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说闽南话的荷兰汉学家包乐史:与厦门“甜蜜结合”36载硕果累累

厦门网-厦门日报讯（本组文/记者 陈天助 本组图/厦大南洋研究院提供）“甜蜜的结合”，源于包乐史的作品《苦涩的结合(bitter bonds)》，该书曾获荷兰“金猫头鹰奖”，为他的代表作之一。题目的借用方法，其实是从包乐史那里现学现用的。他曾用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给自己的书取名为《看得见的城市》，自称这是对卡尔维诺的致敬。我们就用“甜蜜的结合”，向这位70岁的著名荷兰汉学家、厦门的老朋友致敬。

包乐史(Leonard Blussé)，这个名字很特别，因为热衷研究历史，他在台湾修学时，老师给他取了这个中文名字。厦门同行喜欢称他为“老包”，显得亲切、本土化。

老包1946年出生在荷兰鹿特丹的船业世家，1972年获莱顿大学汉学硕士，1986年获莱顿大学历史学博士。他通晓英文、中文、日文、印尼文、荷兰文、法文。1980年开始在厦门大学访学，后受聘为客座教授，在东南亚史、东亚史、全球史等研究领域，特别是华人华侨史，享有极高声望。

老包最近这次中国行，是他荣获“第十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之后应国家文化部邀请，出席2016“东方文化研究计划”项目。他参与文化部项目后，即到厦门大学参加南洋研究院成立60周年庆典。他是客人，也是主人，因为他在这里待的时间长，朋友多，合作成果喜人。

对厦门的想象

源于祖辈航海经历

建南大礼堂边的南安楼是一幢历史风貌建筑，本报记者和老包的谈话就安排在这间狭长的老房子里。这是老包在厦门大学的办公室，他特别满意这里的历史感。他指着窗前大海说:“刚到厦门时，船帆点点，与现在完全不一样。”老包1980年来厦，应该是当时入闽的最早学者之一，此前他曾在台湾大学进修，会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会飙几句闽南话。

老包家学深厚，家族曾经营过出版社，至今他家中收藏古董书，包括中国线装书。他家的墙上挂满帆船图画作品，都是祖传藏品。他说，祖辈也曾经拥有远洋船队，参与荷兰与东南亚和中国的海上贸易。所以，他自小对东南亚、中国东南沿海以及厦门，就有着自己的想象。

刚来厦特兴奋

到厦港找渔民聊天

老包说，他来厦门是一种“缘分”。1979年他在英国剑桥大学时，遇到中国人类学家田汝康教授，他们对中国帆船与贸易有着共同兴趣，有聊不完的话题。之后，田先生介绍他认识以研究海洋史闻名的厦大南洋研究所韩振华教授，从此厦门变得离他很近。

刚到厦门时，老包新鲜感十足，借了一位老师儿子的自行车，骑到沙坡尾、轮渡、白城……找渔民聊天，看师傅造船。警察觉得不对劲，当他是“特务”抓起来。因为怕连累老师家人，他没敢说车从哪儿借来的。最终，厦大出面化解了误会，将他接了回去。

一份参考材料

让他结下一段友谊

老包说，自己最早在厦大时进不了图书馆，借不了书，因为图书馆对外籍人员借书有严格规定。他犯愁了，做学问怎能没参考书？南洋研究所的吴凤斌老师一听，说他办公桌上就有访谈华工的调查材料，第二天就把老包要的《出国华工访问录》送到他面前。这个身高1米9的大个头一看，感动得差点哭出来，回想起这一幕，至今还很动情。老包说，自己是知恩图报的人，为此，他请吴老师到荷兰莱顿大学访问，产生了许多合作项目。

上门“听故事”

为厦门老华侨立传

老包在厦门期间，与陈安尼一家关系密切，毕竟厦门能讲荷兰话者寥寥无几。陈安尼和先生陈曾唯解放后从印尼回到厦门，她在印尼长大，接受荷兰殖民教育，中文懂得不多。老包与她家成了世交，发现陈安尼是一座“宝藏”，就经常拿着录音机，到她家听她“讲故事”。几年后，老包用第一人称写了陈安尼传记《回归厦门》。遗憾的是，此书至今未翻译成中文，他说很难找到中荷双语俱佳的翻译者。

这本书在荷兰卖得很好，在老华人中影响很大。有些人读后找他帮忙寻根，Angeline女士就是其中一个。她的先生是华人，去世前表达愿望:回福建寻找故乡和家族史。老包通过厦门和福州的朋友，千辛万苦找到了，还揭开了末代闽浙总督不为人知的流亡史。

老包调侃，自己在厦门干了一件“大逆不道”之事。他知道中国人受儒家传统影响，很在意身后事。有一次他与陈安尼聊天时，说自己在荷兰已经签了捐献遗体志愿书。从此，这样的念头在陈安尼脑海里生根发芽。2007年老人去世时，成为厦门第四例遗体捐赠者，也是年龄最高的捐赠者(90岁)。

积极游说同胞

促成荷航直飞厦门

老包不但管“地下”的事，也管天上的事。有些人开玩笑说他“胆大包天”。原来，荷兰航空开通与厦门直航，他还是最主要的倡议者之一。

他经常乘坐荷兰航空，从阿姆斯特丹飞北京、上海，与荷航高管们混得活络。当听说荷航有意增加直飞杭州的航线时，他找到高层，力主直航厦门。荷航高层生怕选择厦门，会流失温州客源。但老包游说，动车已大大缩短了厦门与温州车程，不必为此担心，最后荷航决定直航厦门。现在这条航线，已成为中欧互联互通的重要桥梁。

【访谈】

从古旧档案中

“发现”厦门

包乐史透露，他这次来厦，除了参加南洋研究院60年院庆，还要给《公案簿》做个了结，吧城公馆档案也有地方需要整理和校注，得讨论下一步如何进行。另外，他和聂德宁教授合作英译《开吧历代史纪》，这是研究印尼华人史的重要史料，这次将做最后的修订。

谈成果

校注出版《公案簿》是重要合作

问:您在厦门这么多年，觉得最成功的合作是什么？

答:应该说是校注出版《吧城华人公馆(吧国公堂)档案丛书:公案簿》。我从2002年与厦大南洋研究院合作校注出版第1辑至今，已有15年，这是厦门大学与莱顿大学合作项目，多亏了厦门大学多位老师鼎力协作。这是东南亚华人华侨史研究的一项开拓性工作。要知道记录华人在东南亚的生活档案很少，因为东南亚华人识字率低，有文化的以经商为目的，没有写日志习惯。吧城(现在雅加达)华人公馆档案保留了荷属东印度时期华人的珍贵史料，《公案薄》只是其中一部分，因为是公堂记录，保存相对完整。

问:你们是如何发现这么重要的档案？

答:1990年我在雅加达时，有一位印尼老华人告诉我说，这里有一堆材料马上要烂掉了，你要不要来看看。我立即前去查看，好家伙！这不是传闻中的吧城公馆档案吗。从材料上看，应该是后来某个“甲必丹”(荷属时期侨民首领)的“秘书”保存下来的。经协商，我们花了一笔钱，运到莱顿大学图书馆，当时那里保管条件比较好，而档案的整理和研究，主要依托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的科研力量。

问:您用心学习闽南方言，是出于什么考虑？

答:我研究16世纪以来荷兰与东南亚交流史，早期多数华人讲的是闽南话，不学不行呀。你知道荷兰最早的汉学家胡廷克吗？他通晓闽南话，成果显著。他就是榜样。

谈学术

学术专著成畅销书是因为好看

问:您在学界内外广为人知的著作，应该是《中荷交往史》《看得见的城市》和《苦涩的结合》。作为严肃的历史学家，学术专著却成了畅销书，您有什么成功秘诀？

答:《苦涩的结合》作为非虚构作品，荣获“金猫头鹰奖”，被翻译成多国语言。这个故事最初是我博士论文的一章，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访学期间，知名历史学家戴维斯女士(《马丁盖尔归来》作者)告诉我，不要浪费这个题材，它可以发展成适合广泛阅读的故事。

一位投机者娶了富有的寡妇，企图达到迅速致富的目的，可是新娘是带刺玫瑰，她不依不饶地跟他打了一场马拉松式官司，最后输了。作为历史学家，我不满足于讲故事，而是以故事为线索，展示十七世纪荷兰与远东的历史脉络。

问:您的著作中日常生活与人物一直是描写的重心,《看得见的城市》在最后一个章节不忘描写人们经历到的“个体时间”，您说要让读者“聆听三个港口城市中人物的声音”，这样的路数与国内学者有什么不同？

答:我有意识地撇开对历史上重大政治事件及人物的研究，这也许有布罗代尔“三个时间”理论的影子。我关注历史上不起眼的人物，比如印尼归侨陈安尼、北大年的华商恩浦、巴达维亚的老中医周美爷、不屈不挠的柯尔利亚。

我至今带出40多位亚洲学生，一直鼓励他们从自身体验出发，关注身边的历史和人物，比如在吧城公馆档案中有许多与厦门有关的记录，可“发现”另一个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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