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王朝导演“与世界对话”中的陶瓷版
来源：吴昊说瓷
清代陶瓷生产，在全国的制瓷中心景德镇，以皇家景德镇御窑厂为中心，民间窑业也极其发展，取得很大成就，据法国传教士昂特雷科儿斯（汉名殷弘绪）于康熙51年（公元1712年）在给教皇信中提到：“昔日景德镇只有三百座窑，而现在，窑数已达到三千座……夜幕降临，好像是被火焰包围着的一座巨城，也象一座有许多烟囱的大火炉。”唐英在《陶冶图说》中也说：“景德镇袤延仅十余里---以陶来四方商贩，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籍此食者甚众。 ”
其他陶瓷产区，如，福建德化白瓷，莹白而带透明感，生产佛像相当有名。清代中期，由外销陶瓷发展起来的广彩瓷，艳丽照人。宜兴紫砂到清代产量更大，除壶制品外，日常各式用品如碗盘、花瓶、花盆等都有创新。 山东博山的黑瓷制品，是北方农村非常流行。 广东石湾的人物雕塑，表情生动又具趣味，深得当时大家的喜爱。
此时陶瓷大量外销，西洋原料及技术也随之带了进来，东西文化在双向交流下，使得我国陶瓷业更为丰富多彩。
清代前期，国外对于中国瓷器的需求量十分巨大，特别是欧州人对于中国瓷器的喜爱，不亚于奇珍异宝，中国瓷器不仅作为日用品受到他们的喜爱，而且在贵族上流社会，高品质的中国瓷器成为他们财富炫耀的象征。当时中国瓷器的输出，主要通过清政府对各国外交使节的‘赐赠”和民间的对外贸易这两条途径。
到了18世纪下半叶，瓷业中的巨大利润，驱使欧州内陆一些国家纷纷仿造中国瓷器，中国的外销瓷一度出现下降。但是当时欧州瓷器制造成本高，价格十分昂贵，且质量过不了关。中国外销瓷器不仅价格较低，而且在造型、装饰上都能按照欧州人的需要及时调整生产，因此清代初期，欧州始终是中国外销瓷的主要市场。据1774年英国《伦敦指南》记载，在当时仅伦敦一地就有52家专营瓷器的商号。这足够说明当时中国对欧洲外销瓷的盛况。
尽管如此，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仿制，也没有停止。康熙年间，法国传教士殷弘绪来到中国景德镇，通过七年的传教，一面收集景德镇的制瓷技术，写出了两份共三万余字的报告信，把景德镇瓷器制造技术，系统完整地秘密地介绍给欧洲。回国后，殷弘绪把景德镇制瓷技术，反覆研究、试验，终于烧制出 类似景德镇式的硬质瓷器。欧洲的制瓷技术终于迎来了一次质的飞跃。
中国瓷器在清代乾隆时，终于达到前所未有的境界，但是乾隆以后，国家经济出现衰退，这时，西方资本主义加大对世界的殖民扩张，清朝经历二次鸦片战争后，国门被打开，国家被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力更加衰微。大清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人们流离失所，需求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瓷器也从乾隆鼎盛时期，一步步走向衰落。而欧州人自18世纪制成真正的硬质瓷后，至19世纪，工业技术的进步使欧州的陶瓷生产逐步由机器代替手工业劳动，新型陶瓷材料技术代替了原始的人工合成技术，此外、烧成、装饰工艺的提高，商业品牌意识在陶瓷行业的广泛运用，促进了陶瓷业的迅速的发展，特别是英、德、法等国的陶瓷产业，在短短几十年，国际市场占有的比重快速提高。
与中国瓷业相反，形成鲜明对照，并出现后来居上之势。在东方，日本早期的瓷器深受朝鲜李朝白瓷的影响，后来随着中国瓷器涌入日本，日本的陶工们开始仿制各种风格的中国瓷器，这些日本的中国瓷器仿制品也开始远销欧洲，西方人很难分清中国瓷器和日本仿制品的区别，进入明治时代之后，一度取代中国外销瓷在欧洲市场中的地位。日本瓷业在很短时间内，走过了中国几千年的瓷业之路，完成了陶瓷历史上瓷业的农耕文明向商业文明的转变。
清末，一些民族工商业者在清政府洋务运动提倡的“实业救国”口号下，对中国陶瓷手工业进行一些革新，创办了一些新式瓷厂。他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美帝国忙于战争掠夺，暂缓了对中国侵略的机会，发展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