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送不出的别墅 新旧交替下的“村戏”
送不出去的别墅？
近日，一则名为《富豪捐2亿建258套别墅赠乡亲，房子却分不下去》的新闻引起了不小关注。新闻称，广东湛江富豪陈生在家乡筹建了129栋共258套别墅准备无偿赠送村民使用，该工程却在交付之际引发了重重争论：有村民因子女结婚要求再多分一套房，有村民户口早已外迁，却也联名写信要求分房，有村民因该工程拆旧房而要求赔偿，更令人头疼的是，已到交付期的别墅在本月初连续遭人恶意破坏，施工方不得不增派人力抓紧维修。
消息一出，舆论的矛头似乎率先指向了村民。不少网友表示“人性贪婪”、“村民不懂感恩”。徐甫祥在评论中认为，陈生面临的烦恼实则源于个别村民占“小便宜”的心理——面对天降的别墅，个别人人性中“贪婪”的一面浮现，继而从“感恩”演变为无度的索取。然而企业家赠送别墅本就属于一种无私的回馈而非村民理所应当的权益，对这善举，村民实在不应再存非分之想。当然，也有人在承认“人性自私”的基础上，认为送别墅这一慈善之举未考虑到人性的复杂，因而未获得预期之内的结果：杨鑫宇便认为别墅送不出的真正原因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孩子快成家的村民要求新房，旧房子主人要求补偿，这些说到底都是对“不均”感到不满，对获利更多的人感到嫉妒。“白送别墅”从一开始，就是个过于轻率的决定。
但随着争论深入，这次事件纠纷的复杂性也逐渐显现。根据界面记者梁宙的报道，我们看到：
其一，“送别墅”一大争议点在人口和分户变数上。别墅的分配是以2013年登记的户口数为依据的，然而在5年间，各家庭人口和结构早已发生不小变化——随着儿子成长后与父母分家，当初按一个户口登记的家庭如今早已分为两三个家庭。有村民反映，“有两三个户口，三四个人分到一套别墅，而我们家11口人也是分到一套别墅”，“不够住”确实是一大难题。
更棘手的问题在旧房拆迁上。据称，别墅第二期的修建需要拆除旧村场，但对面临分家问题的村民来说，若拆除老屋，则不得不面临别墅拥挤，但又无新土地再建房的问题。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指出，宅基地是老百姓的命根子，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对土地的眷恋都是很深的；拿宅基地换产权房未必人人情愿，何况各家庭宅基地有大有小，换成统一面积的别墅，“不均”之愤自然更加突出。
正如评论人“马前卒”所说，村民的要价或许很高，但依据并不离谱——希望按既有宅基地面积，家庭数量、人口数量，或是男丁数量调整房屋面积。这些诉求也许缺乏法律依据，但肯定符合乡村习惯法。说到底，就算是慈善，也必须在详细了解农村的习俗、文化与现实情况后商量着来。
另一种反思则指向这种慈善方式本身：直接捐房式慈善真的管用吗？“马前卒”便指出：
首先，捐赠的是纯粹的消费品而不是道路、医疗、教育等生产性资源，何况这消费品还不是必需品——对有房的村民来说，别墅更近乎一种“奢侈品”或者消费升级的选项，对非必需的消费品，“还是让每个人自己购买矛盾最小”。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过于“奢侈”的捐赠反有可能打击乡村现有的社会机构与文化。村庄原本的经济伦理乃是建立在“自力更生-获得财富-进行消费”的积极循环上，若一下子给予村民天价的财富和生活资料，恐怕有阻碍生产积极性，甚至打乱村庄原本的生产结构及生产规则的危险。富豪送楼房虽是出于好心，却有可能犯下“用鱼肉换走渔具”的错误。
大多数评论者认为，有这送别墅的钱，不如给当地建设学校、医院，或者提升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水平，总比直接发放生产资料更好。其实，早在“送别墅”之前，捐赠人陈生便已经试图通过带领村民养土猪、种荔枝来拉动村庄发展了，对村庄教育、公共设施，陈生也给予多种资金和物资支持。据记者梁宙的报道，陈生始终怀有“城乡共荣”的理想，即家乡的企业家们致富后，反哺家乡，投资金回家乡建设，让村民过上像城里的生活。然而早在养猪、种荔枝等项目上，部分村民已经因资源分配不均对扶贫的公平性产生的异议，不过在“送别墅”上类似异议显得更大。陈生的美好愿景和村民实际感受之间的“错位”显现出，“慈善”或“扶贫”绝非一方慷慨捐赠，一方感恩手下那么简单的过程——它需要考虑到人性的复杂，需要尊重村庄原有的习俗、经济伦理与生活方式，更需要在涉及巨大利益分配项目时纳入代理人议事、共同谈判等制度性规范，以公平来避免额外纠纷。
《村戏》：新旧交替下的农村故事
本周周报另一个话题同样牵涉农村和土地，不过是银幕上的农村“分地”故事。导演郑大圣的《村戏》自点映以来获得了良好口碑，电影本身呈现的争议性故事也引来了许多关注。
几个要点有助于我们理解这部电影形式和内容上的特殊性：
首先是“乡村的”——这是一部从背景、故事甚至到选角都扎根乡村并力图再现乡村的电影。导演舍弃了电影明星和职业影人，最终选定了河北省井陉县的一个民营的晋剧团作为电影的演员群体。郑大圣称，这批基层演员多才多艺，行当齐全，常年在太行山麓间巡演，“他们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乡村生活质地与气息”，这使得影片中人跟人、人跟景在乡土背景下毫无缝隙地接合成一个整体。
其次是“历史的”——导演以上世纪80年代，即“公社”式政社合一的集体主义制度瓦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现的时期作为影片的故事背景。为呈现这个特殊的转折年代，影片使用了独特的拍摄方式。学者戴锦华便看到，电影除部分场景留下了红和绿外全片以黑白为主色调，同时，导演大量使用浅焦，使观众难以在观影时获得一个具有纵深的、清晰的视野，这种“雾障”感恰好体现了观众和那个年代之间因政治、经济、文化或情感上的含混距离。
概括地说，这是一个新旧秩序更替时期的中国农村故事。影片以“唱大戏”为线索，实则围绕“分田”的斗争，呈现转折时代间集体的没落和普通个体的遭遇：作为民兵连长的王奎生为保护作为集体财产的花生地在一次偶然下害死了女儿最终发疯，而当80年代农村改革启动后，疯子奎生所忠诚守护的九亩半土地成为众人觊觎的财产；最终，村民将奎生送往精神病院，终于分得那块肥地。
就像大多数人会下意识地指责“送别墅”事件中村民贪心或自私一样，大部分观众在观影结束后往往也会将矛头投向村民，在故事里，村民为私欲先后两次出卖王奎生，第一次逼他用女儿的死换来救济粮，第二次则直接靠逼走奎生获得田地。而王奎生呢？他是不同制度里被出卖的同一批人，他在“非常”的年代里变疯，又在“正常”的年代里被舍弃，他是个人与集体矛盾的受害者，是村民利益与欲望的牺牲品。
但这个故事仅仅展现了集体对个体的戕害吗？仅仅是为了控诉某种集体的恶或无情的利己主义吗？评论者“水坑路”在《 村戏 ：“似非而是”的伤痕电影》中却提出了不同理解。
作者首先指出，尽管大多数观众会对主人公王奎生产生情感性的怜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在真理层面上接受他的疯狂状态。直到被送走时，王奎生仍然忠诚地挂念着自己保卫的“集体财产”，并向村支书大喊“守住花生”，这种状态正映射着王奎生所守卫的集体主义历史。观众们怜悯奎生，心里盼望着奎生能正常起来，答应合理的分地要求，但这种“精神正常化”和“财产私有化”的愿望，恰恰正是村民的思考范式。换言之，我们虽然看上去比村民更仁慈、更有同情心，但在意识形态上仍与村民共谋。
在此意义上，王奎生的疯狂和离去几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悲剧，奎生必须被送走——因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否定此前来赋予自身合法性，作为民兵连长的、守护集体财产的奎生，就像那段历史一样，都必须被真实地“告别”。导演尽管引导观众产生了对善良的、忠诚的、被愚弄的奎生的怜悯，但这种情感上的认同正对应对那段特殊历史的否定。
可被质疑、被否定的又仅仅是那段历史吗？“水坑路”继续写道，如果说王奎生第一次被逼疯的情节体现了导演对集体生产年代历史实践的疑问的话，奎生第二次“被”疯狂，则表现了导演对改革后历史同样留存怀疑。正如另一位影评人石川所说，这部影片并不期望简单将一切罪恶划分到某个“极端”的年代再加以控诉，仿佛在那时间分界线以前的都是坏的，而现在的我们都是无辜的。在清醒与疯癫的张力叙事之间，导演向观众开辟了一个反思的空间：我们看到的恶是特殊的、结构性的恶，还是某种一般的、平庸之恶？
当然，影评人也看到，《村戏》所表现的反思、否定、质疑、焦虑或某种近乎“虚无”的态度，部分也是由于导演视野本身的局限。“水坑路”便认为，电影并没有正视和呈现中国农民的主体性，而是将其化约为一种暴力装置，一种为了私欲而不惜牺牲他人幸福的乌合之众，一种黑暗的群体动力学，这种对群众的过度否定在事实上阻碍了公正探讨历史的可能。戴锦华也认为本片对历史的展现有些过于扁平了：一味围绕奎生的主观视角而忽视村民的心理，则易于走入“疯子才是智者”的立论，似乎疯子才是受难者，是社会良知的代表；她肯定了导演触碰和介入历史的尝试，但也表达了对更丰富的表现层次和更复杂的体察路径的期望。
在和评论人的对谈中，导演郑大圣坦率地分享了自己在电影拍摄过程中的疑惑和焦虑：对历史，“我大概知道，但是无从知道，我又很想知道，这个焦虑我是有的，这也是我拍这个片子很朴素的个人动机”。正如戴锦华所说，导演并不是以“我知道”的方式，而是以“想知道”的方式去拍电影。《村戏》并不尝试对历史盖棺定论，它期望开显一个空间，一个共同回忆、体验和反思的空间。(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