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　精神成长是一生的事业

“与其活在别人为我们指定的角色中,不如制定自己的标准,去探索,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力。”

文/本刊记者 华南

做一个幸福的女人,这是天下大多数女性的渴望,杨澜同样不例外。

如何向幸福进发,则是长期以来女人间不断关注探索的话题,杨澜也在此列。

2014年4月26日,“天下女人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几十位中外各界学者,从科技、管理、文化等方面,与300多位嘉宾共同探讨关于幸福——“女性的声音和选择”。

当刚刚度过46岁生日的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媒体人、企业家、论坛发起人杨澜,真诚地阐释道:“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体常常是无知的。有些女人认为,无节制地为家庭做出牺牲,在身体和情绪上默默忍受是一种美德。其实,一个健康和快乐的人,才可能更好地爱别人。其实努力协调‘身、心、灵’的平衡,才有助于身体与情绪的健康、事业与家庭的平衡、还有精神的成长与超越。

主动选择的人生

美丽智慧、优雅知性,开创了成功的事业,在公众眼中,杨澜是优质女性的典范。她展现出来的是一个多角度的形象,被称为“中国的华莱士”。但这个看似一直被上天眷顾的女子,实则并非一帆风顺。正如杨澜自己所言:“我的生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没有完美。有的人说杨澜你一直很顺利,我都只是无奈地一笑。我没有办法跟每个人去解释我的艰辛和失败。”

生于1968年的杨澜,出生不久后就被送到上海外婆家寄养。这位勇敢睿智的老人,对杨澜一生的成长产生了深刻影响。忆及外婆,杨澜语带敬佩:“上世纪20年代,为了逃避包办婚姻,外婆深夜离家出走,靠一双解放脚(裹了一半又放开的脚),风餐露宿从浙江小镇逃到上海,在服装工厂做女工自食其力。那年她17岁。生命直觉的反抗让她发出自己的声音,作出主动的选择,自我意识的觉醒战胜了对未知世界的恐惧。”

然而实际上,直至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杨澜骨子里仍是一个缺乏自信的人。那时好多同学听力能得A,杨澜老是得A-、B+什么的,这让她非常苦闷,每天晚上都在日记里写上:“明天我要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一定要充满信心地把自己的听力提高上去。”但是第二天一上听力课,还是不懂。半年多之后,杨澜的听力成绩慢慢上来了,她才恢复信心。这段看似无关紧要的经历,在杨澜心中始终挥之不去:“我很羡慕周围生活中一些棱角更分明、更有创见和个性的人。我经常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有才华和极端聪明的人。”

杨澜大学毕业时,参加《正大综艺》栏目主持人招聘,刚一面试就“反客为主”。“当时制片人让我做一段自我介绍,我反问道,听你们的要求,无非是要找一个青春靓丽的女孩子去做花瓶,为什么中国电视上的女主持都要这样?她们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呢?”

为什么要做一支傻傻的传声筒?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想法?我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观念一直穿插在杨澜日后的工作生涯之中。

在《正大综艺》做主持人的四年,让广大观众认识了杨澜并就此难忘。当时她与赵忠祥的合作已经达到了一种境界。轻松随意的主持风格,丰富多彩的节目内容,使杨澜的人气指数快速上升。1994年,从事电视主持仅四年的杨澜,就获得了中国首届主持人“金话筒奖”。这是中国电视主持人的最高荣誉,在很多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的心目中,杨澜不仅仅是当时最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也是当时中国最杰出的女性之一。

就在事业蒸蒸日上之际,杨澜却在录完200期《正大综艺》后背包远行,奔赴大洋彼岸,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及公共事务学院,攻读国际事务硕士学位。

“为什么当时我会离开《正大综艺》?这是不断有人问我的问题。我不知道是否说清楚了,激流勇退也好,有学习意识也罢,都不是问题的实质。实质是我觉得我不擅长做综艺节目。我既不会唱歌,也不懂跳舞,更演不了小品。只有一次和赵忠祥老师合作演魔术‘大变活人’,我还没走出去呢就让别人认出来了,魔术的效果一点没有。所以我想,我真没有什么艺术天分,还是老老实实做自己能做好的事吧。我什么事情做得好呢?也许从小受家庭影响,我还比较喜欢读书,还有学习的能力。所以日后开始做访谈节目,每次我都是坚持尽可能多的阅读相关资料,看所有的东西。按别人的说法:这很笨,主持人就是靠口才好,现场反应快就行了。我恰恰认为不是这样。拿我做访谈节目来说,你事先准备的程度和你做出的节目效果是成正比的。”

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两年时间里,杨澜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片人莫利斯·莫米德共同制作导演了纪录片《2000年那一班》,在哥伦比亚电视网黄金档向全美播出,创下了亚洲主持人进入美国主流媒体之先河,并获评论界好评。1996年,杨澜被选入英国《大英百科全书世界名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