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讲真话”是培育新时期文学的酵母

“《随想录》不仅是新时期文学的产物，而且是新时期文学生长的土壤和酵母。”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主讲者周立民在大隐书局举行的“纪念《随想录》创作完成三十周年系列”讲座上感慨，巴老常提的“讲真话”三字，实际上在“新时期文学”生成中起了巨大培育作用。

“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1978年至1986年，巴金耗费8年心血写就《随想录》，手中的笔就像手术刀，一下一下地割着他的心，他写道：“五卷书上每篇每页满是血迹，但更多的却是十年创伤的脓血。”不解剖自己，不挤出“脓血”，就讲不出“真话”；不分是非、辨真假，就难免再犯错误。为了认识自己，巴金才不得不解剖自己。

新时期文学通常指1976年以后的文学家创作活动，《随想录》无疑是新时期文学的产物；但反过来，《随想录》中对“讲真话”的思考、对文学创作的反思，也给新时期文学“添了一把火”，火光照耀下，催化出新的文学创作。

周立民认为，巴金的反思和觉醒自1972年就已经萌发。“当年8月13日，巴金的妻子萧珊去世，这对他是最惨重的打击，促使他开始对后半生走过的道路进行反思。在《随想录》里，巴金一再强调“说真话”，因为在荒唐的年代里，“说谎的艺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方，谎言成了真理，说真话倒犯了大罪。”于是巴金奋笔疾书，高喊：“十年中间我逐渐看清楚十座阎王殿的图像，一切都是虚假！我的脑子清醒，我回头看背后的路，还能够分辨这些年我是怎样走过来的。我踏在脚下的是那么多的谎言，用鲜花装饰的谎言！ ”

“讲真话有三个层次：一是表达自己的所感所想；二是直面真相，不能讳疾忌医；三是要讲独立思考过的话；四是言行一致。”周立民总结道。“讲真话”强调，“真实”是写作的底线，这种精神给同时代作家的创作敲响了警钟。“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都回到了文学原点，即作家应该把真实的经历写出来。在孵化和孕育这种文学风气过程中，巴金起到很大作用，他告诉大家，套话、空话、假话都不能再写下去了。”

文学是什么？作家要写什么样的文字？巴金在《随想录》给出了直截了当的回答：“文学有宣传的作用，但宣传不能代替文学；文学有教育的作用，但教育不能代替文学。塑造灵魂也好，腐蚀心灵也好，都不是一本书就办得到的。”周立民认为，巴金的观点意味着文学创作应回到文学本身，“过去的文学不堪重负，就像巴老说的，自己像是旧社会的吹鼓手，什么红白喜事都拉去吹吹打打，吹吹打打哪有功夫写作品；所以，他认为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各司其职，作家靠作品存在，作家是活在自己的艺术实践里而不是活在长官的嘴上。”

巴金不主张掩饰伤痕，他支持新时期文学的人道主义关怀，同时也用自己的创作让新一代作家感受到了五四传统的延续。讲座开始前，每位到场听众都领到了巴金故居专门编印的一份《随想录》散页，所摘录文章为《创作自由》及《再说创作自由》。巴金在书里写道：“创作自由就在我的脑子里，我用不着乞求别人的恩赐，也不怕有人将他夺走。”他认为作家用自己的脑子考虑问题，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写出自己想说的话，这就是争取“创作自由”。文学从这里起步，会走到百花盛开的园林。

“我们讲巴老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难道新时期的文学氛围对他没有影响吗？如果不是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环境下，他心底的话能被催生出来吗？”周立民认为，探讨新时期文学，不能孤立地解读《随想录》，必须看到冰心、萧乾等老作家群体的共同贡献，“巴金在合订本里说道，写作过程中有很多朋友给他鼓励，也有很多朋友追随着他的道路，这些都构成了共同的文化图谱。”

（编辑邮箱：scljf@163.com 题图来源：新华社 图片编辑：朱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