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主流媒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舆论场的基本内涵

一、“场域”理论解读

“场域”理论是由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提出，是用来分析社会实践的重要理论工具。场域是布迪厄在1966年的《论知识分子场及创造性规划》中最初使用的一个术语，到了70年代后，场域概念在他的著作中显示出其重要性。布迪厄认为“场域才是首要性的，必须作为研究操作的焦点。”布迪厄认为，社会世界是由相对自主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所谓社会小世界，就是客观关系的空间，也就是场域。它是这样对“场域”下定义的，“从分析的意义上来说，场域可以定义为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构型。就这些位置的存在及其强加于它们的占据着（无论是行动者还是机构）的种种限制而言，这些位置在客观上是由它们不同类型权力（或资本）的分配结构中实际或潜在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的客观关系（支配、服从、类似等）所决定的，而拥有权力和资本，则意味着可以获取场域中利害攸关的各种特定利润。”这一概念体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场域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布迪厄说，我们可以把场域设想为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场域的效果得以发挥，并且，由于这种效果的存在，对任何与这个空间有所关联的对象，都不能仅凭所研究对象的内在性质予以解释。即相对独立性表现为不同的场域都有各自的逻辑和运作规则。例如，“艺术场域或经济场域都遵循着它们各自特有的逻辑：艺术场域是通过拒绝或否定物质利益的法则而构成自身场域的；而在历史上，经济场域的形成，则是通过创造一个我们平常所说的‘生意就是生意’的世界才得以实现的，在这一场域中，友谊与爱情这种令人心醉神迷的关系在原则上是被摒弃在外的。”

第二，场域是一个由客观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空间。布迪厄强调，根据场域概念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现实的就是关系的：在社会世界中存在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关系——不是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或个人之间交互主体性的纽带，而是各种马克思所谓的“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关系。这些关系如同磁场中的磁场线对场域的行动者产生作用，从而影响行动者在社会的实践活动。

第三，场域是一个充满冲突与斗争的空间。布迪厄认为，场域不是一个静态的、单一的场所，而是动态的、充满活力的。他曾经说过：“作为包含各种隐而未发的力量和正在活动的力量的空间，场域同时也是一个挣脱的空间，这些挣脱旨在继续或变更场域中这些力量的构型。进一步说，作为各种力量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结构，场域是这些位置的占据者（用集体或个人的方式）所寻求的各种策略的根本保证和引导力量。场域中位置的占据者用这些策略来保证或改善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并强加一种对他们自身的产物最为有利的等级化原则。而行动者的策略又取决与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即特定资本的分配。他们的策略还取决于他们所具有的对场域的认知，而后者又依赖于他们对场域所采取的观点，即从场域中某个位置点出发所采纳的视角。”

二、舆论场的概念与构成要素

（一）舆论场概念

“场”原先是物理学的概念，在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基础上，麦克斯维尔阐述，创立了“场”的概念。随后“场”的概念引用到社会学的领域，人们从中得到了不少的启示，物质运动总是受制于一种无形的相互作用的力，只要找出这种力以及它的作用规律，就可以对物质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而它们的相互作用总是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的，这样就形成了“场”的概念。用“场”的范式研究社会舆论，能认识舆论产生的环境机制。“场”不仅是舆论形成的条件、空间，而且是推动舆论发展的契机，甚至制约着它的正负方向。“场”成为意见产生的共振圈。

舆论场是指，包含若干相互刺激因素，使许多人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表现为公众和环境相互作用的函数，包含多人的体验、现实需要及彼此呼应。无数个人的要求、愿望、主张、态度，只有在一定场的制约下，经过多方位的交错、协调、组合，才能形成一致意见，即舆论。舆论是舆论场的产物。

舆论的社会场是由人类社会行为和社会结构决定的。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利害相关、联系较多的小社会里。他们在特殊时机会突然陷入容易引起思想共鸣的环境，因而产生对社会问题或重大事件的思想爆破力。而场的刺激、烘托、容纳，怂恿使带有爆破力的思想迅速传播，很快被众人所接受，形成广泛的社会意见。

那么环境是舆论场的空间，人们所形成的各种舆论圈只有在共同空间的刺激，容纳下才能形成大规模的共同思想。舆论场作为舆论形成的温室，加剧了舆论圈的扩散和融汇，使人们的情绪由积郁走向激荡，迅速形成巨大的意志合力。

而本研究所界定的舆论场是由大众传媒表达舆论所形成的舆论场。因为自有大众传媒出现之后，媒体就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流通渠道。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媒体在公共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愈加重要，它甚至已成为公共讨论的中心。近20年来，绝大多数国家都被深深地卷入全球化浪潮中。在这过程中，媒体也深度介入到公共舆论与政治行动之中。可以说，在一个民主社会，忽略大众传媒而谈舆论，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倘若民主社会没有大众传媒，就没有所谓的社会舆论。以大众媒体为载体的所表达舆论形成的场，这个场可使每位受众都受到舆论的制约。那么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大众传媒所营造的舆论场会比其他意识形态更直接地影响政府的活动、受众情绪和社会舆论。

（二）舆论场构成的基本要素

舆论场的构成有三个因素：人群密度与交往频率、舆论场的开放度、舆论场的渲染物（渲染气氛）。如图1-1所示：

图1-1舆论场构成要素

1. 人群密度与交往频率

构成舆论场的主要因素是同一空间人们的相邻密度与交往频率。人们集结密度越大，也就越能构成人们交流意见的条件。许多人共栖于同一个场所，在多向交往中自由倾诉各自的观点，意见的交融逐渐形成大体相同或相近的见解，而差异甚大的意见不是互相统一，就是进一步背离，最终形成一种或多种共同意见。这样,一定聚众的场合,人员相邻密度增大,表达意见活跃,对许多人产生感染和趋同心理,意见的扩展范围与速度就不可控制。

2. 舆论场的开放度

舆论场的开放度，即舆论场和社会整体环境相互连接、相互作用的大小，是舆论产生不容忽视的因素。舆论场开放与否，不仅关系到舆论的形成，而且在一定程度决定产生正确的舆论还是错误的舆论。狭小的舆论场与整个社会的关系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建立起纵横畅达的意见通道，形成的舆论往往是整个社会动向反映。

舆论场的开放度还包含一层含义，即社会环境有宽松的言论自由，人们的思想和议论不会带来危险，舆论越容易形成，越有可能采集到正确意见。局部社会环境开放，若和外界各种意见经常处于交流状态，那么舆论的错误成分也会及时涤除。

反之，在一个闭塞的社会环境中，要么意见呈现萧条，要么意见单一化，易使受众主观判断，那么在广大受众在不知晓外界情况之下，就无法做出正确判断而形成正确的舆论，表现出思想的随意性和种种谬误。

社会环境封闭使外界信息的流入受到阻隔，人们孤陋寡闻，眼界狭窄，一旦获得一点外界消息，哪怕是得到歪曲的小道消息，也会立刻激起舆论大哗，产生种种舆论震荡。可见，舆论场的封闭性如果和人员的密度相耦合，往往促成错误舆论的产生，而舆论开放的同时又具备人员的密度，则有助于正确舆论的形成。

3. 舆论场的渲染物

渲染物或渲染气氛是构成舆论场的重要因素。一定环境的诱惑力、鼓动气氛，有时能增强某种意见的感染力，使舆论提前形成。渲染力是由许多具体物象组成的，其声色造型引起人们的高度注意和关切。例如，一定场合飘扬的旗帜，凌空飘荡的彩色气球，口号此起彼伏，标语纷呈如织，战歌燎亮，金鼓齐鸣，对演说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各界人士激昂的表态，把群众带到“事故”现场，举办琳琅满目的展览会，等等，凡显示强烈、鲜明、显赫情态的实物、场景和声响，都能够成舆论场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强劲，不断产生激发社会情绪的氛围和压力，使舆论呈现出波澜壮阔的声势。

构成舆论场的三个要素，为舆论的产生聚合了多项外力的作用。当它们刺激其间活动的大多数人，就迅速使人们萌发一种信念，把人们的见解归顺到同一个方向。这时，信念和见解将铸成坚不可摧的意志合力，舆论也就展现出来。

三、主流媒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舆论场建设的理论框架

本研究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理论依据，作为分析工具来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舆论场，以此来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有效性，以及主流媒体的影响力、传播力。

主流媒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舆论场建设问题，以场域理论来思考，即从关系角度来思考，从宏观上进行阐释主流媒体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一定的场域中进行，结合刘建明在《舆论传播》中提出的舆论场构成的三个因素：人群密度与交往频率、舆论场的开放度、渲染物（渲染气氛），作为主流媒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舆论场建设的理论依据。

本研究以此为出发点，人群密度与交往频率是通过一定的空间或平台来进行交流。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舆论场的构建，对于舆论引导所起的作用，首先是要搭建一个平台，让受众进行交流、对话，从而扩大场域的空间。而舆论场的开放度实质上是与社会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紧密联系的交叉点主要反映在大众媒体为载体的舆论场，通过议题，主流媒体新闻报道的议题，即舆论场的内容来体现，从而丰富场域的内容，增强场域的吸引力。舆论场的渲染物或渲染气氛也是舆论场构成的重要因素。渲染物（渲染气氛）可由各种话语构成，通过从独白式宣传到对话式传播，从高语境传播方式到低语境传播方式的转变，营造参与、交流、互动的氛围，从而增强场域的渲染力。

本研究从平台建设、内容建设、方式建设三个维度对我国主流媒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舆论场建设进行全面研究。

其一，平台建设，实质上就是指我们舆论阵地的建设。“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占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舆论阵地，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去主动占领，就会被其他思潮所占领。我国主流媒体实施“大媒体”战略，以强势传统主流媒体为核心，与多种媒体互动交互传播而成的多平台，规模化发展模式，使传统主流媒体拥有同类媒体的资源互补，以及不同介质的新闻传媒，整合宣传资源，增强媒体实力，建设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多种媒体互动的舆论阵地。尤其在新媒体时代，更要占领新兴媒体舆论阵地。因为一些非主流媒体受到市场力量的影响较大、更接近社会舆论，再借助新媒体的广阔平台，那么非主流媒体的舆论场在面对相似的舆论情境时，往往会表现出与主流媒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舆论场的舆论相背离、相排斥。因此，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上传播舆论阵地，对我国主流媒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舆论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其二，内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个核心理念，它能够有效制约和引导非核心、非主导的核心价值观，它应该具有开放、包容的品质。只有开放的才是包容的，也是长久的。它需要进一步凝练，避免封闭性，才能吸引受众。只有贴近受众需求，丰富场域内容，才能达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认可度高的效果。作为主流媒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报道，要注重人·事·情的融合。一是坚持以人为本。习近平总书记的8·19讲话指出，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人是价值的主体，是先进价值观的承载者和体现者。将“人”作为主体，做主角，是传播价值的最佳载体。二是善于讲故事，讲故事说理。“讲故事也是生产力”。一个国家记忆，可以通过“故事”来呈现，是传播价值的最佳方式。刘云山同志于2014年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座谈会上指出“善于用讲故事的方式，宣传最美人物、弘扬最美精神，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用小故事阐发大道理，做到深入浅出、情理交融。”三是坚持以情动人，诉诸感情的价值传播。传播学大师施拉姆说：“大量的实践表明，动感情的呼吁之逻辑的呼吁，更能导致态度的改变。然而，在实际上是很少能把这两者分开的……”我们通常所说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就是找到情感和公理的契合点。刘云山同志还着重强调，对核心价值观不仅要体现在理性认识上，也要反映在情感认可上，真理的力量加上道义的力量，才能行之久远。这三项原则紧密联系，相互交融，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感染力。

其三，方式建设。创新话语表达，营造“参与·对话·互动”的舆论环境，增强场域的渲染力。做到两个转变，一是从独白式宣传到对话式传播的转变。因为“对话交际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按照苏联学者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人类社会生活不是一个人的“独白”，而是交流，不是封闭的自我言说，而是开放的对话。由此可见对话的重要性。传播的本质就是对话，传播的最终目标不只是传播传者的思想、主张，而是将受者的思想与主张相互作用、交流，因此传播只有在对话中才能达到效果的最大化。而对话是需要过程的，需要经历“对话——有效对话——与受众的沟通——得到受众的认同”整个全过程。基于对话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要从独白式的宣传根本性地转变到对话式交流，要强调对话式的话语修辞。注重对受众的主体地位，注重对受众分众化研究，强调传受双方多交互的传播模式。

二是从高语境传播方式到低语境传播方式的转变。美国学者霍尔（Hall）在1976年出版的《超越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具有语境性，根据信息由语境或编码表达的程度，将文化分为高语境和低语境，并提出了两种传播类型：高语境传播（high-context communication）与低语境传播（low-context communication）。主流媒体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往注重高语境新闻文本，与现有的语境脱离，缺少一定的新闻背景材料作为支撑，不告诉受众为什么，只是单一地宣传是什么，过于悬空化，不能消除广大受众的理论困惑，对受众关心的某些重大理论热点和难点问题缺乏有说服力的回答。理论本身表达不简洁、不易记。若采用低语境新闻文本，提供完整的、真实的、公开透明的信息，语言简洁，直截了当，可以降低受众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费力程度，以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效果，加强其有效传播的强度。

第二节我国主流媒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舆论场的内涵

一、我国主流媒体的内涵

我国学界虽从不同角度对主流媒体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但都未达成共识。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学界主要从宏观层面进行定性分析,定量分析不足。例如将“发行量规定为30万份以上,年广告收入5000万元以上”的硬性标准,缺乏一定的普遍适用性。媒体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发展战略,其发行量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如果在很大程度上将评判主流媒体的标准放在发行量等媒体市场效益这一指标上,就忽视了我国媒体的社会效益的重要考量因素。

我国媒体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业，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媒体属性和运作机制不同，属事业单位性质，实行企业化管理，注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那么对于我国媒体的评价可从两个维度进行切入：媒体的意识形态属性与市场经营属性。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媒体具有引导人民、培育社会风尚、促进社会和谐的社会责任，但同时也要面向市场，参与市场竞争，追求经济效益，具有一定的市场号召力。这两者辩证统一，不可偏颇。

因此，笔者认为对主流媒体概念的界定，要注重媒体的双重属性，鉴于我国媒介的现实环境，可着重从政治权威性与政治资源的维度，兼顾经济指标维度来定义主流媒体。我国主流媒体应具备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主流媒体的主办单位应是国家、政府和社会权威机构，具有很高的政策性和影响力。

第二，主流媒体的核心受众应是主流大众。这里所说的主流大众包括那些具有较大的决策话语权、知识话语权和消费话语权的社会成员，也就是处于社会上层和中上层的领导干部、企业管理人员、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和私营企业主，既影响那些有影响的人，他们拥有社会主要的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还包括社会的底层社会大众。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课题组于2002年发表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指出，当前中国社会已分化出十个主要的社会阶层：其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即干部），他们所占比例为2.1%；经理人员阶层，所占比例为1.5%；私营企业主阶层所占比例为0.6%；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所占比例为5.1%；办事人员阶层所占比例为4.8%；个体工商户阶层所占比例为4.2%；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所占比例为12%；产业工人阶层所占比例为22.6%；农业劳动者阶层（即农民）所占比例为44%；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所占比例为3.1%。可以看出，农民、产业以及商业服务业员工，三者比例总计为78.6%，在阶层结构所占比例较大。主流媒体更应以他们为目标受众，从而以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点报道事关国计民生的社会热点事件，努力成为社会表层与社会深层的发言代表。

第三，主流媒体以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贯穿于整个传播过程。任何意识形态下的媒体都要为本民族、国家、人民的利益服务，与其相一致。我国主流媒体充当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其历史担当就是坚持向党负责和向人民负责相一致的原则，将政府的政策传达至广大受众，同时收集代表民意的社会舆论反映给政府，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另外，主流媒体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主流价值观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巨大的支撑作用，具有向目标受众传播主流价值观的历史使命。

第四,主流媒体具有很强的公信力与影响力,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对社会舆论产生与引导起主导作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黄色新闻”大王赫斯特旗下的《纽约日报》的发行量曾超千万，但是社会主流人群却对其赖以起家的“黄色新闻”嗤之以鼻，无人愿意承认它是当时的主流报纸。而1896年，阿道夫·奥克斯在接管即将破产的《纽约时报》时指出印刷“所有值得印刷的新闻”，更提出了一个针对“黄色新闻”的响亮口号：“报纸不该弄脏人们早餐的餐巾”、“只登一切适宜刊登的文章。” 这些原则奠定了其通向美国主流大报的基础。从这一鲜明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具有较大的发行量未必称得上主流媒体。因为“传媒社会公信力和思想性是主流媒体的真正的命脉所在，真正的影响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主流媒体在社会中必须具有很强的公信力与影响力，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才能被主流受众所认可。这就要求主流媒体在报道新闻时要具有透明、中立、客观的专业标准，培养“第一思维否定过去法”的思维方式，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发出自己权威的声音，对社会舆论产生与引导起主导作用。

综上，我国主流媒体评价量化仍处于探索阶段，而我国媒体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既要看经济效益，又要看社会效益，其特殊功能决定了人们对其评价具有多重标准。因此本文采用新华社“舆论引导有效性和影响力研究”课题组对主流媒体的六大判断标准，研究对象为中央、省、市的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以新华网、人民网为代表的国家重点扶持的大型新闻网站以及以人民网微博、微信为代表的国家重点扶持的官方微博、微信。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内涵包括为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

中共十七大报告重点强调：“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并且十七大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做出了三个重要的新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和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的重要思想创新源泉。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着重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此决定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上升为“国魂”、“精髓”和“方向”的国家战略高度。中共十八大报告又从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高度，对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专门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提出了这“三个倡导”、24个字，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到“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凝练是一个历史不断演变深化的过程，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不明确到逐渐明确、由零碎观念到完整体系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积累的结果。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单是一个学术概念，更是实践智慧的凝练。而“24个字”是对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丰富内涵的深刻反映，是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高度概括和理性升华。

众所周知,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不仅要深涵智慧的浸润，而且应当是简洁、明快、社会认同度高的几个基本理念。如英联邦提出的天赋人权、拓展观念、绅士精神；如法兰西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如日本提出的“忠、勇、诚”；如美利坚提出的自由、民主、人权……无论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公民，有了这样简明的核心价值为根基，不管他们内部生活、生产、生态博弈中出现怎样的矛盾、冲突和问题，无论身处怎样的社会阶层，人们总是能找到共同接受、各得其所的共同语境和解决之道。同时，面对世界，就有了自己的主心骨和民族魂，并显现其独特的文化魅力。

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比起中共之前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传播的角度来看，更便于记忆、传播，为主流媒体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方向，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然而，受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仍缺乏全面了解，尤其是社会认可度，未显示出一致性。因此，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仍需要进一步凝练，就如同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共产党员干部的核心价值观“为人民服务”一样简洁、明快，让人谨记笃行。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个核心理念，应具有开放性，与时俱进，避免封闭性，才能长久，深入人心。

三、中国共产党主流媒体构建核心价值观舆论场的历史考察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把挽救中华民族危亡当作自己的神圣使命，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紧围绕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两大历史任务，进行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其在长期的革命和执政中，始终高度重视舆论宣传和引导工作，借助主流媒体的舆论宣传平台，打造主流媒体的舆论场，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执政理念向广大人民群众广泛传播。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主流媒体舆论场发挥着不同作用，形成了传统优势，对提升我党舆论引导能力及加强其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其先驱者借助主流媒体的舆论平台，充当革命的舆论领袖，顺应民意地登高呼吁为革命造势，着力建设当时的主流媒体的舆论场，以激发民众中积郁已久的意见诉求和革命激情，用革命舆论来“唤起民众之觉悟”，启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进程。如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反复宣传“打到国际帝国主义”和“打倒封建军阀”两大口号，鲜明标示了中共当时的政治主张，也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被压迫民众的真正民意，代表中国民众的根本利益，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护和信任。还有，中国共产党为了使广大进步青年对“十月革命”炮响送来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停留在肤浅层面，在中国南北借助媒介手段形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有力推动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使灾难深重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前所未有地启迪当时民众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形成“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革命舆论共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1941年《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明确提出“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对于我们整个党的工作正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不可缺一。”在这一时期，面对国民党发动的历次反共高潮，毛泽东在指挥中国共产党做坚强有力的军事斗争的同时，广泛运用《解放日报》等党报、新华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等主流新闻媒体发起舆论攻势，军事战场和舆论战场的有力配合，打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击退了国民党的历次反共高潮，对蒋介石的反共阴谋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妥协，避免了抗日统一战线的破裂。例如，为了彻底击退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解放日报》在这一场宣传仗中发挥了主力作用，先后发表社论《起来！制止内战！挽救危亡！》《全体人民动员起来 把敢于向边区进攻的反动派打出去！》《根绝国内的法西斯宣传》等，又大篇幅地刊登边区军民准备抗击一切进犯的言论和消息。这些宣传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纷纷质问国民党。英美苏各大使警告蒋介石如发动内战则停止援助。《解放日报》又乘胜追击，接连发表了《论时局》《评 中国之命运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反对国民党的反动新闻政策》等文章，并集中力量对全党进行了一次戳穿国民党本质的教育，以打破人们对蒋介石的幻想。

又如，日本侵华后，他们在沦陷区各地建立日伪广播电台，充当日本殖民宣传的喉舌，借以毒害和麻痹中国听众。而国民党反动派采取的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因此他们的广播宣传具有双重性，既有主张团结一致抗日的积极内容，又有鼓吹“曲线救国”，反共反人民的消极内容。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广播宣传的重要性，如何利用真正属于自己的广播向中国广大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尤其是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的亿万同胞传递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的新闻，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舆论宣传工作一项重大而迫切的任务。

1940年12月30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以下简称延安台）开始播音，每天广播一次，两个小时，主要内容有中共中央重要文件、新华社播发的国内外消息、《解放日报》的社论和文章等。广播的主要对象是敌后根据地军民，兼顾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的群众。延安台与报刊、通讯社一起担负起党和人民喉舌的重任，做好抗日战争的新闻宣传工作。延安台在当时的广播宣传内容与党的宣传政策相一致。一是揭露皖南事变真相。延安台广播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军委发言人《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声讨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反共卖国的严重罪行，反击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二是为了推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延安台播发了陕甘宁边区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要文件《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介绍陕甘宁边区选举经验文章《选举运动中的宣传工作》等文章，向中国听众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之时，延安台还播出了一批重要文章，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争取中华民族全面胜利。三是将全国军民抗战的消息，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英雄事迹以及世界反法斯情况传递给中国民众。

许多听众从延安的广播中了解到国内外形势的真实情况，从中受到激励与教育，积极投身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去。延安广播在抗日战争时期条件虽艰苦，时间较短，但对中国民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担负起抗日战争的部分宣传任务，对全面抗日战争胜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延安台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它同报刊、通讯社一起履行着党和人民的喉舌功能，是当时国家、社会、人民所需，取得了民心，赢得民众的信任。

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宣传，处在民族危难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以民族、社会、人民的利益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充分借助主流媒体的舆论宣传平台，从而形成主流媒体舆论场，向中国广大受众宣传我党为争取国共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担负起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对外抗日，鼓舞教育更多的民众积极投身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去。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企图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建立独裁政权，独吞抗日胜利果实。中国共产党从人民利益出发，主张通过“和平、民主、团结”的途径，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人民民主国家，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地以革命舆论两手压制反革命舆论两手。这期间，新华社、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等积极配合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时针》的讲话精神，通过各种形式和手段，宣传共产党反对内战、制止内战的坚强决心，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暗里挑动内战，明里却嫁祸于共产党的丑恶嘴脸，帮助广大群众认清国民党的反人民实质，团结起来共同制止国民党的内战阴谋。

毛泽东一方面指挥军事斗争，另一方面指导新华社展开舆论攻势，被人们称为“新华社首席记者”、“级别最高的记者”。他撰写的《我军解放郑州》《东北解放军正举行全线进攻》《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别了，司徒雷登》等著名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具有震撼人心、鼓舞士气的神奇力量，对国内舆论和战局形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除此之外，被列宁称之为“不要纸张，没有距离的报纸”的广播，其作用格外重要。延安台立足解放区，面向全国进行广播新闻宣传，以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军官为主要宣传对象。节目内容以新闻和评论为主，先后办有《解放区介绍》、《解放区政策》、《对国民党军广播》等专题栏目。

在抗战胜利到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前，延安台利用新闻、通讯等形式重点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为内战准备的“和平”阴谋，介绍解放区的各项政策和建设成绩，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暴力统治，鼓舞更多的人民群众加入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当中去。延安台与党的报刊、通讯社相互协作，增强了党的新闻工作的宣传效果，更广泛地向人民群众传播了党的方针政策。

1947年3月延安台撤出延安，21日期，延安台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以下简称陕北台）。自1947年4月——1948年5月期间，陕北台依当时战略形势，把宣传重点确定为集中全力加强军事宣传和政治宣传来全面配合人民解放战争，及时传播中共中央重要文件和毛泽东的著作、讲话，发表有关战时的评论文章和报道人民解放军大反攻胜利的新闻，以动员解放区军民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群众共同战斗，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

在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的阶段，陕北台播发了毛泽东在淮海战役撰写的三篇广播稿《人民解放军总部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刘伯承、陈毅两将军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和《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这些广播稿在争取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最终胜利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1948年春，解放区地方广播事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其标志是在东北、华东和西北三大解放区相继建立本地区的中心广播电台，与陕北台一并在全国形成了广播宣传网络体系。

东北新华广播电台是东北解放区的中心电台，在宣传报道中，注意发挥广播的优势，抓好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提升了我党政治影响力。电台不仅有国内新闻、东北新闻、时事评论、名人演讲等节目，为了巩固东北根据地，电台还以新闻、通讯、评论等多种形式，报道东北广大人民群众的土地改革、生产劳动、参军参战等活动，为瓦解国民党军士气，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宣传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华东地区的中心电台是华东新华广播电台，除转播陕北台节目外，还有针对华东地区的自办广播节目。电台宣传的任务是：向华东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宣传中共中央的对敌政策；报道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民主斗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传达华东局领导机关的指示，报道华东解放区各条战线的成就和经验，鼓舞人民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

西北地区的中心电台是西北新华广播电台。按照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统一部署，西北台除转播陕北台节目外，自办的节目任务是向西北未解放的人民进行一定的宣传，分化瓦解西北国民党军队军心，争取早日解放大西北。

1949年3月25日，陕北台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开始面向全国广播，承担全国中央台的新闻宣传任务。随着当时中国形势的不断发展，北平电台的宣传任务不断扩大，其新闻宣传能力也不断增强，充分发挥广播宣传迅速及时、感染强的特点，以气壮山河之势向全国人民播发了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还有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两篇重大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军民士气。

除此之外，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还通过讲话录音、实况广播等形式报道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其中“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宣言激励了全国亿万听众，在全国人民当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1949年9月27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改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它实况广播了开国大典。全国各族人民和五大洲的广大听众从广播中聆听了毛泽东主席振奋人心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体系仍是以民族、社会、人民的利益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更加重视借助主流媒体的舆论宣传平台，在运用主流媒体的方式方法上更加成熟，从而形成主流媒体的舆论场，成功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的两手策略，同时把自己的“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和主张宣传给广大群众，为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做好了舆论准备，通过主流媒体舆论场的建设凝聚人心，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以团结各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商讨民主建国大计。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中国开始由新民主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过渡，再到初步探索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在这段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不少的政治运动，“左”倾思想的影响严重。我国的新闻媒体不可避免地卷入到全国的“大跃进”“反右倾”运动当中，一度为“高产”、“高速”、“共产风”等推波助澜，背离了新闻真实性原则，最终导致其浮夸作风严重，失去了新闻传播的功效，在人民群众心中的信誉大大降低。而在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的新闻媒体成了林彪、江青等反革命集团篡党夺取政权制造反动舆论的工具，散布了许多荒诞的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严重危害，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威信急剧下降。

而这一时期惨痛的失败教训证明了，若是党的指导方针出现了错误，媒体的新闻工作就会出现偏差，就会走弯路，从而影响到国家整个大局的稳定发展。新闻媒体在这一时期所形成的舆论场是被一些利益集团所掌握，为他们最终能够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行所服务，严重扰乱了社会正常秩序，致使国家陷入一片混乱当中。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时代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也导致舆论的波动，这对中国共产党舆论引导工作提出了非常艰巨的历史性挑战。尤其进入21世纪，我国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正经历着历史性转型和深刻性变革，“原本全国上下相当‘一致’的舆论表达发生改变，呈现出分散化趋势和多样化特征。舆论分散更能彰显和激发社会的活力与创造力，但是舆论过于分散，也必然会加大社会控制成本，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削弱社会发展的动力。”而国外的舆论环境与国内的舆论环境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新时期我国舆论环境的生态空间。一些不利于我国改革开放等的舆论，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在滋长、渗透，所造成的不良的社会舆论冲击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些构成了新时期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的新挑战。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以主流意识引领社会思潮，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元中谋共识，就必须充分借鉴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舆论引导的成功经验，着重建设我国主流媒体社主义核心价值观舆论场，从而强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舆论引导的深度和力度，引导受众增强高举一面旗帜、坚持一条道路和一个理论体系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是具有历史的必要性。

四、主流媒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舆论场的涵义

目前在我国的舆论生态中，由于传播渠道、传播主体、传播效果不同形成了不同的舆论场，这些不同的舆论场在社会生活中共同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形成不同的场效应，代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声音。新华社前总编南振中先生在2003年提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两个并不完全重叠的“舆论场”：一个是主流媒体着力营造的“媒体舆论场”；另一个是人民群众议论纷纷的“口头舆论场”。南振中先生所说主流媒体所营造的“媒体舆论场”实质上就是以党报为核心的官方媒体构成的官方舆论场。在这一舆论场中，党报等官方舆论场遵循执政党的意图与政令政策生成并传播官方舆论。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用胡锦涛同志的话说，就是“需要新闻宣传工作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营造健康向上、丰富生动的主流舆论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就是“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毛泽东、胡锦涛、习近平从不同角度阐释出官方舆论场的使命和功能。

南振中先生所指的“口头舆论场”随着门户网站、微博微信、社交社区、移动平台等新媒体的迅速发展，演变为“互联网的民间舆论场”。这是靠着巨大数量传递信息，逐渐聚合起社会的巨大群体性舆论，使得新媒体言论逐渐成为一种舆论场。网络空间众声喧哗、肆意表达、公众话语权得到空前释放，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都有可能被“围观”放大成极具轰动效应的重大舆论事件。更为严峻的是，灰色网络势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操控着网络舆论，网络水军、推手、打手、黑手等个体或群体组织干扰主流舆论，成为网络舆论场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另外境外势力也借助网络平台抢占互联网制高点，加深对网络舆论的影响。网络民间舆论场的话语权争夺日趋激烈，利益各方也促使了舆论话语、价值等分离。

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舆论场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从分离走向融合与共振，实现“同频共振”。主流媒体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舆论场，就是主流媒体在两个舆论场迭加构成的传播场域中，在传播深层结构上起着平台、桥梁的作用，让两个舆论场由对立到交集到交融，共同构建健康、和谐的舆论环境。如果两个舆论场不能很好地融合，而是保持差距甚至对立，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舆论引导便是失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也将难以取得成效。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舆论场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官方舆论与民间舆论就价值导向逐步达成共识的过程。

因此，笔者试着对主流媒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舆论场下定义：主流媒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舆论场，是指主流媒体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所形成的舆论氛围和平台。在这些舆论氛围和平台中，主流媒体是一个内嵌于特定政治体制框架的媒介系统，作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载体，向受众营造一个和谐的舆论环境，创新传播内容和形式，调控并保持这种环境氛围，以达成社会共识。主流媒体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舆论场是在一定的场域下进行的，“场”是意见形成的空间且是促进舆论传播的“催化剂”。这就形成了场效应，而这种场效应正是主流媒体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舆论导向。主流媒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舆论场通过平台搭建吸引更多的受众进行交流、互动，让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协商、沟通、共同作用；通过主动设置议题，与社会环境紧密联系，积极引导话语；通过独白式宣传到对话传播、高语境传播方式到低语境传播方式的转变，让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理性对话，有效互动，最终达到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有效融合、走向互动的目的，从而有效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效果。所要强调的是，主流媒体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舆论场不是简单的新闻报道的组合，而是对我国新闻传播资源的整合与重组。

第三节我国主流媒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舆论场的特点

一、整体性：反映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的价值诉求

主流媒体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舆论场产生出的主流舆论，反映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的价值诉求，具有整体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不是一些人群的价值观、不是一些地区独有的价值观，而是突出强调了它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以及个人的整体价值取向，指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和共同遵守的价值原则和行为规范，具有广泛性、普遍性。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发展目标上的规定，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全国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方面的要求，是引领我国社会和人民的价值取向，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价值导向的最高层次目标，是立足国家层面提出的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价值导向上的规定，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趋向和整体目标要求，是立足社会层面提出的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公民个人的底线价值准则，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道德准则上的规定，体现了我国公民所应遵循的根本道德准则，是立足公民个人层面提出的要求。

“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的价值取向、社会的理想认同、个体的精神追求，是文化的灵魂和基本遵循,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对西方文化进行了批判和超越，汲取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

二、开放性：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又能够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价值观

毛泽东曾经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传统价值观中所蕴含的家国天下、忠孝仁义、协和万邦、止于至善等思想成分，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价值追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源泉。

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立足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具有时代性，开放性的，是能够代表未来发展方向，在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

富强，指的是民富国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价值目标，要求坚持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最终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

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价值目标。1945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出问题。黄炎培先生问毛主席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同民主问题有关。什么是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呢？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这就要求着力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价值目标，要求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大繁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明与“人文”、“文化”密切关联，最早出自《周易》，指的是文采光明。《周易·贲卦》中有“文明以止，人文也”，意思即贲卦由在下的离卦和在上的艮卦组成，离卦体现出德性的灵明照察功能，艮卦体现出各得其所的安顿之意。因此，“文明以止”就是要通过心智与德性的灵明，让万事万物、人类社会得到恰当的安顿。那么以文明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是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一脉相承，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

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价值目标，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长期坚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大力建设生态文明。《周易·乾卦》有“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礼记·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是说天道至诚的确立，是至善德性的源泉，人们如果通过诚信持续地保有至善德性，并让此德性深厚地培育和扩充开来，并达到极致，就成为“保合太和”的境界，也即全面丰富的和谐、通畅、顺利。

自由，充分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要求人的自由发展这一根本方向。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应当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社会的“自由”要求全社会在遵纪守法的环境下运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的各项利益，使之个人个体发挥最大的自由，让整个社会与个人的创造力真正释放出来。“自由”指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自由，而非资本主义的自由。在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指的就是中国传统的自由观，即天道与人道互动相通，让天地间的人与物各得其所，人们都安分守己，达到真实的自由，达到天人合一的自由境界。

平等，在整个社会中形成效率与公平、阶级与地位、奉献与所得的相结合基础之上的人人平等，充分尊重对每个个人人格和权利的尊重。中共十大八报告强调“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

公正与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是中国现阶段不断发展的民主政治的努力方向。社会的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人民生活幸福的基石。而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孟子指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荀子“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都是强调法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爱国，是社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的体现。无论是哪个朝代的中国精神，都具有共同的永无改变的核心元素，那就是爱国主义。中华民族是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和精神的民族。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在强权面前不屈服，在挫折面前不气馁，勤劳勇敢、诚实守信，不怕困难、顽强拼搏，不畏强权、敢于斗争，追求进步、崇尚先进、形成了宝贵的民族性格，在此基础上，逐渐凝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敬业，是兴业之首要，要求公民脚踏实地、忠于职守，持之以恒，倡导我国公民干一行爱一行，不断创新，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论语》有“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安其居，乐其业。”

诚信，乃处事之根基，只有诚实守信才能赢得他人的信任。每位公民立身处世，当以诚信为本。“诚”，是儒家为人之道的核心思想。宋代理学家朱熹认为：“诚者，真实无妄之谓。”而“信”，程颐认为“以实之谓信。”因此，诚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诚实不欺，讲求信用，人与人之间应该真诚相待。它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华夏民族最崇高的品质。

友善，是立身之道，倡导和谐相处，形成团结一致、奋发向上的社会合力，营造良好的和谐氛围。

综上，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合了不同维度的理论来源，汲取了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取了世界优秀的文明成果，反映了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的价值诉求。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引导国家朝着美好未来发展，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为全社会营造积极向上的主流价值导向，公民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引领广大公民文明全面发展，三者各具特色，又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三、互动性：主流媒体作为平台，与政府、民众三者多维互动，充满活力的价值诉求

主流媒体所构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舆论场，是动态的、自由的、充满活力的。主流媒体作为“喉舌”，要反映党的声音，传递党和政府的政策与精神，表现出由政府主控的性质，在新媒体时代，仍然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比其他意识形态更直接影响政府的活动、群众情绪和社会舆论。在这个舆论场中，主流媒体作为平台，作为支点，与政府、民众多维互动、协调沟通，创新传播内容和形式，聚合社会各方面的舆论力量，形成和谐统一的舆论场。

摘自：王慧著 《我国主流媒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舆论场建设研究》，社会文献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