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是为了减少猜忌与增加共识
2015年10月24日～10月25日，第十一届北京—东京论坛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困难与举措：如何发展长期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东亚的未来与中日两国应发挥的作用”。500余位来自中日两国政界、经济界、学术界、传媒界的嘉宾和省市代表，在双边政治与外交、经济贸易、媒体与文化、安全，以及特别5个分论坛中，对涉及中日政治、外交、经贸、安全、文化、环保、旅游、地方合作等领域的重要议题进行了讨论。
北京—东京论坛从本届开始，已经进入了第二个10年。11年时光，中日关系尽管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起伏与波折，但综观11年，北京—东京论坛作为中日“民间外交”的重要平台，对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几年来，中日关系处于难以言说的“冷淡”状态，这种状态自然是由于日本执政高层接连做出的一系列严重损害中日关系互信的言行所直接造成的。但是，为了中日关系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同时为了顺应中日两国人民以及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求和平、谋发展与促共赢的时代潮流，在2014年11月7日中日双方达成了四点原则共识，而四点原则共识是建立在严格遵循中日间已经签署的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与精神的基础上，所以中日四点原则共识的达成，就为中日关系接下来的转圜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而今年的第十一届北京—东京论坛就是中日四点原则共识达成后召开的第一届论坛。因此，该届论坛也就具有了别样特殊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中日关系的“民间渠道”对中日关系的改善与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就是中日关系的“生动写照”，而“民间先行”、“以民促官”这一中国外交思路，也正好恰到好处地促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恢复。可以说，没有中日“民间外交”的先行先试，没有中日“民间外交”的破冰，也就没有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开始。
“对话”这一现代汉语词汇是这样解释其含义的：双方或多方之间接触或会谈；指对立或无联系的国家、集团等之间所进行的接触或谈判；也指政府机构负责人士等与群众就某些问题交换意见的谈话。我们这里的“对话”，显然可以拿第二种释义来解释，即“对立或无联系的国家、集团等之间所进行的接触或谈判”。
对话，就是为了使处于对立的两个国家，找到一种沟通的渠道，以便能增信释疑，从而找到减少猜忌、增加共识的办法或者举措，北京—东京论坛无疑就是为了“对话”而来，无疑就是为了“增信释疑”而来，无疑就是为了减少中日两国之间的“猜忌”与增加中日两国之间的“共识”而举办的对话会议。
只有对话而不是对抗，才是中日关系的共处之道。中日关系跌入持续多年的“冷淡”状态，这自然不是一件好事。举办北京—东京论坛，就是让日本方面深刻认识到，历史与领土问题是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绝不能触碰的高度敏感问题。正是因为日本执政高层在近三、四年来，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冲撞中日关系中的高度敏感问题，才致使中日关系“冷却”。不是中国方面不想发展中日关系，而是从根本上说，日本方面的“所作所为”，已经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与尊严。如果日本方面再不去深刻反思与警醒，就难以再去深入探讨“继续深入推进中日关系发展”这样的“豪论”。
只有对话，且是深入持久有效的对话，才能寻获中日关系“更上一层楼”的启迪与智慧。11年来，北京—东京论坛经历了风风雨雨，但始终坚持以“对话”的姿态，深入持久地在两国各界有识之士之间广泛地开展对话，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只有对话，而且是深入持久的、行之有效的对话，才是推动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一条重要渠道。中日关系如何才能避免“冲突”？如何才能找到“更上一层楼”的良方？如何才能使中日关系“持久健康发展”？这是每一个关心中日关系的人士都在苦苦思索的问题。开拓领域、拓展渠道，多方面、多视角对话……中日关系涉及到方方面面，涉及到多个领域，只有广揽各界各领域的有识之士，从多个渠道、多个领域、多个视角，进行广泛深入的对话，这或许是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期的中日关系如何才能有所深入发展的一条路径。这条路径，再经过多年的摸索，或许可以从中寻获中日关系“更上一层楼”的启迪与智慧。
只有对话，也才能找到合作共赢之有效方法。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5月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着重指出：“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越是两国关系发展不顺时，越需要两国各界人士积极作为，越需要双方加强民间交流，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创造条件和环境。”对抗与零和思维，对中日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没有任何好处，而中日关系要想发展，合作与共赢当是两国关系的必然选择。而如何追求合作与共赢？在中日关系仍旧存在难以回避的敏感问题这一现实困境面前，在日本政坛仍旧还有顽固的右翼保守政客在叫嚣的时候，对话——通过两国民间期盼中日关系改善与发展的有识之士的深入对话与交流，才能逐渐找到适合中日两国关系继续深入发展的合作共赢之有效方法。（庞中鹏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