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伦：翻译没有捷径
□本报记者 李婧璇
翻译没有捷径可走，只有多练习。对于初入行者，更是如此，只有多练，达到一定量的积累，才会有质的提升。
——群岛图书创始人 彭伦
因为喜欢书、爱读书，他做起了翻译。因为想让自己喜欢的书被更多的读者看见，他转行做起了出版。
对于翻译，对于做书，群岛图书创始人彭伦有着自己的坚守，他说：“其实，做书就是播撒种子，你喜欢的书，好书，当然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如果是很烂的书，越少人看到越好。”
在大家感慨书业生存不容易的当下，彭伦依然坚守着自己的理想：理想的出版业是找到理想的读者。
把爱好当成事业
对于彭伦而言，从事文学翻译出版，虽是兴趣使然，但也纯属偶然。2004年，彭伦已经在《文汇读书周报》做了3年记者，对于这份工作有了些许倦怠感，“出书与写新闻报道不一样，你出的一本书可以被许多人读到，保存，过了很多年还会有人读。”
做记者的彭伦，一直报道出版业和文学界的动态，跟出版社有很多联系。那时，他经常跑上海译文出版社，结识了同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的学姐黄昱宁，“一天她问我有没有兴趣翻译菲利普·罗斯的《遗产：一个真实的故事》，能翻译这么有名的作家的作品，对于我真的有点受宠若惊，书都没仔细读，就一口答应了。”
真正开始着手翻译时，彭伦才意识到这是块难啃的“骨头”，“罗斯的句子往往很长，从句套从句，很多句子的单词都认识，连在一起却琢磨不透意思。”认真的彭伦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才翻译完这本7万来字的书。图书上市之后的好评，让他深受鼓舞。
2004年，上海九久读书人成立，彭伦在同年入职，成为最早的一批编辑。当初，正是读了从上海外文书店买的《我与兰登书屋》原版，才让彭伦立志从事出版工作，“就觉得做一个出版人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我希望自己能翻译、出版它，希望将来能够成为这样的出版人。”于是，《我与兰登书屋》便成了彭伦改行以后策划的第一本书。“作者性格幽默活泼，讲了许多出版人与作家的有趣逸事，翻译起来动力十足。”彭伦坦言。
《我与兰登书屋》以及彭伦后来翻译的《天才的编辑》，被很多出版从业者当作“职场宝典”。在彭伦看来，翻译没有捷径可走，只有多练习。对于初入行者，更是如此，只有多练，达到一定量的积累，才会有质的提升。这是彭伦的心得。“能把爱好当成事业，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阅读的人不是孤岛
四十不惑，2016年，恰好40岁的彭伦，决定离开工作了12年的九久读书人，创立图书品牌“群岛图书”，“做自己喜欢做的图书”。
关于“群岛图书”这个品牌的名称，彭伦思索了许久。“阅读的人不是孤岛。”这是彭伦为“群岛图书”品牌设计的口号，“希望可以把更多符合我个人理念和判断的作家和图书介绍给读者。”彭伦坦言，个人的力量是限的，出版是团队工作，需要和出版社紧密配合，共同合作才能实现。
今年的上海书展，群岛图书联合上海译文出版社为爱尔兰作家萨莉·鲁尼的小说《正常人》所做的系列推介活动反响热烈。这位时下热门的“90后”女作家，其首部中文版引进作品《聊天记录》，便是彭伦在2016年年底果断买下的，“大众出版不好做，考验的是经验和眼光。”
对于出版，彭伦有着自己的理想和坚守。在他看来，成功的图书品牌应该代表出版人、编辑的审美趣味和风格，要有格调、体面，体现出一定的社会责任感。“通过我们的努力，为读者提供有品位的精神食粮。”
助力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
10余年的外国文学出版经验，加之彭伦几乎每年都会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或伦敦书展、文学节以及各种出版交流项目，结识了众多外国出版人和编辑，2017年，彭伦开始考虑代理中国作家的海外版权。他相信中国并不缺少好作家、好作品，但比较缺乏有效的版权输出渠道和方法，中国文学作品的国际市场其实深具潜力。
彭伦开始找自己比较熟悉的作家陈村、小白、双雪涛约谈国际版权代理。“经小白提醒可以找金宇澄谈，见到金老师后，他跟我介绍说，前些年《繁花》的版权几乎要签给一家法国出版社，却不知为何不了了之。”彭伦说，自己找到金宇澄时，已经有了英文和日文的部分章节译文。拿着这些样章，整理好介绍性资料，2017年年中，彭伦开始四处联络世界各国的出版社。
彭伦坦言，一开始只有美国著名的文学出版社法勒-斯特劳斯-吉鲁出版社（FSG）的编辑杰里米·戴维斯愿意找人写审读意见。因为是导演王家卫的铁杆粉丝，杰里米一听说王家卫准备拍摄《繁花》，表现出了很大兴趣。“即便如此，好几个月过去了，仍旧毫无进展。”于是，王家卫介绍了自己美国经纪公司负责图书版权的经纪人，帮助彭伦一起联系出版社。
“因为王家卫导演的帮助，法勒-斯特劳斯-吉鲁出版社在2018年年末决定要出版《繁花》。”彭伦介绍，截至目前，《繁花》已授权8个国家的主流出版社。
“中国文学要走出去，光靠翻译是不行的。正如中国的出版社选择外国的选题购买版权一样，中国图书版权的输出也应该像引进一样，走符合国际出版规律的专业途径。”彭伦表示，期待将更多的中国作家的好作品推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