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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奥运会加拿大38岁的自行车女子个人争先赛冠军穆尼泽尔回家了，继续做她的律师楼秘书，偿还为参赛而欠下的债务。就连前往雅典的旅费和单车托运费，也是她临行前才筹到的，她的教练因为没有足够的费用而只能在国内电话指导她。在赛场上她不得不向对手借车轮，因为车胎爆了2次。最后，她夺冠了。

对于穆尼泽尔的经历，据当地华裔人士分析，彼国的多数人认为，奥运会不过是人生中的一块竞赛场地，夺取奖牌只是选手的个人理想，与国家无关，国民亦不会以此衡量自己国家的国际地位，因此国家对奥运赛事缺乏投资热情。

“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在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后得到了进一步强化，雅典奥运会的优异成绩直接得益于举国体制的优越性。”9月3日下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运代表团团长袁伟民在北京召开的奥运表彰大会上这样总结。

辽宁省体育局局长崔大林于2003年12月正式调任国家体育总局担任局长助理，随后在今年2月被任命为中国奥委会副主席、执委。这表明有关部门延续举国体制的决心，尽管体制辉煌的背后，是“夺得了金牌，养不起冠军”的尴尬。

当然，并非所有的冠军都是这样的结局，正如并非每个运动员都能像李宁一样经营中国最著名的体育用品公司。

在奥运期间央视的一档直播节目里，主持人问举重冠军陈艳青的父亲：“你去无锡做什么？”答曰：“打工。”又问：“陈艳青平时喜欢吃什么？”答曰：“萝卜青菜最养人了。小时候她最喜欢吃的就是母亲做的红烧肉。”“是妈妈烧的红烧肉有绝活吗？”答曰：“是因为她小时候没条件，很少吃到肉。”“听说比赛前你很少给女儿打电话，为什么？是不是怕打扰女儿？”答曰：“不是的，是因为电话费太贵了。”

从主持人惊讶的表情和企图掩盖惊讶的努力中，可见人们并不能恰当地想象冠军夺冠前的实际生活。一项调查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反差，中国超过7成的富裕家庭不希望子女从事体育。

如果一个中国人，在1960年罗马奥运会上获得田径十项全能比赛的银牌，并在3年后创造该项目的世界记录，成为“田径之王”，那么他算不算实现了黄种人的突破？这个人是中国台湾的杨传广。

如果一个中国人，在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会上获得女子80米栏的铜牌，并在2年后打破该项目的世界记录，那么她算不算实现了黄种人的突破？这个人是中国台湾的纪政。

作为现代文明中的后发民族，我们需要突破之处太多了，而最难突破的是长久积淀下来的心理暗示。人种的尊严之后，文化尊严与制度尊严的宿命，谁来打破？

文章来源：强国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