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书评周刊评王安忆作品《长恨歌》(图)

图为原文插图，作者清水裕子（Yuko Shimizu）

美国《纽约时报书评周刊》2008年5月4日文章：上海小姐（作者：弗兰西尼•普罗斯/FRANCINE PROSE）

王安忆中期作品的杰出之作《长恨歌》中，女主角王琦瑶在前往当铺的路上偶遇十二年未见的程先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晚期，人物摄影师陈先生给王琦瑶拍摄了一张照片；照片上了杂志，之后她赢得了上海小姐选美比赛第三名——她生命中的一个小巅峰。他们再度重逢，已是20世纪60年代。悲剧和不幸的浪漫主义让王琦瑶声名扫地；她怀上了情人的孩子，却拒绝透露对方的身份。当时的食品短缺让很多人难以为继，程先生出于同情，邀请王共进一顿有米有肉的简单午餐。在他的公寓里，“眼睛适应了黑暗之后，她看到内在的小世界几乎没有变化，那个小房间好像被装入了时间的密封舱。…王琦瑶没能理解，正是这个神秘不变的小世界，成了变动不居的外部世界的一张底根”。

这些观察可以成为这部美妙小说的题词，在诸多主题中，小说考虑的是什么能够持久，什么能够保持不变——什么能够抵挡住时间的流逝，又是什么会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屈服。本书的时间跨度始于1945年，终于40年之后，这一点以及内容方面对女性生活的关注，都可以看成对张戎《野天鹅》的追忆，后者的作品是对她的家庭在那个时代遭受的痛楚的回忆录。但事实上，两部小说却完全不同。

小说中，上海独特而神秘的弄堂和她的市民一样具有强烈的现场感，为诸多诗意的描绘提供了场景，正如这段少女卧房的描绘“一切都可能发生，即使忧愁都是喧哗吵闹的。下雨时，雨点在窗上写下‘忧愁’两个字。弄堂后巷里的迷雾也模棱两可地令人忧郁…” 对于渴望逃离这些空间的少女而言，历史也经过了时尚透镜的过滤。共产党的到来让蓝色的“解放装”代替了她们精致的绣花旗袍；然而，当服装店在林荫大道上开业，购物的热情在人群中传染，王琦瑶的女儿和女儿的同学敏锐追逐“街头最热门的时尚”时，我们知道，一个更自由的时代已经开启了。与此同时，这个城市已经变得令人几乎难以辨认。到最后一章，老上海已经成了一个受污染的现代都会，弄堂的迷宫蒙上了丑陋的高层建筑的阴影。

形成对比的是，小说的角色，或是或非，都有一种独特不变的特质，不光超然于历史的教训之外，也丝毫不受个人经验的影响。多少强制的“解放”都无法让王琦瑶的邻居超越他们的谈话，无法让他们原谅王琦瑶和有钱有权的李主任在一起的罪恶。王琦瑶的闺中好友蒋莉莉成为坚定的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之后，穿上了军装，努力用自我训练替代原先的自我放纵。她年轻时的“舞风弄月被钢铁般的觉醒和无私的牺牲言语所替代。”蒋莉莉仍然仰慕温文尔雅的程先生，可程先生的心却在给王琦瑶拍过照片之后就永远地属于了后者。

最后，是王琦瑶，承受了最多，却改变地最少，正是王安忆对女主角复杂而敏锐地描述最好地展现了她小说家的天赋。迈克尔•贝里和苏珊•张•伊根优雅的翻译中，只有少数被不和谐的美式俚语破坏，有助于我们了解，王安忆何以成为华语世界最受好评的作家之一。

尽管有人告诉我们，王安忆的女主角无时不刻不在思考、感受，她的本质特点对我们来说却很明显——只要我们观察到在其一生中不断出现的模式就能发现。她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置于三角关系之中，无法看到在过程中她造成的痛苦，尽管处世分寸得体，却没能充分理解他人情感的炽热激烈。

小说尤其敏锐地阐释了女性友谊的主题，什么让女孩和女人们在一起，又是什么让她们分开。王琦瑶对女儿的爱甚至不如对女儿最好的朋友，后者与生俱来的自如的时尚感唤醒了王琦瑶年轻时的魅力。

当王琦瑶终于理解，（并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自己激发的男人对她的热情之后，却为时晚矣，她已伤害他们太深，以至于身边的男人没有选择，只能离开她。但尽管有种种不是，她却从未无情过。作为一个异常美丽却平凡的女人，她太容易在时尚、财富和欢愉面前盲目，而认识忠诚和仁慈的价值却太过缓慢。当《长恨歌》归于暴力、忧郁、悲伤的恰当结尾时，读者或许可以感到对小说中逝去时光普鲁斯特式的怀念，萦绕于王琦瑶心头的忧伤，弥漫在迷人的、几乎消失殆尽的上海弄堂的悲伤。（编译：朱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