原谅那个社会吧？
在高先生的所有文字中，都不见提及他的朋友萧先生，没有写批斗会上革命群众，包括萧先生对他“声嘶力竭”的批判，也没有提自己向工作组揭发萧默先生“偷听敌台”，是否他觉得在那“互相啃咬”的年代这种告密太家常便饭，不值一提呢？如果这种可能是肯定的话，那他就是把萧先生忘掉了。但愿如此！而如果是否定的话，我猜，不提萧先生恰恰是因为不能忘记吧？萧先生在兰州开会时，高先生特意来访，我理解那是含有致歉的意味，但萧默先生没能原谅他，也是可以理解。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但我还是为这样的结果感到遗憾，宽恕本不是廉价的，“犯错是人，原谅是神”啊！
常书鸿老人的一生，最是让我一吁三叹。萧默先生笔下的常书鸿老人纯真、执著、善良、爱惜人才，为了敦煌研究事业，忍常人之不能忍之寂寞，受常人不能受之苦，“文革”中又以花甲之年饱受批斗羞辱，因车祸摔断脊椎。尤其是读到去兰州治病的火车上形容窘迫，被三位乘客追问起曾轰动一时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主角的原型和近况，他大喊一声：“常书鸿，他死了！”我不由得悲从中来，眼泪夺眶而出。国民政府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并没有为最高当局开洞塑像的冲动；政权变了，他却想要为领袖们塑像作画，真是让人心酸呐。
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千佛洞，却反而在一切渐入正轨之时被迫离开。作者认为常老是太依赖夫人李承仙，事事都听她的，导致策略失误。我想，经历过同事、学生、妻子离弃的常老内心恐怕是孤独的，李承仙在条件那么艰苦的地方愿意嫁给他，他肯定心存感激；“文革”甫一开始就双双被揪斗，只有患难与共的妻子关心他、照顾他，唯一可以信赖的人当然只有她了。作者虽然对她着墨不多，但从李承仙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李南央的妈妈范元甄的影子，也是一个被思想改造得迷失了自我、权利欲极强的女人。再说，常老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不谙世事，搞政治更是外行，似乎也是无可奈何。
莫高窟清苦寂寞的生活总算成就了艺术家的事业，萧默先生成为著名的建筑艺术与理论学者，远在美国的高尔泰先生靠了当年在莫高窟的摹写积攒的素材而能安身立命，莫高窟没有亏待他们。
齐克彬 2009年1月
萧默复齐克彬君
齐克彬君：
刚刚读了您的《读后感》，我又为您的《感》所感了。虽然这本书浅薄平易，也没有什么大道理，但你却是用“心”来读的。
柏杨先生在狱中写了《中国人史纲》，序言中说：“数千年来，墓志铭在中国文学史上，占重要的地位。凡是善于阿谀死人的作家，如唐王朝的韩愈，都享有相当地位和相当财富。墨索里尼的儿子在纪念他父亲的文章中，说他父亲：‘喜欢古典音乐，看见我开始弹钢琴，非常高兴。他为人极为和蔼，对人更是温柔。’我们不认为墓志铭、行传、家谱之类，全都比墨索里尼的儿子所提供的，更为可信。”现在这些东西不多见了，却又有了“国家领导人”的“悼词”，还有更多主题先行的新“文以载道”者，继承着他们的老祖宗、首创此说的韩愈的路子，写的诸多难以卒读的所谓“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之类东西（不是所有的）。所以，我与您有同感，都和柏杨先生一样，不认为这些东西“更为可信”。而失去了可信，也就失去了一切。
您遗憾于我没能在当时就设身处地地理解高氏的道歉之意，没有及时了结这段恩怨，是很对的。人的确都有局限，也许千百年会出一位圣人，但在普通人当中绝对没有完人，当然包括自己。我甚至还“声嘶力竭地”在斗争会上批斗过高。为什么这些情节在书中都出现了？就是为了“真实”，斗争会上我也做不到“免俗”。即如翦伯赞前辈，为了拒绝说假话坑害刘少奇，老两口双双以死抗争，何等伟大。但他的右口袋放着安排家事的遗书，左口袋的字条上却写着：“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也没能做到“免俗”。“文革”中全国第一位自杀者邓拓前辈也是这样。我既然不是圣人，就做不到“以德报怨”和“免俗”。要写出真实，就不能为自己免责，也不能不揭开自己的丑恶。但经过这么多年，我早已原谅高先生了，我觉得这些事，是在那个“互相啃咬”的年代，我们全都同时上当了。所以在文末才写出了那段话：“真想抛掉过去的所有恩怨，就像我们在大泉对岸小山梁背后的戈壁滩上一样，倾心地再谈一谈。”但是，据我对高先生的认知，他对我的文章可能仍有不甘。这也难以怪得，他当时完全脱离社会，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竟以为我也是打手，揭发萧某人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然无可指责。他没有机会读到全书，以为我只写了他。可能也不知道我在当时，同样也是被监控的对象，待俎之猪狗，以后还被打成了“分子”。为了回应我这个“打手”，直到现在，他又再一次做起了“白日梦”，把真实和梦境又混到一起了。我可能还会回应他几句。
甚至，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拿你这篇文章参加对话也可，我则只需不多的字略为真相释疑。当然，这决定于高先生白日梦的做法。
你分析的常老特别依赖李承仙的原因，的确，在我写这本书时，还没有强烈意识到这一点。其实我与常夫人没有任何个人恩怨，她在我“押解”常老从兰州回来以后，偷偷地向我感谢了好几次。为了写好她，我曾专门向常沙娜先生（常书鸿长女）更多了解她。沙娜先生要我一定要写到常夫人在那个时期对常先生生活上的照顾，但在很多事上也很不认同她（书中没有写到）。但你的分析更多了一层理解，可能是你更多了一种女性的敏感。此书的清样还会给我看，如果可能，我将尽量把从你得到的启发补充进去。还有陈芝秀女士（常书鸿前妻，常沙娜生母）应该怎么写，也请教过她，几乎与我的看法完全一致，就是不要一味谴责。
真的非常羡慕你们这一代人，中国的前途就放在你们的肩上了。我不是搞政治学的，以前并曾非常的不感兴趣。但近十几年来，越来越令人担忧的国家发展问题又使我这个有话就说的人坐不下来了，以致现在已放弃了全部的专业写作（除了几种著作的再版修订），也试着写了几篇政论习作。最近的一篇“政治板块”写了两个月，读了近百篇文章，很难。既要事事都有出处，又要有观点，还要不犯忌，也希望听到您的意见，在天益网点“学术”查我名即可进入敝专栏。
祝勇猛精进，并春节愉快！
萧默 2009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