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怨妇情怀 ——中新网

进入商品经济时代，文学作为一门曾经的显学，却变得一天天衰败和式微起来。于是，衰败的文学，也引得靠其混饭吃的文学人怨声载道，纷纷迁怒于世事与他人。《南方都市报》11月9日披露，北大教授陈晓明干脆认为，中国文学式微与媒体的唱衰有关。他说：“我认为中国文学目前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唱衰中国文学从90年代以来就有，是与媒体的兴起相关的。”依陈教授的意思，若我们的媒体都改为对中国文学捧之颂之的“歌德派”的话，“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中国文学，便早该扬名海外，甚而一举抱得“诺奖”归了，怪只怪中国众媒体的一张张“乌鸦嘴”，令当今空前繁荣的中国文学，变成了眼下这副灰头土脸、面目可憎的可鄙模样。

“手不溜，怨袄袖，袄袖长，怨他娘……”如此令人不堪的“怨妇心理”，不仅对改善日益衰败的文学现状无济于事，而且更从正面印证了文学式微的残酷情形。的确，众文学体裁日益式微，尤以诗歌为甚。但完全将诗歌的衰亡归咎于高考的封杀或不良导向，则又分明属一种不着边际的谬论。顾浩甚至表示：“中国是伟大的诗的国度，不能因为功利的教育就破坏孩子们对诗歌的追求和热爱，就去扼杀鲜活的诗歌作品。”此谬论既不切实际，又冤及了无辜。因为即便高考对诗歌“开禁”，当下濒临垂死之境的诗歌创作，也未必就能够即刻兴盛起来。即诗歌是个性化的艺术品种，它或许与整个社会文化土壤的贫瘠与肥沃状况紧密相关，但与官方是否强力倡导及其扶持力度的大小无关或关系不大。中国诗歌在唐代一度达到鼎盛时期，但绝不单纯是政府大力倡导扶持的结果。相反，在上世纪的大跃进运动中，诗歌在官方强力倡导之下，一度掀起过声势浩大的全民写诗高潮，可高潮过后，又诞生了几位能与李白、杜甫相比肩的伟大诗人？又留下几首可供后人传诵的传世名篇呢？

同样，反观当代诗歌的几段兴盛时期，也都并非得益于官方的强力扶植，而是诗人们以其真情拥抱现实生活和脚下热土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降，当代诗歌之所以会步入死胡同，与许多诗人本身沾染上了太多世俗或功利元素有关。一些无聊诗人甚至打起“下半身”的旗号，令尚存依稀生机的诗歌创作很快堕亡。在这种情势下，诗歌即便在高考中“开禁”，哪怕是成为所有学生的“必修课”，又能怎样呢？汶川地震发生后，诗歌创作一度出现少有的回光返照景象，同样并非缘于高考“开禁”，而是与诗人回归现实生活并动了真情有关。

把诗歌排除在高考文体之外，便是对诗歌的歧视？便成了诗歌衰亡的祸首？文学人如此浓稠不堪的“怨妇情怀”，恰恰是导致文学衰败和式微的一个关键性内因。因为历朝历代，文学都是那些不嗜功利而又甘于寂寞的人的事业，那种寄希望于靠高考文体向诗歌“开禁”而推动全民诗歌时代再度来临的荒诞想法，不仅与真正的诗歌复兴救赎路径南辕北辙，而且还显得十分的荒唐可笑！

□周士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