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的小说语言：郭德纲适合做其接班人

他把大院子弟的生活移到小说里，他把周边侃山的话语搁进对话里，他把损人的话穿插到无数的套话里，于是，就像传统相声演员做的那样，他制造了一种奇特的陌生化效果。在马季以下的相声腕儿集体转向歌颂的当儿，王朔担当了用另一种方式传承相声的重任。如果投票，我提议郭德纲当选王朔接班人。

就小说而言，王朔十年前便已达到了他的巅峰期。之后的岁月里，他与小说有关的工作，主要是评论别人和阐释自己。

1991年的《动物凶猛》、1992年的《过把瘾就死》是钥匙响、开门声，让人开始屏息静气地等待一场叫《残酷青春》假面舞会。1999年的《看上去很美》是第一只靴子，我猜有些批评家把词儿都准备好了，现成的，“世纪末的华丽转身”。可惜，好一半天，稵，怎不把脸儿转过来？闹不清这桶火药在憋什么妖娥子。

《梦想照进现实》上演，《我的千岁寒》发卖，第二只靴子落了地。哪位受累帮他洗洗，王朔老师可以睡了。

王朔———“多余人”

王朔，奥涅金或贾宝玉

上世纪90年代，评论王朔的主旋律是“痞子文学”，赶巧还成了人文精神讨论的靶子。唉，那时我们真是年轻，长辈这么一说，就信了。

转过世纪，再回首，蛖，这厮写的，不就是些“多余人”吗？

19世纪前期的俄国小说，出现了一批“多余人”形象。大抵是贵族青年，不满现实，却又不能挺身反抗社会，想干一番事业，却又没有实际行动，想得多，做得少，最终一事无成，成了整个社会中多余的人、无用的人。通常认为，多余人形象有奥涅金(《叶甫盖尼·奥涅金》)、毕巧林(《当代英雄》)、罗亭(《罗亭》)、别里托夫(《谁之罪》)、拉夫列茨基(《贵族之家》)、奥勃洛摩夫(《奥勃洛摩夫》)。

这样的人中国也有，早一些，比如贾宝玉；晚一些，比如八旗子弟，大姐夫(老舍《正红旗下》)、乌世保(邓友梅《烟壶》)一流。

他们的祖辈有功于江山易帜，故此他们认为江山有他们的份儿。的确，铁杆儿庄稼，旱不着也涝不死，衣食总不成问题，可是时势一变，上进的路也变了。家里的股份并没有多到横竖都是董事长CEO的地步。不上不下，那就在中间折腾呗。

王朔自己，周围，及其笔下，差不离全是这号人。大院子弟，“无论是出身还是现实收入水平他都自认为是属于中等阶级的，甚至还不大瞧得起大学中那些贫寒的教师，非常势利地视他们为‘穷人’……我小时候，管你们才叫痞子呢。”(王朔《我看王朔》)

1980年代，他们没法管别人叫痞子了。“政治优势”不大有人提了，当过二年倒爷，但经济优势也不甚靠得稳。神圣忧思、乌托邦、蓝色文明……这些大词与他们也无关。真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有他不多没他不少，对于从小自认“人尖儿”的大院子弟来说，心中的愤懑可想而知。正如中学生需要韩寒郭敬明，他们也需要一个代言人。王朔应运而生。

他们玩世不恭，他们自暴自弃，他们吊儿郎当，他们假痴不癫。看上去，他们是最不把体制、秩序、规矩一类东西放在心里的人。但实际上呢？

每个大变动的时代，都会有这样的人浮现。魏晋的竹林名士，晚明的江南文人，莫不是佯狂骂世，借酒浇愁，非汤武，薄周孔，用一身的惊世骇俗，去配合时代的礼崩乐坏。而鲁迅说得好：“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魏晋风度及文学与药及酒之关系》)

大院子弟或许缺乏晋末明季名士的文化素养，但将对过往世界的眷恋、不舍与不甘，融入对世俗规范的蔑视、唾弃与破坏之中的行径，却如出一辙。甚至那种内心恨不得与汝偕亡，却不劳而获地寄生在家族遗产上的吊诡生存方式，也大致相似。在整个民族如梦初醒、汲汲向上的当口，这一类边缘人物的言行大抵是京华春梦里遥远的传说。一旦碰了南墙，这些体制外的生活便突然幻化出灼目的光热，似乎他们才是超前的叛离者，先觉的弑父人。

其实他们不过是失宠的骄子，罢黜的王孙。“大院文化割据地区”生发出的“革命文化”，让王朔们成为了毛时代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之子。这是他给这一群的自我定位。怎么？你们真把他当成北京的塞林格了？

据说王朔打小羞涩犹豫，这我信。那样的人才会将往事点点滴滴记在心头，又念念不忘地形诸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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