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衣哥”：迎头风越邪乎越亮得开嗓子
开栏的话：他们，被唤作“草根”，生长于文化中国的最基层，花叶不美，茎脉卑微，承继着阳光、雨露的末端的末端，甚至已没入砂石泥土中，除了在生活的重压下埋头，偶尔驿动的只是一个沉甸甸的有关晶莹与灿烂的梦；他们，因“草根”而结缘于时代，作为大舞台上的小角色，被关注是基于在岁月的砂石下挣扎并生根的顽强，被喜欢是因为任雨打风吹却依然摇曳的梦的芬芳。这样，“我是草根”也应时而生，希望借由它，引领我们的编辑记者重回艺术的源头，去寻找文化原生时的繁茂青葱，无论是农村歌手、民间新秀抑或网络达人，“我是草根”将尽心描摹最生动朴真的文化风景，并秉承草根的谦卑，在寻溯的行走间修正我们的视野和心灵。
山东菏泽单县郭村镇朱楼村，这个在中国的版图上没有任何名气的村落，在2011年3月成为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各式车辆每天都在那段左转右转坑坑洼洼的窄道上穿行，为的是采访一位农民——朱之文。
一切缘于山东电视台播出的一档选秀节目，身穿军大衣演唱的朱之文从中“脱颖而出”。外表朴实，打扮土气，一开口，却是雄浑辽阔的歌声。节目结束后，相关视频被放到了互联网上，成为众多网友的点击对象，“苏珊大叔”、“大衣哥”、“军衣哥”等称呼不胫而走，大家为一个地地道道农民的音乐追求而感动，朱之文随即被网友奉为中国“真正的农民歌手”。
■练歌：一个没看住，羊把歌谱吃了一半
我叫朱之文，今年42岁了。我们兄妹7个，我是年龄最小的，在三兄弟中是老三，因为我爱唱歌，嗓门高，嘴巴大，村里人都叫我“三大嘴”。我家四口人，一儿一女，住的是母亲的房子，家里还有5亩地，今年全种了玉米，过两天就要收了。
我打小就喜欢唱歌，上小学背课文，老师说我的声音好听，同学们也夸我唱歌好听，我挺兴奋的。不过，上到小学3年级，家里太穷，学上不下去了，我就跟着哥哥姐姐去地里干活，还帮着放羊、喂猪、养鸡、养鹅……16岁那年，我和村里人一起到北京打工。头几天，找不着工作。没钱吃饭，十多个人凑钱买一碗面条吃。轮到我，只剩口汤。饿极了，大家掰柳树芽吃。闷了，我给大家唱歌。当时大家一边听一边嘻嘻哈哈地笑，说我没心没肺。现在有媒体报道说，我在北京的时候当过流浪歌手，其实不对，我那时候干完活了，在地道里看到人家唱歌，我说我也会唱歌，还唱了一首，人家就提议说，咱们一块儿唱吧。唱了一个月不到，我就不做了。一是因为，卖唱根本挣不到钱。另外，我总觉得那样（唱歌）像乞讨一样——如果我是残疾人，我能接受，但我有手有脚的，可以干活挣钱。我就不想那样了。
每天天蒙蒙亮就起床，到河堤上练歌。练完，天亮了，回家吃饭，下地干活，什么都不耽误。有人告诉我，想把歌练好，就得去风大的地方对着风练，我信了，再冷的天气我也坚持对着北风练，把手、耳朵、脸都冻烂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种方法对不对，可还是这么练，时间长了，我变得不怕冷了，而且天气越恶劣，越能打得开嗓子。
唱到一定火候了，我在家里做了一个练歌房，其实就是把一间六七平方米的小屋改造了一下，墙上有我练气韵的拼音字母表，还有一面练口型的镜子，地上铺着捡来的红地毯，我觉得这样能找到舞台的感觉。屋里还支了一架电子琴，不过早坏了，那是在北京打工时，一位老太太送的。其实我不会弹琴，也就跟着键盘练练“哆来咪”。我在屋子里练歌其实一点都不消停，有一次刚把音响线接好，家里的羊就进来把线咬断了。还有一次我对着抄来的歌谱练习，没看住，羊把歌谱吃了一半。为此，我把羊揍了一顿。
■参赛：村书记打趣我，“你咋在电视上那么木来？”
唱得小有名气后，我参加过当地的歌唱比赛。有一次村里人说开封有个歌唱比赛，我听到后，骑着自行车就去了。当时根本不知道开封多远，边走边问，两天一夜才骑到，在路上自行车轮子还掉了一次。可到了参赛地点，人家说初赛早比完了，不过听了我的经历，破例让我唱了一首，估计唱得还行，他们直接让我进了决赛，最后还拿了个第二名。其实我不在乎第几名，只想知道自己唱得怎么样。
几个月前，我花了一百多元，给家里添置了台12寸电视。那时山东综艺频道在播《我是大明星》，我看了几期，有点动心。跟媳妇李玉华说，想去试试，她同意了。出门那天是正月初二，下着雪，我穿了件军大衣。那是三年前在廊坊打工时买的，花了70元，是我冬天里最好的衣服。到了海选现场，黑压压两三千人报名，我心里没底了——唱不好，让人笑话咋办，我想回去，可又心疼路费。那会儿赶上春运，车票涨价了，家到单县县城花了10多元，单县到济宁又是45元，当天来回，一百多元呢。
于是，我留了下来。那天我唱的是《敖包相会》和《在那遥远的地方》。编导说你唱得不错，去演播厅试试吧，我就直接插队进去了。演播厅里，我腿都快站不住了，身上直哆嗦。我跟评委说，如果你觉得我不行，我就不比了，直接下去。结果他们哄堂大笑。后来我唱了《滚滚长江东逝水》。我一唱，全场人站起来为我鼓掌。我又唱了《驼铃》，现场还是一片掌声。评委问我是真唱还是假唱，是哪个文工团的，还叫我把大衣脱了，我里面的毛衣破破烂烂的，他们又看我的手，我的手比现在黑多了，都是冻裂的口子，他们这才相信我是农民……后来看电视，我才发现，那天太紧张了，根本没发挥好。为这事，村委会书记杨依良还跟我打趣，“你咋在电视上那么木来？咋不说笑来？”
■成名：拿到钱，我第一件事就是给村里安了变压器
那次比赛过后，不断有人打电话给我，还有人找到我家里。有要包装我的，有要做广告的，有给我找工作的，有要采访的，有要我演出的，有要给我当经纪人的……一拨接一拨，就没断过，忙得我没空吃饭，那些天肚子饿得扁扁的。电话费也花了不少，以前我交20块钱的话费能打两三个月，一唱那歌（《滚滚长江东逝水》）一天20块钱话费就没了，我都不敢开机了，找不到我，他们就往村委会打电话，闹得村委会也把电话号换了。你说出名有啥好的？我是挺害怕的。
光躲也不是办法，活动还得参加。几个月跑下来确实赚了不少钱，拿到钱，我第一件事就是花了几万元给村里安了变压器，以前没这东西，村里经常停电。我还想给村里置办一套健身器材，就像北京小区里那种，打听了很久，人家告诉我合肥有卖的，这两天我就去看看。
出名后，有人也劝我，“之文啊，有钱你还不盖个新房？瞧你现在那房，又矮又黑的。”这我还真没想过。房子不漏能住就行了。在农村生活花不了什么钱——家常便饭能有多少钱，农业税也取消了，公粮也不用交了，孩子上学现在也不用交钱，原来还添置点衣物，现在不少人给我寄衣服，我的、媳妇穿的、孩子穿的都有，我身上这件就是一位美国朋友寄来的，袖子挺长，衣服也肥，但我穿上还觉得挺气派。还有啥花钱的地方？买个好音响练歌？也不用，我觉得在村头、河边挺好，需要伴奏我就把耳机放在耳朵边，跟着唱就行。
还有人提醒我：“之文啊，现在搞好了，你会不会不认识大家了？”我肯定不会，以前我家的日子在村里过得最次、最穷，但没谁瞧不起我。赶上过年过节，叔伯大婶都送东西给我，我咋能对不起大家。我也不会对不起玉华，这一点，在电视里，我向全国人民保证过。玉华从没因为家里穷埋怨过我，有一年我牙坏了，疼得浑身发抖。家里没钱，玉华要卖粮食换钱，我没舍得，跟她说忍忍就过去了。结果夜里疼得受不了，起来用凉水冰牙。第二天，玉华把长辫子剪了，卖头发换了200元，给我买了药。这样的好媳妇上哪儿找去？
■文/本报记者 祖薇
■摄影/张雄
记者手记
“哪天大家烦了，我还会去种地”
成名之后，朱之文一个月中有二十七八天要在外奔波，用他的话说，“每天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约采访的时候，他刚结束山东蓬莱的演出，第二天一早要飞来北京录制《星光大道》。采访就被约到了大兴《星光大道》的录制现场。
采访当日，8月26日，北京暴雨，原本上午9点半到达北京的飞机推迟了两个小时才落地。朱之文赶到大兴已经是下午两点，还来不及把行李放回房间，就被工作人员带到了星光大道彩排现场。彩排结束，他的疲惫就像脸上发红的毛细血管一样，掩饰不住。一起来的同伴提醒他，“早晨5点起床到现在还没来得及吃东西，先吃点垫垫底吧”。他大手一挥，“先采访，把正事干完再说。”
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名利，是草根成名者都要回答的考题。在此问题上，朱之文的答案显得如此与众不同，“出名以后，很多人找我拍广告，有卖化肥的、卖玉米种的、卖煤的……但到现在我一个都没做，因为我弄不清楚他们卖的是假货还是真货，农民赚两个钱多不容易，咱不能把假的说成真的，帮他们坑农民；我也没打算住到城里来，咱文化低，和城市人过不到一块儿去，现在大家喜欢我，我就给大家唱歌，哪天大家烦了，我还会去种地，我喜欢原来的生活，起码不用这儿跑那儿跑的。说实话，现在的生活我过不惯，思想上也接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