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
编者按：近年来，国内的学术泡沫、学术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已引起社会各界包括教育行政部门的注意。学术研究是求真知求新知的高尚事业，自有其伦理底线，容不得弄虚作假、抄袭剽窃。学术界的因循苟且，助长了学术腐败现象。单靠“自律”，恐怕已经没什么指望了。《南方周末》在知识界有很多读者，我们愿意为学术、文化批评提供一个平台。
汪晖的“第一桶金”
《反抗绝望 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是著名学者汪晖的博士论文。该书已有四个版本：1990年台湾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繁体字版、1991年上海人民版、2000年河北教育版、2008年北京三联版。汪晖为2000年的版本写了“新版序”。在“新版序”中，汪晖说：“鲁迅研究是我个人的学术生涯的起点，这一点至今对我仍很重要。”取得博士学位后，汪晖即离开了中国现代文学领域，投身于一个更宏阔、更富于挑战性的学术空间。但是，《反抗绝望》这本书，却是奠定汪晖学术地位的著作，用一句俗话说，是汪晖的“第一桶金”。此书出版后，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产生重大影响，很快成为这个领域的名著。
由于生性懒惰、不求进取，我一直没有读过这本被一些人视为“经典”的名著。前不久，在一家不大的书店里，遇见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反抗绝望》（该版曾多次印刷，本文用的是2000年12月版、2001年5月第二次印刷本。下引本书，同时标注这个版本和北京三联的第四版，后者只增加了一篇答记者问和“三联本跋”，跋中交待：“这次重印即以河北教育版为据，文字上未做更动。”），于是买了一本。据汪晖“新版序”，这新版本删去了原书的第四章，但将其中的一节编入第三章。另外只对个别字句有所改动。
怀着一丝歉意，也怀着一些敬意，我立即读起了这本《反抗绝望》。读完后，却有话如骨鲠在喉，不得不说。这本书对鲁迅心灵的剖析、对鲁迅作品的解读如何，在此姑且不论。我在这里只说两个低层次的问题：一是论述语言的文理不通问题；二是抄袭与剽窃问题。
汪晖的文章，向以晦涩著称。如果仅仅是晦涩，但文理通顺、并无文法上的错误，我以为无可厚非。毕竟，晦涩也是一种语言风格。康德不就十分晦涩么？并不影响其成为哲学大师。如果晦涩的同时又常常文理不通，甚至正是因为文理不通才让人感到晦涩，就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了。在汪晖的《反抗绝望》中，这种晦涩而文理不通的现象，或者说，因文理不通而晦涩的现象，就很严重。不过，在晦涩的论述中，不时也会遇上一两段颇为清通易懂的话，令我心中一喜，有如在沙漠中遇上一汪清泉，在荆棘丛中遇上一片绿草地。但同时也对汪晖论述方式、腔调的突变心生疑惑。喜用超长的单句，是汪晖的一大特色。即便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汪晖往往也要用十分复杂的句式来说明。但在突然出现的“清泉”和“绿草地”中，超长的句式不见了。一个人的论述风格为何会突然发生这种短暂的变化？
怀着这种疑惑，我做了很有限的查考，发现这种突然出现的、迥异于汪晖惯常风格的论述，往往出自他人之手。更直白地说，是从其他人的书中抄来的！没错，这是抄袭和剽窃。《反抗绝望》中，抄袭和剽窃的现象，是很严重的。而这，正是我在此要说的第二个低层次的问题。
把话写通，并不容易
先说语言的文理不通问题。
新版的《反抗绝望》，正文第一、二自然段中有这样的论述：
鲁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深刻、也最复杂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这位深刻的思想巨人以他独有的敏锐感受着自己的内在矛盾，那种精神痛楚锐利得有如承受酷刑的肉体的感觉。他频频使用“挣扎”、从“沉重的东西”中“冲出”等意象，使人感觉到鲁迅是以他的全部身心经历着内心深处的思想风暴。
正如列文森把梁启超的精神结构视为“关押自己的牢笼”一样，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也是一种宛如蛛网的意境，它是由许多无法避免的矛盾言行，各不相容的思想交织而成的。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鲁迅对自身的矛盾有着深刻的内省与自知，但却不得不同时信奉这些相互矛盾的思想，从而长久地处于精神的矛盾和紧张之中。……（p3/pp49-50，“/”前为河北教育版的页码，“/”后为北京三联版页码，下同）
以上是全书开宗明义的两段。下面对有问题的句子做一点分析。
“那种精神痛楚锐利得有如承受酷刑的感觉”， 在汪晖的论述中，这句话不算太离谱。但细想起来，仍然是有问题的。“痛楚锐利”，已经是一种比喻，即把痛楚比喻成某种尖锐锋利的东西，再说其“有如”某种“感觉”，就很别扭。再说，“酷刑”有许多种，并非所有“酷刑”带来的都是“锐利”的痛楚。
“他频频使用‘挣扎’、从‘沉重的东西’中‘冲出’等意象，使人感觉到鲁迅是以他的全部身心经历着内心深处的思想风暴。”这句话至少两处有问题。前面用了人称代词“他”做主语，后面就不能再用“鲁迅”代替“他”。因为这样一来，“他”和“鲁迅”就成了两个人。按照这句话的语法意义，是一个被称作“他”的人采取了某种行动，才让人感觉到“鲁迅”有某种表现。“以他的全部身心经历着内心深处的思想风暴”，这句话的问题就更明显了。“以全部身心”去做某事，意味着“心”已被作为一种手段、一件工具，又如何再去经历“心”中的风暴。这就仿佛在说：“以全部的碗去舀碗中的水”、“以所有的手指去搔自己手指上的痒”。
“正如列文森把梁启超的精神结构视为‘关押自己的牢笼’一样，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也是一种宛如蛛网的意境”。这句话也是明显不通的。“列文森”在这里具有主语的功能，他完成了某种行为。既然是“正如”列文森，后面就应该有人以“主语”的身份做一件类似于列文森行为的事。后面出现的人物是“鲁迅”，而“鲁迅”在这里扮演着“定语”的角色，“主语”是空缺的。到底谁“正如”列文森，没有说。其实这里的主语是论述者汪晖。是汪晖仿效列文森，把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视为“宛如蛛网的意境”。所以，对这个意思的正确表述是：“正如列文森把梁启超的精神结构视为‘关押自己的牢笼’一样，我把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视为一种宛如蛛网的意境。”（“意境”一词，在这里很突兀，且颇有歧义。但源于列文森一书的汉译，并非汪晖首创，姑不论。）“它是由许多无法避免的矛盾言行，各不相容的思想交织而成的。”这里的“言行”二字，颇不妥当。“言行”是外在的东西，如何成为构建“主观精神结构”的材料？人的“主观精神结构”可以由各种思想、知识、意识等构成。而“言行”则是“主观精神结构”的外在的、客观的表现。“但却不得不同时信奉这些相互矛盾的思想”， 这里的“信奉”一词，也是很成问题的。所谓“信奉”，是信仰并崇奉、相信并奉行之意。“信奉”的对象，通常是外来的东西。对从自身内部产生的思想，不宜用“信奉”一词。更重要的是，这与事实是不符的。鲁迅有着许多相互矛盾的思想。这些思想相互纠缠着，又相互怀疑着。可以说，绝大部分思想，仅仅是作为一种思想而存在于鲁迅大脑中，而并不被鲁迅“奉行”的。如果那些一团乱麻般的思想都被鲁迅“奉行”，那鲁迅早被送进精神病院了。
把话写通，并不容易。偶尔有一句不通的话，不应大惊小怪。但如果经常性地文理不通，一段话甚至一句话中，都有多处语法和逻辑问题，那就不是一件小事了。学术语言，也不妨有自己的风格。可以平易，也可以晦涩；可以朴素，也可以华丽。但无论哪种风格，都应该力求论述的“准确”。不能准确地表达每一个具体的观点、每一个细微的认识，又如何能保证总体的学术见解能准确地传达？按照我的理解，一个人如果有意识地写得平易、朴素，就可能少犯语法和逻辑错误。而如果刻意追求晦涩和华丽，就可能多犯语法和逻辑错误。刻意追求华丽的人，不少见。刻意追求晦涩者，也并非没有。在我看来，汪晖的晦涩，很大程度上就是刻意追求的结果。明明一件简单的事，明明一种并不复杂的思想，非要用那种绕口令一般的语言来说明和传达，只能理解成是刻意为之吧。这样做，会显得高深莫测，会让人不由得仰视、敬畏。这也就是苏东坡所谓的“以艰深文浅陋”了。但也正是因为刻意追求晦涩，便比别人更经常地犯语法和逻辑错误。这就关乎学风问题了。下面，再从《反抗绝望》中举出文理不通的几例。
……这样，人的存在的根本问题被置于哲学思考的中心，并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和哲学的出发点……（p16/p66）
“中心”、“基本问题之一”和“出发点”，这三者是并不能等同的。一个被置于“中心”的问题，却只是基本问题“之一”。这就意味着，还有些问题，虽未被置于“中心”，但却也是“基本问题”。而一个地方，既是“中心”，又是“出发点”，这让人怎样理解？从“中心”出发之后，不就离开这“中心”了吗？
……这种思维方法上的双重性使得鲁迅抛弃了价值体系的逻辑同一性，而在对民族自身的关系和对民族与西方关系的不同方面，对同一价值原则作不同解释。（p71/p137）
“对民族自身的关系”，这如何理解？所谓“关系”，要有两个以上的“主体”，意味着两个以上的“主体”之间的关涉、联系。而“民族自身的关系”，并没有出现两个“主体”，因而在语法的意义上，构不成“关系”。
……但是，既然作为民族智慧的中国文化又是这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所积累下来的内在因素和文明，那么追求民族的平等与独立也就不能不对自身的历史传统有所肯定。（p73/pp140-141）
“作为民族智慧的中国文化又是这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所积累下来的内在因素和文明”，这句话错误之多，以至于让我觉得要分析都难以措手。将“中国文化”等同于“民族智慧”，就颇有问题。文化是极其丰富复杂的。“太监文化”、“小脚文化”、“拍马文化”等，都属于“中国文化”。要说这一切都表现为“民族智慧”，恐怕很难让人认同。“智慧”与“文化”不能划等号，而“民族”与“中国”也是不能互换的概念。这些都是常识，就不多说了。“得以生存发展所积累下来的内在因素和文明”， 这就如同梦呓了。这短短的句子，错误可有一大堆。“得以”，是指在某种条件下某种目的“可以”、“能够”实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对“得以”是这样释义和举例的：“（借此）可以；能够：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的意见得以充分发表出来。”在这个例句中，“放手发动群众”，是群众的意见“充分发表出来”的条件。汪晖在此用“得以”二字，是想说：“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条件。这观点本身就是荒谬的。按照这种观点，“中国文化”是先于和独立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东西，这岂非天大的笑话？如果仅仅是这样，也就罢了。但又说“中国文化”是民族“得以”生存发展所“积累”下来的东西，这就更不成话了。“生存发展”和“积累”这两个动词（姑且把“生存发展”作为一个动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时出现在“得以”后面的。这就等于说“土豆是农民得以生存发展所种植的粮食”。换成这样一个简单的句子，其错误就不难看清了。
还有，“文明”这一概念，也用得很不谨慎。这就等于说“文化”是“文明”。如果“文化”与“文明”是可以划等号的，就等于说“土豆是土豆”；如果“文化”与“文明”是不能划等号的。这就等于说“土豆是大蒜”。无论哪种情况，这种表述都是有问题的。
其二，文化发展形式的类似尚不足以对鲁迅所肯定的现代西方的价值形态给予充分的肯定，于是，他又在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分析中寻找文化价值之类似。（p74/p141）
这仍然是一番梦呓般的话。最显眼的是两个“肯定”的连用。这错误明显得不待“明眼”而后知，也就不说了。实际上，前半句是没有主语的。谁“不足以……肯定”？没有说。后半句有一个人称代词“他”。依据前后文，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他”就是“鲁迅”。但在语法的意义上，这个“他”是谁，却是不知晓的。还有，“在……分析中寻找”，也是不通的。正确的说法是：鲁迅又通过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分析，寻找文化价值的类似。分析是寻找的手段，不是寻找的场所。
……对现代价值理想的认同使他获得了现代知觉性，发现了生活于其中的生存方式的无聊和荒谬。（p82/p152）
应该是先有了“现代知觉性”，才能有“对现代价值理想的认同”：因果关系不能颠倒。而“生活于其中的生存方式”，也有些荒谬。难道人是生活于“生存方式”中吗？难道花是开放于“开放方式”中吗？难道飞机是飞行于“飞行方式”中吗？难道堕落者是堕落于他的“堕落方式”中吗？
……正史固然涂饰太厚，如密叶投射在莓苔上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碎影，不易察出底细，但野史杂记却了然得多。（p89/p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