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在即 钟南山有这几句话要对你说
经济日报出版社：“南山风格”中的“合群”很特别，有什么特别用意？
魏东海：当时我跟院士讨论是不是团结比合群更好。院士解释说，团结是对一个团队的要求，合群主要是从个人的角度。他有三层意思，第一是在一个团队里，作为一名骨干，你要能融入这个团队中，与大家合作共事；第二是假如你是这个团队的领导，你要擅于带领一个团队工作。第三是，在当今社会，一个人再有才干，如果不合群，不懂团结，离开了集体，你将一事无成。我想这个意义更深刻。
经济日报出版社：“南山风格”对医学教育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魏东海：我觉得，它所产生的影响可以拿广州医科大学来举例。“南山风格”对我们学校的医学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年我们做了一个活动，叫“一个活动产生一本书”。当时这本书的书名来源于卫校的学生送给钟院士的一个匾额，上面写着“勇敢战士”这四个字，条幅的右边写着钟院士的话，“医院是战场，我们是战士，我们不上谁上”。这种精神深深地影响着学校的医学教育，后来我们学校成立了南山班，又扩大了南山学院，医学教育是很特殊的一个情况，自1910年弗莱克斯纳的医学改革之后，我们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教师为中心，以学科为基础；第二个阶段是，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基础；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现在所倡导的，以病人为中心，以胜任力为导向。南山班这三个方面的改革，都是在钟院士的指导下进行的。其实主要体现的是钟院士的教育理念：学本事，学做人，强体魄。此外，在教育模式上，我们把医学教育的三种模式融合起来，南山班的实验是非常成功的。最后，我们的医学教育是要培养什么的人，他提出不同的见解，即我们不仅要培养医生，也要培养医院的行政管理者，更要培养医学的科学研究者。因而，他对广州医科大学的医学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个人相当于“五个人”
经济日报出版社：从你们十多年的相处中，你认识的钟院士有什么特别之处？
魏东海：从我平时的对钟院士的了解，我觉得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五个人”。他是一位好医生；他是一位好老师；他是一位运动健将，因为他打篮球健身；他也是一位敢医敢言，关心国家大事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他是一个广州人，广州人的务实低调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我给你讲个小故事，最近说要拍一部电影名为《中国医生》，说到选演员这几件事，我觉得饰演钟院士的演员可能比较难选。大家提出很多选项。若要找一个具有“五个人”气质的演员的确很难。比如说，一位演员很儒雅却没有运动员的体魄，可能就不像钟院士；而有运动员的气质又没有教师的气质的人也难演出他的风采。
经济日报出版社：有没有你印象深刻但在书中没有写出来的故事？
魏东海：有，这个书一共分为8章45节，每节一个小故事，就是45个小故事，我在后记中又写了5个故事，总共用50个故事来展示他84年的人生。不过，有一件事我没有写在书中。因为这件事还没有完成，但这件事让我非常感动，那就是钟院士在他70 多岁的时候提出要在广州建立一个国家呼吸医学中心，而不是建一个呼吸医院，也不是研究所。呼吸中心是2014年4月立项，占地多少127亩，建筑面积21.7万平方米，总投资额26.98亿元，明年建成后的主要功能：医疗、科研和教学，水平定位是世界一流。它从立项到现在经过6年多了，难度很大，很多事情他都亲力亲为，包括协调各方面的关系，现在看来胜利在望。前几天，习近平总书记接见有关专家学者的时候，他专门跟习近平总书记进行汇报，并表示呼吸中心将在2021年建成，将来这个呼吸中心对于解决疑难杂症，对搞科研，对国际化人才的培养都会发挥重要作用。我为什么会被这件事感动呢？因为他84岁了，他还是不断低追求新的目标。我觉得，可以用八个字形容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让导师为他转身的性格特质
经济日报出版社：有一个“两封信”的故事，您能给我们讲一下吗？
魏东海：钟院士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的人，那是1979年。当时他讲起这些经历，我们都非常感动。当时钟院士出国的时候很穷，从北京出发，坐了9天的火车。经过苏联、德国到英国。路上还有一个小插曲，他们当时带的洗衣粉到德国被查，最后涉险过关，还差点误了火车。还一件很有趣的经历，他到英国后，先进行了8周的英语培训，在培训的时候接到了导师弗兰里的信。导师说：“钟先生，你们中国医生的资格在我们这是不能行医的。所以你到我实验室，我给你八个月的时间。八个月后你就得另外找地方。”钟院士本来带着满腔热情出国，看到信后却似被泼了一盆冷水。但是，他下决心一定要学好。后来他跟我们说，他把信揣在兜里，每次遇到困难时，就把信拿出来看一下。后来他去了弗兰里的实验室，白天跟着临床观察，晚上泡在资料室里充实基础知识。这是第一封信的故事。
当他1981年准备回国时，导师弗兰里热情洋溢地致信中国驻英使馆。他这样写道：“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曾经与许多国家的学者合作过，但我坦率地说：‘我从未遇到过一个学者，像钟医生这样勤奋，合作得这样好，这样卓有成效。’”那天晚上，钟院士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终于让他们明白了中国人还是有值得别人学习的地方。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做中国人骄傲。”这就是“两封信”的故事。
经济日报出版社：听说还有一个故事也很精彩，让导师对他刮目相看？
魏东海：这就要讲一讲“800毫升血和60支烟”的故事了。在导师弗兰里实习期间，他决定要做一个实验，就是一氧化碳在血液中运输影响的实验，这跟弗兰里的研究方向是一致的。其中要用到一个很重要的仪器——血液平衡仪。不巧，这个仪器刚好坏了，后来主任让他等到买完新的仪器后再使用。钟院士却决定要修理这台仪器，他就从自己身上抽了800毫升血，经过30多次的实验终于校准了这个仪器。后来这个实验非常成功，也感动了周围的人。懂得医学常识人的都知道，抽血200－400毫升对人体是无害的。而800毫升血却大大超出了这一正常范围。在做实验的时候，他让同事往他身体里打一氧化碳。假如一氧化碳在血液中达到15％的浓度，相当于你抽了几十支烟。当时他的同事说：“你快停下！”他还是让同事增加一氧化碳，最后达到了22％的浓度，相当于吸了60支烟。就这样他通过这种采集到了宝贵的数据，又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将这篇文章写了出来。钟院士不但证明了弗兰里的公式，同时修正了其公式的不完整性，这一下子在整个爱丁堡医学院对他的印象就改观了，所有的人被钟院士坚毅的精神所感动了。在最后的几个月，他就到了伦敦的一家医院。在这家医院，他的项目跟伦敦的一个麻醉学的教授的实验成果是不一致的。钟院士在大会上基于自己的科研事实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最后得到了这位教授的认同。而他提出相反意见的文章竟是那位教授在五年前发表的。可以说，这是钟院士对权威发出的挑战。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在2003年他愿意站出来，为什么在2020年他可以站出来，就是因为他是基于事实，挑战权威的精神。他有一句简单的话很精辟：“我们尊重的是事实，而不是权威。”我想当年他就有这种品质。2003年他敢说真话并不是偶然的；2020年他再次挺身而出也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