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迪伦：最熟悉的陌生人
其实，直到现在，在中国，鲍勃·迪伦仍然还是一种小众的存在，他的幽深与愤怒，的确是摇滚的属性，同时也是诗的属性。
2011年，是鲍勃·迪伦第一次在中国开演唱会。作为神一般的存在，他曾在乐坛掀起过一阵旋风。当时，时任本报记者王俊曾前往香港观看了他的演唱会，并撰文探讨鲍勃·迪伦到来的文化意义。如今看来对我们理解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鲍勃·迪伦亦颇有裨益。
◎ 王 俊
4月3日，台北——4月6日，北京——4月8日，上海——4月12日，香港。这是2011年，世界当代文化殿堂中的传奇人物——鲍勃·迪伦在中国踏过的轨迹。
当时，大师尚未抵埠，关于大师的舆论声浪已沸腾，在各路文艺青年的唇边喧嚣。
然而，对作为坊间话题之外的迪伦，真正了解的人究竟有多少？即使在西方，鲍勃·迪伦都是一个复杂难解的文化方程式，更何况在东方。人人都听说过他的大名，都以谈论他为荣，然而，那个被概念化之外的迪伦，却依然是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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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1965年，鲍勃·迪伦被视为民权运动旗手的那个最火红年代，当美国“紧急国民委员会”欲为他颁发“自由奖”时，拒绝领奖的迪伦如此尖刻地奚落大众对他本人的追捧和热情。
“民谣教父”、“摇滚巨人”、“诗人歌手”、“民权代言人”、“抗议领袖”、“游吟诗人”、“反战歌者”、“叛逆者”，甚至“时代旗手”、“一代人的良心和代言人”等等，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到如今的中国，人们习惯于毫无节制地将各种“美誉”戴到迪伦的头上。
专门研究迪伦的台湾乐评人张铁志对记者说：“在许多人心中，鲍勃·迪伦无疑是音乐史上抗议歌手的‘最佳形象代表’。在很多‘文青’的心中，他和诗人艾伦·金斯伯格、黑色幽默小说家约瑟夫·海勒一道，成为上世纪六十年代文化象征的‘老三件’。”他观察到，作为文化符号的迪伦，显然比作为音乐人的迪伦更受到公众待见。
迪伦在乐坛横空出世的那个年代，恰值美国民权运动和左翼反战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他所创作的《答案在风中飘》、《大雨将至》、《战神》等词义隐晦、充满暗示性的民谣歌曲，因此适时地被民众拿来，推崇为民权和反战运动的“圣歌”。渐渐地，迪伦的歌曲溢出了音乐本身的边界，成为某种精神气质的表达者和塑造者。
然而事实上，虽然迪伦曾与马丁·路德·金共同站在民权运动的街头，虽然他与艾伦·金斯伯格、杰克·凯鲁亚克一度过从甚密，然而，迪伦却从来都与主流的社会运动若即若离，他反对外界对他作品的过度解读。当记者问，《大雨将至》是否影射了古巴核弹危机，他没好气地回答：“大雨就是很大的雨，不是原子弹。”当万众追捧那首《答案在风中飘》时，他嘲弄说：“写此歌的时候根本没觉得它好在哪里。”
迪伦一再宣称：“我不想出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那幅集体图景中”，“我不是任何人或任何事物的代言人，我不过是一个音乐家而已。”他绝不自诩为真理的代言人和真相的发现者，而是近乎刻意地与当时轰轰烈烈的嬉皮文化和社会政治运动保持距离，甚至不惜用“撒谎扯淡，吵吵嚷嚷”来抹黑那个年代。
乐评人李皖认为，迪伦“不一定最在乎时代，但一定最在乎他自己。”在被世人看重的那些所谓“时代战歌”之外，迪伦所看重的是有着更多个人隐情和悲苦的自传歌曲。但悲剧的是，他一直在被当做“公众精神偶像”的道路上越传越谬，越误解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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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好莱坞大导马丁·斯科塞斯为鲍勃·迪伦拍摄的传记片《无处为家》中，不厌其烦地讲述了下面这个著名的故事：
1965年，美国纽约的新港民歌节上，曾经凭民谣演唱独步天下的迪伦出乎所有人意料，将吉他插上了电，用15分钟的摇滚表演宣告了对自己的颠覆。结果，此举冒天下之大不韪，迪伦背上了“民谣叛徒”的恶名。
次年，在英国曼彻斯特的一场演唱会上，迪伦在台上用摇滚制造喧嚣时，台下突然有人高声骂道：“犹大（意指叛徒）！”决心与大众品位为敌的迪伦二话不说，他用力跺脚，回头吩咐乐队：“把音乐玩到最大！”他重重地拨响电吉他，仿佛要与过去的自己和一切不相信他的人决裂。
这才是真正的迪伦，一个桀骜不驯、永远都在反叛的迪伦。他半个世纪的音乐生涯中，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自己既有风格的革命。
迪伦在1961年初抵纽约时，本来是怀着对民谣巨匠伍迪·格斯里的无限景仰而准备模仿一把南方民谣的。然而，他所见到的伍迪·格斯里在病榻上奄奄一息，声音绵软，打破了他对乡野民谣的幻想。迪伦改从格林尼治艺术村的街头歌手那里学来了口琴，并把垮掉派的诗歌融入歌词，终于一唱天下知。
然而，两年后，如日中天之时的迪伦在听到“动物”乐队将他的歌曲《旭日之家》改编为摇滚时，被惊得跳下汽车座椅，那种“完全无礼的改编”在他眼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音乐世界，从此决心投入摇滚的怀抱。
“不要在教堂里吹口哨，不要在民歌节上唱摇滚”，虽然在当时的美国音乐界有这样的警示，但迪伦依然在新港民歌节上用摇滚的声浪惊世骇俗。
1966年在伍德斯托克骑摩托车出了车祸后，迪伦隐退两年。复出后的他令人惊讶地回归了田园风格的民谣，只是更加诗化、哲理化。之后，他又在布鲁斯、爵士与民谣融合的道路上狂奔。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风格再次转向自省的宗教福音歌曲。进入老年后，他让原先砂纸一样的声音变得甜腻、悦耳起来，依然不管外界的质疑，率性而为。
迪伦利用民谣的多义性，迷惑着人们追求真相的企图：“民谣是难以琢磨的。一首民谣有一千张脸，只取决于谁在演奏、谁在倾听。它不提供真相，只启发你辨识生活的假相。”
这就是迪伦。他总是在时代的远方一骑绝尘，总是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吸引你转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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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迹象显示，中国人对鲍勃·迪伦的了解指数，似乎并没有对他的热情指数那么高。
资深乐迷贾维曾做了个小调查，结果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能完整地唱3首以上的鲍勃·迪伦作品。因此，他不得不提议张晓舟、郝舫等乐评人写一份《鲍勃·迪伦简明指南》，普及一下关于迪伦的音乐常识。
乐评人郝舫说：“迪伦的伟大是毋庸置疑的。但就像有人硬捧着晦涩的文学名著宣示品位一样，对迪伦和他的音乐不求甚解的人们却朝着他一拥而上，只不过是在集体消费一种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