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后，联合国抓住了短暂的时代机遇，在克服各国政治、文化、宗教与意识形态上诸多差异后，最终制订出一份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权标准《世界人权宣言》。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杰出外交家张彭春从中斡旋，对《宣言》的起草和通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作为《宣言》经济与社会条款的坚定支持者，张彭春总是支持《世界人权宣言》应当与盎格鲁—美利坚传统国家更具有个人主义色彩的权利文件有所区别。在一次调停中，他强调，要理解权利就必须将其与义务相联系。一个人只有意识到他的义务，他的道德水平才会进步。而联合国的目的应是增加人们的道德高度，不是促进自私的个人主义。在另一个场合，当讨论到是否删去《宣言》第一条中“亲如兄弟”般对待他人的表述时，张彭春又成功地说服大家接受将这一表述置于文件开头，避免让《宣言》中的权利看上去显得具有个人主义色彩。哈佛大学著名比较法和人权法学者玛丽·安·葛兰顿在《美丽新世界： 世界人权宣言 诞生记》一书对《宣言》的起草历史进行了专门研究，并对张彭春发挥的历史作用大加赞赏，下面特摘录该书中译本序言，以飨读者。】 虽然今日世界有关人类自由与尊严的跨国界讨论都会提到联合国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但是围绕其三十个条款的解释、范围与限制，争议始终在继续。 正是这些争论的持续促使我展开了研究，并最终写成了《美丽新世界》一书。我很好奇，对于回答诸如《世界人权宣言》是否只是一项“西方”发明这样的问题，这一划时代文件的起草历史是否能提供任何启示？对于参与创作这一文件的人们，我也想了解更多：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认为《宣言》大胆断言其内容具有普遍性是正确的，也想知道他们如何思考“政治与公民权利”以及“社会、经济与文化权利”两部分内容之间的关系。 玛丽·安·葛兰顿与其新书 因此，我前往哈佛法学院图书馆，计划读上一两本关于这一文件起源的书。出乎我意料的是，几乎没有这方面主题的书。即便是创作者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谜：一些美国人说，这是埃莉诺·罗斯福起草的，她担任主席的委员会负责主持这一文件的准备工作；一些法国作家声称，这一荣誉归于杰出的法学家勒内·卡森；还有一些加拿大人则坚持认为，文件是联合国首任人权司司长约翰·汉弗莱脑中的产物。然而，我所发现的事实真相远比这有趣得多：我的研究显示，这一文件其实是多种文化交融的独特成果。 我要特别感谢刘轶圣律师，他将创作《世界人权宣言》的精彩历史呈现在了中文读者面前。我也感到很荣幸，杰出中国外交家张彭春的成就现在可以在他的祖国为更多人所知。张彭春不仅是《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工作的关键参与者，还在促使这一文件被联合国大会接受的团队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代，尽管生活在暴政下的经历已经提供太多对人间产生绝望的理由，但是具有远见的人们仍决心帮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更安全，而张彭春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那个时期曾与张彭春一起紧密工作的人们对于他的能力印象深刻，特别是他能消除误解、减缓焦虑。起草过程中时常会发生分歧，他也有能力促进共识。约翰·汉弗莱在他的回忆录中将张彭春描述为人权委员会最令人尊敬的代表之一，是一位“妥协艺术大师”，也是一位务实的思想家，他“表面上是在引用儒家格言，实际却经常提出可能让委员会走出僵局的方式”。 《宣言》起草小组第一次会议现场（UN Photo/MB） 1947年6月，《宣言》起草小组第一次会议。人权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代表张彭春在会议前向罗斯福夫人致意。（UN Photo/MB） 张彭春作为“妥协艺术大师”的能力毫无疑问要归功于他对多元文化的广博学识。自成年后，他的多数时间均致力于让西方更了解中国，同时让中国人熟悉其他传统的理念。张彭春于1940年至1942年担任中国驻土耳其大使，1942年至1945年担任驻智利大使。在此期间，他对伊斯兰文化产生了兴趣，并系统地认识了南美国家存在的问题。作为中国高雅文化的爱好者，他还曾倡导将中国戏剧、戏曲和文学的财富呈现给西方的观众。 对于所承担任务的难度以及该任务未来将要面临的挑战，张彭春与他的同事们并非不清楚。是否存在着地球上每个人只要“生而为人”就应当拥有的权利？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些权利又都是什么？这些问题从一开始就困扰着这一雄心勃勃的后二战时代人权项目。新创立的联合国刚宣布计划制订一部“国际权利法案”不久，怀疑者们便提出疑问：协议的内容是否有可能在联合国多元化的会员国中得到实施？ 1950年4月，罗斯福夫人（左二）、张彭春（右二）与马利克（右一）共同出席联合国举办的一项人权展览的开幕式。罗斯福夫人身后悬挂的便是《世界人权宣言》。（UN Photo/MB）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以无反对票的形式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对《宣言》的制订者们而言，这是令人鼓舞的。但是，八张弃权票（分别由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六个苏联阵营国家投出）的存在也是一个警告信号，预示前方道路不会平坦。即便在投赞成票的国家中，很快就能明显地看出，正式批准一份不具有拘束力的文件与完全接受其内容还是两回事。鉴于各国、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与政治差异，是否存在可以普遍适用的国际标准？这一问题的答案自始并且持续存在着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