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王朝导演“与世界对话”中的陶瓷版
来源:吴昊说瓷
清代陶瓷生产,在全国的制瓷中心景德镇,以皇家景德镇御窑厂为中心,民间窑业也极其发展,取得很大成就,据法国传教士昂特雷科儿斯(汉名殷弘绪)于康熙51年(公元1712年)在给教皇信中提到:“昔日景德镇只有三百座窑,而现在,窑数已达到三千座……夜幕降临,好像是被火焰包围着的一座巨城,也象一座有许多烟囱的大火炉。”唐英在《陶冶图说》中也说:“景德镇袤延仅十余里---以陶来四方商贩,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籍此食者甚众。 ”
其他陶瓷产区,如,福建德化白瓷,莹白而带透明感,生产佛像相当有名。清代中期,由外销陶瓷发展起来的广彩瓷,艳丽照人。宜兴紫砂到清代产量更大,除壶制品外,日常各式用品如碗盘、花瓶、花盆等都有创新。 山东博山的黑瓷制品,是北方农村非常流行。 广东石湾的人物雕塑,表情生动又具趣味,深得当时大家的喜爱。
此时陶瓷大量外销,西洋原料及技术也随之带了进来,东西文化在双向交流下,使得我国陶瓷业更为丰富多彩。
清代前期,国外对于中国瓷器的需求量十分巨大,特别是欧州人对于中国瓷器的喜爱,不亚于奇珍异宝,中国瓷器不仅作为日用品受到他们的喜爱,而且在贵族上流社会,高品质的中国瓷器成为他们财富炫耀的象征。当时中国瓷器的输出,主要通过清政府对各国外交使节的‘赐赠”和民间的对外贸易这两条途径。
到了18世纪下半叶,瓷业中的巨大利润,驱使欧州内陆一些国家纷纷仿造中国瓷器,中国的外销瓷一度出现下降。但是当时欧州瓷器制造成本高,价格十分昂贵,且质量过不了关。中国外销瓷器不仅价格较低,而且在造型、装饰上都能按照欧州人的需要及时调整生产,因此清代初期,欧州始终是中国外销瓷的主要市场。据1774年英国《伦敦指南》记载,在当时仅伦敦一地就有52家专营瓷器的商号。这足够说明当时中国对欧洲外销瓷的盛况。
尽管如此,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仿制,也没有停止。康熙年间,法国传教士殷弘绪来到中国景德镇,通过七年的传教,一面收集景德镇的制瓷技术,写出了两份共三万余字的报告信,把景德镇瓷器制造技术,系统完整地秘密地介绍给欧洲。回国后,殷弘绪把景德镇制瓷技术,反覆研究、试验,终于烧制出 类似景德镇式的硬质瓷器。欧洲的制瓷技术终于迎来了一次质的飞跃。
中国瓷器在清代乾隆时,终于达到前所未有的境界,但是乾隆以后,国家经济出现衰退,这时,西方资本主义加大对世界的殖民扩张,清朝经历二次鸦片战争后,国门被打开,国家被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力更加衰微。大清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人们流离失所,需求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瓷器也从乾隆鼎盛时期,一步步走向衰落。而欧州人自18世纪制成真正的硬质瓷后,至19世纪,工业技术的进步使欧州的陶瓷生产逐步由机器代替手工业劳动,新型陶瓷材料技术代替了原始的人工合成技术,此外、烧成、装饰工艺的提高,商业品牌意识在陶瓷行业的广泛运用,促进了陶瓷业的迅速的发展,特别是英、德、法等国的陶瓷产业,在短短几十年,国际市场占有的比重快速提高。
与中国瓷业相反,形成鲜明对照,并出现后来居上之势。在东方,日本早期的瓷器深受朝鲜李朝白瓷的影响,后来随着中国瓷器涌入日本,日本的陶工们开始仿制各种风格的中国瓷器,这些日本的中国瓷器仿制品也开始远销欧洲,西方人很难分清中国瓷器和日本仿制品的区别,进入明治时代之后,一度取代中国外销瓷在欧洲市场中的地位。日本瓷业在很短时间内,走过了中国几千年的瓷业之路,完成了陶瓷历史上瓷业的农耕文明向商业文明的转变。
清末,一些民族工商业者在清政府洋务运动提倡的“实业救国”口号下,对中国陶瓷手工业进行一些革新,创办了一些新式瓷厂。他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美帝国忙于战争掠夺,暂缓了对中国侵略的机会,发展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