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政治语言：求爱用最高指示 做爱前背语录
[导读]好事者深入调查，才知道端底 李师傅每当上床后，必先向他的亲爱者汇报学毛著之心得、批林批孔之体会。之后，方能顺利行房。
黄子平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他在海南生产建设兵团种橡胶。一日，女兵团战士阿凤气鼓鼓地走来，把一张折成了菱形的纸条塞到他的战友四眼手里。战友们起哄，追问四眼是什么是什么。四眼坦然相告，阿凤把我写的情书退了回来。那年月，没人敢写情书。四眼的色胆包天引发了战友们的雅兴，大伙发一声喊，把四眼按倒在地，从他裤袋里往外掏那纸条。四眼扶扶眼镜：你们想看，好，我这情书完全可以公开。大家展纸一看，那上面没有一字情话，有的只是三条“最高指示”：
一、“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二、“要互通情报。”
三、“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黄子平说明这三条的出处，解释它们在这里的意思：第一条“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出自《为人民服务》。“四眼的目标当然是要跟阿凤走到一起，可到底是不是阿凤‘共同目标’呢？于是来了第二条，这一条出自《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原是党委（委员）之间保持信息通畅，不能藏着掖着把机密当私货。四眼的意思是希望阿凤给个回音，‘情报’的‘情’字在这里完全用活了，不是‘情况’，而是‘情意’。第三条出自七十年代的‘最新指示’，绝对是断章取义，完整的版本是‘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四眼把血淋淋的上半句隐去，下半句用于谈恋爱，千万别放松，同时要隐秘进行，这辩证的叮咛又是何等贴切。”
四眼的战友们佩服他的活学活用。因为他们一看这三条，马上就明白了其言外之意，黄子平告诉我们，这言外之意之产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用以表述某领域的词汇匮乏，不得不挪用其他领域的语言词汇救急。七十年代，表达情爱的语言全部成了四旧或小资，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用来言说男女之事的词汇只剩下了最单纯的‘好’，说谁谁谁跟谁谁谁‘好’上了。很早就从政治领域挪用政治词汇的程序。譬如，‘找对象’、‘解决个人问题’”。“二是作者和读者对此一被挪用的语言词汇非常熟悉，熟悉到了能够融会贯通的程度。……在泛政治化的七十年代，政治语言直接等同于日常语言，人人都熟得不能再熟，随时挪用都能产生多重隐喻。”黄子平举了一个例子，兵团机务连的指导员淫辱了女战士，关在团部招待所写交代。多人围观。一司机嚷嚷：“嘿，这家伙，还真能改善生活哩！”众大笑。
后来，四眼和阿凤终成眷属，那三条最高指示被放在红木镜框中，挂在墙上。其最后一条“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此时则有另一番意思了。
政治语言直接等同于日常语言，相当于政治入侵民宅。遥想当年，入侵者似乎除了政治，还有战争。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政权，免不了要把战火硝烟带到社会生活里去。五十年代，老师让学生用“如果……就”造句。我的同桌写道：“如果我上了战场，就会像黄继光一样，用胸口堵住敌人的炮眼。”六十年代，我的同桌在作文里写道：“在我们家，无论干什么，我妈都是主力部队，我爸都是后勤，我和我哥都是预备队。”七十年代，军宣队要求某女士给她的丈夫 所谓的“五一六”骨干办家庭学习班，这位贤妻正告她那不幸的男人：“你已经陷入了人民战争汪洋大海之中，赶紧缴械投降吧！”说完了，递给他一学习材料 《敦促杜聿明投降书》。
战争是政治的最高表现。家庭生活中，最高表现的机会不多。所以还是政治语言更常用，更普及，也更有市场。前面说了一个用语录求爱的故事，这里说一个与毛著有关的夫妻做爱的逸闻。
话说李师傅有一手高超的钳工手艺，本来是厂里数一数二的技术骨干。只因他在伪满时当过几天日语翻译，“文革”一来，就成了“历史反革命”。入狱过堂，审问判刑，自不必说。好在他靠拢政府，积极改造，熬到了刑满。当时的政策是刑满之后留厂就业，李师傅留下来，施展他的钳工手艺。不久，他在当地农村找了个对象，当了个倒插门女婿。按规定，留厂就业人员享有公民权，每周有假日一天。因此，这李师傅每逢周末必喜滋滋地回家，一享鱼水之欢，云雨之乐。
天有不测风云，“批林批孔”来了。这李师傅到了周末该回家的时候，突然从以前的喜形于色变成了长吁短叹。好事者一打探，原来他老婆要跟他离婚。为什么呢？好事者深入调查，才知道端底 李师傅每当上床后，必先向他的亲爱者汇报学毛著之心得、批林批孔之体会。之后，方能顺利行房。而他的媳妇对这番汇报不胜其烦，多次劝阻无效，终至忍无可忍，提出离婚。李师傅大为震怒，理直气壮地找厂里，要求领导出面调解。没想到，厂里一听这事，一推六二五。李师傅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忍痛离了。
语言反映社会，上述两例，讲的都是政治语言的泛化，尽管成败各异，但仍不免让人构想出这样的画面：政治语言颐指气使，像个封建大家庭的老爷。日常语言蜷缩在角落里，大气不敢出，像个受气的小媳妇。而情爱话语则像被关进黑牢里的小偷，只能在铁窗后面伸头探脑。
这是怎么发生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不解，你好奇，你想打破沙锅问个究竟。某日，偶然间，你看到了一位三八式老干部的回忆录，不禁茅塞顿开……
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虚构了一个大洋国，说掌管这个国家的“老大哥”指示语言学家创造一种“新话” 成百上千地消灭英语中的词汇，削去语言的血肉筋络，让它只剩下几根干巴巴的骨头，以便人们无法表达与“老大哥”不同的思想感情。四十年前的中国，将大洋国的这一理想以中文的形式落到了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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