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愈率46.6％ 不能让我满足”！孙燕院士讲述他的肿瘤防治中国梦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经过70年的励精图治，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医疗卫生状况和国民健康水平取得了长足进步，人均寿命不断增长，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
为帮助读者系统了解我国在医学健康方面取得的成就和未来发展目标，《生命时报》推出“新中国成立70周年院士访谈”栏目，以飨读者。
建国初期，肿瘤不在我国的常见病之列，临床肿瘤学的底子很薄。直到1957年，中央敏锐地注意到肿瘤在卫生工作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决定将北京正在筹建中的国际医院改建成肿瘤医院（即现在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建院初期，经多方论证决定，肿瘤医院将被建成“多学科综合治疗”模式。从此，孙燕开启了他从事发展临床肿瘤学，特别是内科肿瘤学的人生。
本期，《生命时报》（微信内搜索“LT0385”即可关注）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教授孙燕，为大家讲述抗击肿瘤的奋斗历程。
受访专家
孙燕，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教授
本报记者 | 张 芳
本文编辑 |董长喜
医院被拆散，专家被下放
“建院初期虽然底子很薄，但那时大家都认识到这是人民的需要，十分勤奋地工作。我们经历了一段快速发展的时期，具有里程碑式的事件是由时任卫生部长钱信中带领的中国代表团参加1962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八届世界肿瘤大会，当时吴桓兴教授报告了抗肿瘤新药N-甲酰溶肉瘤素治疗睾丸精元细胞瘤，以及宋鸿钊教授关于高剂量化疗治疗绒毛膜上皮癌的结果，被称为‘药物治愈肿瘤的典范’，受到广泛赞誉。”孙燕院士说。
“但很快，文化大革命来了，四人帮说肿瘤学是高精尖科学，研究肿瘤劳民伤财，应该取消。我们医院几乎被拆散，有名的教授、业务骨干都被下放到农村。谷铣之被下放到河南林县搞食管癌，周际昌被下放山东搞胃癌。我在1970年被安排去了甘肃定西。1971年，陈毅元帅、美国记者斯诺先后患癌，1972年周恩来总理明确提出‘肿瘤不是高精尖，而是常见病、多发病，肿瘤医院应当恢复’，我们才被调回北京，并成立了肿瘤研究所。改革开放后，临床肿瘤学终于进入迅速全面发展阶段。”
1960年，青年医师孙燕（左一）参加全院乳腺癌大查房（中间坐者为吴桓兴院长）
上世纪70年代，
便绘制出中国第一张癌症地图
据孙燕介绍，1947年，北平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系卫生所曾做过一个北平市（现北京市）东城区人口死亡原因的调研，肿瘤排在第11位，不属于常见病。排在前十位的主要是新生儿死亡、急性传染病以及营养不良性疾病等。随着卫生事业的发展，这些常见死亡原因疾病被控制以后，肿瘤的排名很快上来了。“1973年，我撰写一本肿瘤科普书时，又去北京市卫生局查阅居民死亡原因的统计数据，结果发现肿瘤已经排到了第4位。”
严峻的肿瘤发病情况，引起周恩来总理的重视。在他的指示下，1975~1978年，大批肿瘤流行病学、卫生统计学工作者与全国各省份的近百万医务工作者一起，完成了当时共计8.5亿人口的死亡情况调查，编辑出版了享誉世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地图集》，并绘制了第一张作为国礼赠送外国元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癌症死亡分布图》。
孙燕说，他当时正在美国学习，看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英国广播公司（BBC）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世界关注度很高。
这本“地图集”摸清了中国不同恶性肿瘤的高发地区，进而做了国际上最为出彩的一系列高发区癌症研究成果。其中有1957年就开始的河南林县食管癌研究，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在基层开展肿瘤防治的典范”；江苏启东肝癌高发区研究也成为全世界参考的样板，并造就了我国非常有名的两位院士——吴孟超院士和汤钊猷院士；在鼻咽癌高发区广东，诞生了世界领先的鼻咽癌病因、预防、治疗研究成果。
从1975年开始，孙燕在云南个旧参加云锡矿工肺癌的调研和防治工作。1981年，他首次在华盛顿美国临床学会年会上报告了矿工肺癌研究成果，并于1984年在昆明和个旧市组织八国专家参加的会议，确定了矿工肺癌的病因和防治规划。
孙燕说，得益于基础调研和防治研究的各项成果，如今上述肿瘤高发区，癌症都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死亡率和发病率下降的目标。
国产抗癌原研药走上快车道
回顾过去，孙燕说，1959年起步时，他的整个科室只有2个医生、5张病床和4种抗癌药物。那一年，孙燕30岁，周际昌29岁。在各个方面的支持下，学科发展迅速，但药物研发工作却进展缓慢。
“1986年，我国成立了‘抗肿瘤药物审评小组’，由我和管忠震教授负责筹建并起草了相关文件，可直到1994年，我国仍然是仿制药多，原创药很少。”
1993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四大名医合影，左起依次为：屠规益、孙燕、黄国俊、谷铣之。
“我清楚地记得，2004年我们一行6人赴英国参加一个多国多中心药物试验研究的总结会。大家在谈论中热切期盼‘何时能主持我们自己研制的新抗肿瘤药’。没想到不久后，这样的时代就来了。”
孙燕说，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相关政策更好，很多国外学子纷纷回国创业，他们起点高，加上我国已经培养的大量人才有能力进行临床转化研究，我国创新抗癌药物的研发自此进入快车道，有些生物制药企业不到10年就能制成世界级的创新药。“十五期间我们研发出了重组血管内皮抑素（恩度），十一五研发出了埃克替尼（凯美纳），十二五研发出了西达本胺和阿帕替尼，十三五还没有结束，但近一年已批准11个新药上市，其中很多都是国际上热门的药物。”
2017年，中国正式加入原来只有欧美和日本组成的互相承认临床试验数据的国际组织ICH，成为创新国家的成员。今年9月初，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世界肺癌大会上，有关安罗替尼的报告收获了非常不错的反响，“我的很多外国朋友都专门发邮件表示祝贺。”孙燕感慨道。
“治愈率46.6%，不能让我满足”
进入新世纪，由于循证医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临床肿瘤学进展迅速，中西医结合也取得了一些突出成果。其中，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是我们对世界医学的重大贡献。
王振义院士和陈竺院士先后证明了全反式维甲酸在治疗APL中的作用和机理。其与三氧化二砷注射液结合的“上海—哈尔滨模式”得到国内外学者一致认可，成为国际上治疗APL的金标准方案。
此外，从薏米中提取有效成分治疗肺癌、肝癌等肿瘤；从姜科植物温莪术（温郁金）挥发油中提取有效成分治疗癌性胸水；从槐耳提取的槐耳颗粒用于肝癌手术后防止复发等成果，都给癌症患者带来了福音。
孙燕现在负责的两项临床试验，一是从天然海藻中发现的一种全新小分子化合物，有望提高非小细胞肺癌的化疗疗效；二是从中药淫羊藿提取的小分子化合物，可能对原发性肝癌有比较好的疗效。
孙燕说：“中医中药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也是抗癌的重要部分。我们的任务是通过现代医学最新的方法阐明其作用原理，使之融入临床诊疗实践。40年来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已经取得了诸多成绩，却远远不够。比如，我多年来对肿瘤病人阴虚十分感兴趣，甚至教外国同行认识什么样的病人已进入阴虚状态，还曾经专门招收一位博士研究生，但目前看来推广难度仍然很大。”
肿瘤事业的发展在中国是有目共睹的。1997年，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在北京成立。到2015年，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被正式定为一级学会，仅会员就超过2万人。
2019年的CSCO年会，参会人员超过3万人，其中外宾600余位，成为国际上仅次于美国临床肿瘤学会的第二大专业学会。在政府支持下，CSCO还为我国13种常见肿瘤制定《诊疗规范》，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当前最新最好的诊疗选择。这无疑会进一步提高我国临床肿瘤学医师的诊疗服务水平。
对中国未来肿瘤防治工作的发展，孙燕很有信心。他说，一方面，我们正努力抓癌症预防，比如加强环境治理、重视全民筛查、全面控烟等，都能看到向好的趋势。另一方面，我们的治疗水平正在提高。2015年，癌症死亡率已进入平台期，治愈率也达到40.5%，离“健康中国2030”提出的46.6%相距不远。
孙燕说，他的中国梦是让肿瘤发病率下降，死亡率显著下降。“我可不满足于治愈率46.6%，到2030年肯定会更高。我只希望自己能健康长寿，亲眼看到梦想的实现。”
本期编辑：王晓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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