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住租界 但是我们是中国人” 一句话看出杜月笙和张啸林的差别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华大地举国悲愤，上海的反帝活动更是风起云涌。英租界当局继续采取高压政策，不仅宣布全区戒严，还让吴淞口英国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员登陆，协助租界当局镇压参加运动的中国人。但上海有血性的中国人几乎都自发地参加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杜月笙作为上海滩的风云人物，更是自始至终都参与其中。

当时在沪的国民党人马超俊、叶楚伧等人原本计划在法租界的九亩地召开各界的民众大会，揭露“五三惨案”的真相。但由于英国巡捕的阻挠，大批群众未能到达九亩地。杜月笙闻得知此事后，立马命令手下门徒尽可能地帮助群众冲破阻挠，让他们去参加大会，同时保护马超俊等的人身安全，并维持大会现场的秩序。

马超俊等人决定当天晚上在法租界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如何营救被捕的爱国人士。杜月笙也决定参加会议，而张啸林则反对他去参加，认为在这种时候大家应该保持缄默为好，与帝国主义交涉的事自有政府去办理。张啸林还说，三鑫公司的烟土货源多来自于英国殖民地，如果你杜月笙因此事得罪了英国人，必定会对三鑫公司的生意造成很大影响。

杜月笙听张啸林一席话，沉默了良久，最后对张啸林说，“我们住租界，但是我们是中国人。”之后毅然参加了当晚的会议，并在会上发言痛斥了英、日两国的暴行。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和刘少奇等领导了这次斗争。6月1日，上海有20多万工人举行了大罢工，同济、复旦等绝大多数学校有5万多学生举行了罢课，很多商人也纷纷举行了罢市。

英国租界当局则继续以残酷的高压手段镇压抗议的中国人，其巡捕、陆战队员架起机枪分别把守在各个路口，密切监视中国人民的一举一动。上海多处发生了英国巡捕开枪打死示威群众的事情，轻伤和被捕者更是多不胜数。

北京外交部针对这种情况，多次向外国公使团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他们严惩肇事凶手，释放被捕的中国人。但公使团对外交部的抗议不理不睬，有意偏袒肇事凶手。英租界当局则利用多种手段控制舆论，对工商学的“三罢”斗争大肆污蔑。

6月7日，上海工界、商界、学界结成上海地区反帝爱国运动联合战线，成立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向英帝国主义提出了“惩治凶手”、“释放被捕华人”、“撤销驻军”、“取消领事裁判权”等17项交涉的条件。这17项条款迅速得到了上海各界的热烈响应。

帝国主义在继续武力镇压各地反帝运动的同时，还采取措施在内部瓦解联合战线，当时的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受他们蛊惑，也觉得17项条款过于苛刻，竟就自作主张将“撤销驻军”和“取消领事裁判权”等条款删除，同时还修改了其他条款一些太过强硬的说法。

杜月笙对虞洽卿的态度基本认可。他认为要让英美列强放弃这些特权势比登天，不如提一些切实可行的要求，早日和平解决此次运动。

杜月笙看不惯这些洋人在中国为非作歹，更不愿意看到中国人为此再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就关闭了赌场、烟厂，全力支援“三罢”运动。虽然他三鑫公司的损失一天比一天重，但杜月笙仍然尽最大努力支持着这场爱国运动。

杜月笙是个具有多重性格的人，一句“我们住租界，但是我们是中国人。”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他最起码的中国人的良知，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和张啸林最大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