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两个人的事儿说说——《一句顶一万句》与《我不是潘金莲》

但我实在喜欢刘震云的幽默，也喜欢他对中国人的那点恶意的善意——恶人有什么人磨呢？拗人。所以这两部骗子里，我们都能看到执拗到近乎偏执的人，并且这些人还渺小，人小理不小。《一句顶一万句》是男人被戴了绿帽子的故事，而《我不是潘金莲》则是女人被绿。《我不是潘金莲》原本想起个关于“严肃”的题目，毕竟小说中正文部分有了关于严肃的某种实实在在的反讽。可是，让一个被戴了绿帽子的女人拥有“潘金莲”的称呼，似乎更为荒谬，当然也更为卖座。

李雪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其实就是一个过日子的女人。一个过日子的女人有很多过日子的智慧，但是当她过日子过得好好的，为家庭牺牲良多的时候，她却被家庭抛弃了，所以愤愤不平，所以她开始用她一贯的关于过日子要讲理的逻辑开始她的执拗。

你看她做的事儿——她想与丈夫离婚，只是需要丈夫或法律承认，丈夫就是在她假离婚期间与别的女人在一起，她不是想复婚，而是想复婚之后再离婚。所以听到这个事儿的人都会劝一句，你已经离婚了，那么认真干嘛。可是她也会回复一句，这不一样。诚然，不要试图说服一个装睡的人，更不要说服一个执拗于理儿的人，错就是错，对就是对，小说中的李雪莲说了，她还要告自己呢！因为她欺骗了政府呀，她因为想多要一个孩子假离婚呢。

电影中也说了，先告诉你是为了分房，再告诉你是为了生娃。我喜欢冯小刚的野心，也喜欢好导演对电影有限性的谨慎使用，就那么两个小时，总要省着点用。房子和孩子早就是中国人普遍关注的两大问题，只是在关注这两个问题时候，大家喜欢用很多政策外的东西来弥补民间普适性的理儿——房子凭什么那么贵？孩子为啥不让生呢？

只是占便宜的理儿在受委屈那里从来不占理。于是，受了委屈的李雪莲开始了告状。李雪莲究竟是不是刁民呢？如果李雪莲的丈夫没有抛弃她，她会不会告自己欺骗政府呢？你会说，不会，她不是疯子。可是，欺骗政府就对吗？李雪莲的意思就在于，她认为的对错都是自己的对错，她认为的对错也是我们在生活中普通人的对错——沾点不损人的光，恨一些撒大谎的欺负人。只是李雪莲的错误在于，她的天真。房价和孩子，当然存在某种不对，是社会层面的不合理，可是一旦受委屈，你竟然要求助不合理的源头，这注定悲剧。你别着急骂李雪莲傻，因为除此之外，别无他路。杀人痛快呀，可是杀人仅仅在武侠的世界里才被嫉恶如仇，杀了才皆大欢喜。

心寒之处在于，侠义的世界不存在，现实世界有规矩，宗教的世界开了某个门。可主角为什么都去保佑恶呢？无论是牛爱国要杀人，还是李雪莲希望丈夫受报应，都是如此。原因在于，某种公共秩序的缺失，以及公共秩序订立方的无为

所以，无论是《一句顶一万句》还是《我不是潘金莲》，前者压根儿没有政府什么事儿，离婚也被男主角当成让出轨女人收到惩罚的手段，除了结婚时候，那大大的公章，仿佛政府不存在。男主角遇到事儿，买了两个巨大的、平日里舍不得给女儿买的苹果拿去拜佛了。《我不是潘金莲》更是在佛祖打了好几个来回，李雪莲虔心祷告。宗教在很大程度上被群众接受，多半因为其没有任何被规定，每个人心中都有所求，甚至人与人之间的所求是相悖的，但是这丝毫不能减弱宗教的公正性，因为每个到来的人，无论有何所求，至少在说真话。

刘震云的作品不就是想得到的一句真话吗？在虔诚跪拜的人群中，你未必能看到善美，但真是存在的。我想，好的小说和好的电影，大概也如此。艺术家们绝对不会企图规定永恒真理，世界被荒诞、无知、迷茫充斥着，他们总是能言善辩，与同时代人心中那点讲理的执拗惺惺相惜，哪怕是愚昧可笑的无稽之谈，也去发现、放大并且仗义执言。

我实在欣赏刘震云与冯小刚在作品中展现的狂傲。聪明人一定占领了某种高度，在那高度上点燃一点远古的侠气，面对知音把酒言欢，面对误解一笑而过。

电影中，你能看见范冰冰在江湖面前遗世独立的身影，从镜头开始到最后结尾，做了某种对应，这让我们思考关于侠义的真正内涵，未必是知识分子，未必掌握人世间所有的高尚，但是心中有公理。

无论是牛爱国还是李雪莲，都执拗得可爱。无论是画家魏东片头的插画还是圆形的人情，方形的法制，都在结局处圆里有方，方里有圆。莲花可爱，没有攀比没有金钱，往往出淤泥而不染。这是清廉呀，请我们再去看一看李雪莲，雪色洁净，你说不定能看到含泪的笑，并发现笑过之后心里的堵。

但见东篱下

有白菊。

萎靡形枯槁，

哀欲泣。

吾虽过路客，

不忍睹。

况复护花者，

更唏嘘。

——谷崎润一郎

作者：王玉

青年作家，艺评人，生于80年代，山东济南人。爱好研究《红楼梦》的小女子，不想于世俗中落得“白茫茫一片真干净”，便为梦想而负笈桂林求学。目之所及风景如画，机缘巧合之下，沉浸在东西方文化电影文化之中，著有《莫言评传》《歌影江湖》《黄霑：你道简单是声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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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徐美华 矫欣言

审核：刘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