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曾与胡适争论《红楼梦》 借到珍本被惊呆
胡适是周汝昌的“恩师”，但周汝昌后来谈及与胡适的关系时，一方面对胡适当年对自己的无私、热情帮助始终表示感谢，铭记终身，另一方面又多次申述自己与胡适学术立场的分歧，甚至似有“怨”言。而在“红学界”，有的人仍然在批判周汝昌“中了胡适的毒”且“不知悔改”，又有人责备周汝昌对胡适“人为地抹上许多污点”，似有“忘恩负义”之嫌。
这一切，岂不是一个万花筒？让人对红学愈增加了恍惚迷离、莫名其妙之感。其实，“理路”正深隐在这些万花筒的斑驳变幻之中。理路何在？就是“诗与学的‘分’与‘合’。
胡适除了是新红学的开山祖师之外，更是提倡白话文、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旧文学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和大将，他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他对中华文化之命运走向所起的“积极”和“消极”作用，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课题。要评价胡适对红学发展的贡献与缺欠，其实是不能单论红学本身的，而必须对胡适这个“全人”作全方位的观照。胡适的贡献是“学”，而他的缺欠是“诗”。此话怎讲？
胡适对《红楼梦》版本和作者作考证，始终标榜的是“科学方法”，他对《红楼梦》文本本身其实不大感兴趣，也没有深度研究的实力。从根本上说，胡适是以西方文化为本位的。
胡适对中华传统文化是评价不高的。他曾说过：“中国的音乐、建筑、美术、雕刻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没有地位。3000年前，商的雕刻也不怎么样。美术上，近年来都是模仿。文学上虽人才辈出，但古人路走错了，杜甫也只是会‘对对子’，少佳作啊！”1929年，胡适发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主张“全盘西化。一心一意走上世界化的路”。胡适作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整理与考证，其目的和宗旨是：“整理国故，只是要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只是直叙事实而已，使人明了古文化不过如此。粪土与香土皆是事实，皆在被整理之列。”(朱洪《胡适大传》)
曹雪芹的《红楼梦》，却是中华传统文化所孕育的一粒最灿烂的明珠，是中华文化的“百科全书”和“一条主脉”，诗化和艺术化是其灵魂和核心。所以，胡适作为新红学的开山祖师，就成了一种悖论。他既在版本和作者的考证方面筚路蓝缕，功勋卓著，又对曹雪芹其人和《红楼梦》其书认识偏颇，自我表白“差不多没有说过一句赞颂《红楼梦》文学价值的话”，认为曹雪芹不过是一个“满族新旧王孙与汉军纨绔子弟的文人”。
周汝昌——感悟体会的诗人型学者
历史因缘际会，胡适助引周汝昌走上了红学研究之路，但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周汝昌和胡适的文化认同分歧。因为周汝昌正和胡适相反，是一个对中华传统文化衷心崇拜的人，他就读于燕京大学西语系，却得出汉字语言高于英语等西方语言的结论。他浸淫沉溺于传统的诗词、书法、琴箫、戏曲、禅宗、园林、古董、梅花大鼓、民间工艺……之中，痴迷不改，终生不衰，立志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大真大善大美……因此，他把曹雪芹奉为天人，对曹雪芹原著《红楼梦》赞不绝口，相关联的就是对后四十回续书深恶痛绝，认为它篡变歪曲了曹雪芹原著的真思想和真艺术。故而也对胡适居然于此缺少感觉、推广程乙本《红楼梦》深为埋怨，后来屡加批评，并旁及胡适提倡白话文的功过。
胡适虽然写了“五四”后第一个白话诗集《尝试集》，本质上却不是一个诗人，他对曹雪芹和《红楼梦》太缺乏“理解的同情”。周汝昌却是一个地道的诗人型学者，而且是中华传统型诗人。加上其他条件，周汝昌进入曹雪芹的精神世界，一生都在感悟、体会、阐释着《红楼梦》的灵魂、精义。周汝昌实际上开创了不同于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之另一种新中国的“新红学”。
胡适和周汝昌在学与诗上的这种“分”与“合”之悖论逻辑。以胡适和周汝昌为节点，其实一直贯穿着此前此后二百年的红学演变，几乎有关红学的一切纠纷、争论、矛盾，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话，都是这个情结在起作用。摘自《光明日报》
周汝昌曾著书《我与胡适先生》，回忆他与胡适的红学交流史。
和胡适之辩论红学
念大学时，我经兄长提醒，在燕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胡适先生一直想要找的书，就写了篇小文章。写它也不是为了名和利，甚至连发表都不懂，书生气到极点！我写完了就搁在宿舍里，这就算是我完成任务了。巧极了！我抗战前在燕京大学的老师顾随先生一直跟我通信，他知道我要做学者、研究者，就说：“你也可以同时做作家，练习写，写了还可以发表，路子要宽。你要是有成稿，寄给我，我给你找地方发表。”
这么一来，我就找出两篇稿子，一篇就是说我发现了关于曹雪芹的珍贵资料的文章，另一篇是有关书法的。顾随先生把这两篇稿子介绍给一个报纸，编辑当然不会选择谈书法的那篇，那个东西没多少人懂，而《红楼梦》多有名气啊。胡先生一见到就主动给我写信，编辑在转给我之前把它发表了，这就很轰动了！胡先生说他不完全同意我在文中的观点。我一个青年，不懂得人家有多高的地位，继续跟他争辩，通了7封信，完全是学者间的讨论。
就这样的交往关系，我竟冒昧地向他借他珍藏的《甲戌本石头记》，而胡先生也竟然毫不迟疑地借给了我，我翻开第一页，就惊呆了：“原来我所见过的所谓的《红楼梦》是被大大篡改过的。”我从此走上了红学的路子，并决意要校订出新版，还《红楼梦》的真面目。后来人家批我是胡适派，我当时害怕，想否认，现在再想，也觉得可笑和愧疚。
□周汝昌(生前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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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痴儒”每年给曹雪芹过生日
与周汝昌进行过多次学术探讨的梁归智出过一本专著《红学泰斗周汝昌传》，他说，周汝昌红学特色在于“中西文化结合的中华文化本位研究”。梁归智称自己是周汝昌先生的“私淑弟子”，私是指“私下”，淑的意思是“善”，这是对自己所敬仰而不能从学的前辈的自称。
这位“私淑弟子”认为，周汝昌研究《红楼梦》全身心投入，并不认为研究是一种“分析”，而是一种“赏会”，取其欣赏玩味之意。他倾力去了解《红楼梦》中所提及的各种材料物件，自称“痴人”、“解味道人”。
“而我更愿意称他为‘赤子’，周先生一生经历颇多，却始终保有童真。”
梁归智说，周汝昌曾认真考证过曹雪芹诞卒，每年阴历4月26日都要给曹雪芹过生，“连自己儿女的生日都不记得！”
自谦不是书法家的周汝昌，年幼时醉心于欧楷笔法，20岁后又致力于唐人写经，笔法被称作“横逸飞动、笔笔不苟、使转敷畅、作草如真”的“周体法书”。
后来，周汝昌曾这样吐露他一生的学术追求：“我这一生是个大杂烩。我一生要做的有两个大主题，一是把陆机的《文赋》翻译成英文，这个完成了。但第二个却半途而废了，那就是把中华文学论艺术论的经典之作《文心雕龙》50篇，逐字逐句地重新考证梳理。现在社会上看到的是范文澜先生的注本，从‘表’到‘注’都过于简单。可惜这项大主题不幸中断，50篇中我都搞成了一半，可连同列的‘大表’，除其中一篇幸存发表外，其余手稿都找不见了。唉，半途而废呀！”
所以，梁归智说，与其评价周汝昌是一个红学家，毋宁称他为“中华文化学家”。周汝昌本身的诗词歌赋、书法艺术都展现了深厚文化功底。腾文